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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这4位在华语乐坛的分量是令人震惊的：总共发行70张个人专辑，发表近600首作品，爆满过350场个唱……也只有这4位唱将组成的乐队，才敢自称super band(超级乐队)。 2009年的春晚，4人联袂出场，声势逼人。然后是大规模的巡演。3月7日，台北小巨蛋，纵贯线第一场演唱会，台下观众有“台北市长”郝龙斌，知名制作人王伟忠，以及陈升、张艾嘉、庾澄庆等上百名艺人。接下来的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演唱会，据说已一票难求。 专辑的发行，则成为无数乐迷2009年最翘首以待的盛事。低迷的华语乐坛，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刺激了。 对于罗大佑来说，他要证明，自己并没有在光荣历史里沉寂下去，在华语乐坛渐趋平淡的时候，他再次出发了。聚光灯又对准了他，这位几十年中稳坐“华语音乐教父”宝座的艺术家，会有怒放的第二春吗？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过度诠释过度开采的名字，但是，我们仍然试图通过近距离的、无拘束的对话，和仔细的打量，呈现另外一个罗大佑，一个音乐之外的、深处的罗大佑。30年漂泊生涯，每座城市的回忆与感悟，对社会和时代的深度观察，对金钱政治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于生命的平常心，这些，或许是人们从未领教过的罗大佑的另一面。 南方人物周刊：罗大佑的双重生命 无论是在演唱会上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积极参加“天下围攻”倒扁运动，还是在汶川地震后出现在加州赈灾晚会演唱《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始终没有远离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实习记者 陈小瑾 发自香港 转折点 1982年，那个叫罗大佑的年轻人，还是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一天，他收到了台北市“议员”送来的一袋袋体检病历，其中，“有一个人叫谢长廷，有一个人叫陈水扁”。 就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在专辑文案中他写道：“这一趟音乐的路，走得好辛苦。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 走得辛苦的另一个原因，他没有写出来，只是在心里挣扎：那时他还没下定决心选择做医生还是做音乐。 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一家人都以医学为中心。从在医学院读书时组建“洛克斯”乐团，到写第一首歌，到出第一张唱片，一直到拿了医师牌照，医生还是音乐人，这个选择困扰了他10年之久。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时，《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起先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与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几年后，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决定推出这张专辑。不料，这个瘦削冷峻的青年一夜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这般描述当时的情景：“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眼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于是，他一边当医生，一边连续出版了《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这3张专辑。“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制造过。”马世芳如是评价。 但对当时在医生和歌手两种角色间游移不定的罗大佑来说，这却是痛苦的煎熬，“两边走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对两方面都失去信心。” 198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但是，他选择不做医生，专心做音乐，“那么多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但在音乐上，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这个决定，让罗大佑开创了新格局。不久他在香港组建自己的录音制作公司“音乐工厂”，从事音乐的开发及电影配乐工作。他将对东方曲调的探索，对一个民族的宿命所进行的精确剖析，对黄色人种的浓烈情感和故乡情怀，以音乐铺陈开来。 随后的几年里，他出版了《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有人说，这是“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他对香港前途的追问、对台湾根源的探索，对内地变动的思考，跃然于歌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另一个华语乐坛大佬级人物李宗盛谈到罗大佑时说：“我觉得从罗大佑之后，就没有看到有人再做同样的事。”而在罗大佑之前，同样没有人做过那样的事。“华语音乐的教父”，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此。 