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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齐整的世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可如果你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一点也不面目可憎。 老旧的垃圾场里，茂密的毒参从碎石中钻出，茁壮地生长着。爬着小虫的喜马拉雅凤仙花散发出清洁剂的清香，几乎把脚下的废玻璃瓶遮得严严实实。来自中国的醉鱼草长得足有30英尺（约合9.1米）高，好几种植物都层层叠叠地被它笼在身下。虎杖来自日本；开着洋红色花朵的宽叶山黧豆则来自地中海；曼陀罗开出的鹅颈花朵精致美丽，不过它们分布得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已无法确知其原产地。在这几种植物之下，生长着更加不起眼的杂草，它们默默地装饰着铺满塑料和玻璃的土地。这里还有用来做苦艾酒的艾草，还有三种茄科植物；款冬的叶子是马蹄形的，刺缘毛连菜的叶子则布满斑点，就像刚被工业用酸喷过一样。孜然芹、张牙舞爪的葫芦和起绒草在这里长成一片——这幅景象除了在这种废弃之地可能出现，在英国别处是绝对见不到的。这些杂草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的气氛，仿佛“废墟”这个词成了一句咒语，轻轻一念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但对于杂草而言，环境决定着一切。无论什么植物长在如此残破不堪的地方都会变成杂草。它们被生长环境背负的罪名连累，长在哪里就被认为与那个地方是“一路货色”。那些从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垃圾。植物垃圾。 自从《创世记》将“荆棘和蒺藜”作为人类在伊甸园中犯错后的长期惩罚，杂草们似乎就背上了许多超出自身本质的东西，人们常常忘了它们就像细菌一样，只是随处可见和不言而喻的普通生物，而非什么文化符号。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倾向于从可用性的角度出发，将杂草简单地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 千屈菜是英国最美丽的花卉之一。约翰·艾弗莱特·米莱斯在画作《奥菲莉娅》中描绘了奥菲莉娅溺死的场景，河