挑战者 从一开始，罗大佑就以一个挑战者、叛逆者、孤臣孽子的姿态出现。一身黑衣，长长的黑色卷发盖住了脸，不苟言笑，永远戴着墨镜，这是他最早的形象。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时代，“胸襟狭窄的执行者，就像坐在角落一边摔玩具发脾气一边啼哭的小孩子”，“酱缸里传来一股文阴阴的浓重酸气”。对于罗大佑来说，这样的环境却使得那种“多年不见的使命感就这样无情地冒了上来”。 从《之乎者也》文案里写的“歌曲审查之，通不通过乎，歌曲通过者，翻版盗印也”，到《现象七十二变》里声嘶力竭地唱的，“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从挑衅国民党的专制到抗议民进党的腐败，一以贯之的是他鲜明的政治立场。 1985年，台湾音乐人在“台湾光复40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迅速成为广为传唱的金曲。年底的大选，国民党的标语就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成为竞选的工具，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政治利用”的责难却铺天盖地般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他日后离开台湾去纽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无论是在演唱会上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积极参加“天下围攻”倒扁运动，还是在汶川地震后出现在加州赈灾晚会演唱《亚细亚的孤儿》，年岁渐长的罗大佑，始终没有远离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 “谁要利用21世纪全世界最唾弃的恐怖分子心理来影响选情、制造社会恐慌，谁就是罪魁祸首。”2004年3月27日，为抗议选举不公正，“泛蓝”支持者连续多日在台湾“总统府”前集会，几百名艺人加入其中，罗大佑主动要求讲话，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大佑给我的感觉是他为两岸三地唱的作品题材比较广，他会看台湾、香港和大陆的特点、关系，而不仅仅是市场。他很关注香港的政治、经济，台湾和香港的互动，他是个有强烈历史感的音乐艺术家、创作歌手。他这样定位自己。一直以来，他对自己的作品都非常重视，而且是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待。”罗大佑好友、香港文化人马家辉这样评价。 倒扁运动第4天晚上，身穿红衫的罗大佑来到现场的舞台上，以《心事谁人知》开场，炒热现场气氛。接下来他又连续演唱了《恋曲1990》、《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对台下热泪盈眶的施明德说，“不要掉眼泪嘛施明德，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带领着台下的无数人齐喊：“陈水扁，下台！”双手高举，声嘶力竭，激愤满怀。 马家辉还提到，“在倒扁高潮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他家喝酒、唱歌，在场的还有一两个台湾来的作家，唱到最后一句，他把原来写爱情的词改成了‘陈水扁下台’。陈水扁败选、被收押等这些关键时间，就算人在外地，他都会打电话回来，报喜一样。如果在香港，他会约朋友出去庆祝一下。” 2007年，他出席《天下》杂志创刊纪念日的演唱会，独自在台上清唱了未发表的新歌《吟》：“溶解的恩怨共邀我，别让你的光辉沉寂。” 采访当天，我们来到罗大佑家中时，他正在看《信报》，这是一份以严肃性在香港娱乐八卦的媒体气氛中独树一帜的财经报纸。交谈中，他对内地社会现实的了解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家里的书架插着各种类别的书籍：音乐、政治、历史、文化……奖杯则随意地放在角落里。30年过去，他一直没有稍减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变动的阐释，一直在路上。 另一个罗大佑 在歌迷印象中，有两个罗大佑。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用或直白或愤怒或平实的话语来讽刺政治和社会现象、表达个人思考；另一个则是伤感的、脆弱的、柔情的，用独有的长句唱着各种风花雪月的诗和百转千折的感情。 远远望去，罗大佑似乎是犀利的、不好接近的。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媒体称其“孤独的国王”、“华语乐坛里宛如‘伏地魔’三个字的名字”，他回应说：“什么时候变孤独？这么孤独吗？通常这种人都死掉，而且埋在坟墓里面了。”现在他已经不戴墨镜了。 “他很讲义气，很关心别人。有时候打电话，我讲了一两句工作上有些烦恼，或者说人际关系上有些烦恼，他不仅在电话里听我讲完，而且过两天就会打电话来问：你那件事情怎么样？”马家辉说，“台湾男人通常不太懂怎样跟人交往，像他这样的歌手，去哪里登台，车停在外面，就会有几百人围着敲车窗要签名。几十年来都是这种经历，难免就会过度保护自己。他却那么体贴，让我感觉很意外。” 和其他艺人一样，罗大佑的时间属于自己的并不多，但他很会主动合理地安排时间。“有时他打电话叫我去聚会，一打来就说，‘家辉我刚到香港，现在在机场往市区方向移动。你等一下，我一个钟头就到，我们就在家里聚会。’”马家辉说，“每次聚会，找谁不找谁，吃什么，他的主意都很明确。有的朋友会说随便、无所谓，但他总会明确提出想法来。他对生活很有主见、很有要求，住的房子要挂什么画、要选一些特别的家具，他都会自己去做，很有效率。其他人就算有这个时间，也不一定有这种品位和闲情。他对生活，第一个是懂，第二个是有主见。” 有一次，马家辉和罗大佑一起参加一本新书的新闻发布会。活动在一个商场举行，舞台后面有个小房间。“一进去就看到罗大佑在打太极。”这让马家辉很意外，“我当时的感觉，这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摇滚乐手。” 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纽约生活，罗大佑整天泡在Disco，“觉得Disco里面才有生命的意义”。随着年纪的增长，“整个人的眼界开了”，生活方式悄然改变。这两年他培养起了运动的习惯，主要是爬山，还有就是跟内地一个师傅学太极，这能帮助他“放松精神，缓解压力”。 与此同时，他依然执着于创作，时刻要求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的手臂上有几个自我警惕的烟疤，那是告诉自己勿再胡乱投入于‘思情深似海’的假象。”这可能就是那个冷峻的罗大佑对自己残酷的一面。 自1996年发行专辑《恋曲2000》之后，一直到2002年，他才开始在内地举行一系列演唱会。发行新专辑《美丽岛》后，他又是久不露面。就在人们觉得罗大佑渐渐沉寂下去，那个年代也渐行渐远的时候，他又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与李宗盛、周华健、 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乐队，继续另一种形式的创作。 他并没有真正沉寂，一直都在思考他的音乐，只是“思考的东西越多，感情就越深沉”。“其实我在家里不做什么，就是想事情，这个可能就是我写曲的状态。我的活动都在脑子里，我常常失眠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大脑里。” 在酒店里，正在接受媒体访问的刘德华发现了罗大佑，跑来跟他握手，连称“罗老师”。寒暄罢，罗大佑高举双手，为对方也为自己打气：“加油加油！” 对话罗大佑：感情要用音乐表达 想有个孩子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新浪网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我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 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纵贯线知道团结很重要 做音乐自我怀疑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人一定不能忘本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只要我的歌能流传 不用记得我是谁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 ：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罗大佑年表 1954 生于台北 1974 发表第一首创作歌曲《歌》 (电 影《闪亮的日子》插曲)，同时期创作《乡愁四韵》 1982 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并在国父纪念馆举办演唱会 1983 推出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 1984 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家》， 12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举行“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别演唱会，暂别流行歌坛 1985 赴美 1987 在纽约获颁“亚洲最杰出艺人奖”，同年定居香港 1988 推出专辑《爱人同志》 1990 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 1991 粤语专辑《皇后大道东》在香港发行，囊括香港三大排行榜冠军。同年推出以台语歌曲为主的专辑《原乡》 1992 推出粤语专辑《首都》 2000 9-10月在上海、杭州、南昌、昆明举办“世纪巡回演唱会” 2001 9-12月在深圳、西安、南京举办巡回演唱会 2004 3月27日参加“要真相、拼公道、抢救台湾民主”抗议活动，高呼“不分蓝绿，只要黑白”，随后在台北、高雄、台南、新竹、台中展开“罗大佑台湾巡回演唱会” 2004 11月推出专辑《美丽岛》 2005 8月26日，罗大佑“之乎者也”演唱会在北京举行 2008 与李宗盛、周华键、张震岳成立纵贯线乐队 获奖 1987 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1987 金嗓奖最佳作曲奖(《意乱情迷》) 1990 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奖(《衣锦还乡》) 1990 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沧海一声笑》) 1991 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主题曲奖(《沧海一声笑》) 1992 金曲奖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火车》) 1992 金曲奖年度最佳单曲奖(《火车》) 1992 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主题曲奖(《似是故人来》) 1993 金鼎奖最佳作词奖(《大地的孩子》) 1993 新加坡第1届醉心金曲奖10年风云人物荣誉大奖 1993 第3届《中时晚报》唱片评鉴大奖最佳制作人奖 1993 第3届《中时晚报》唱片评鉴大奖最佳专辑奖 1994 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主题曲奖(《女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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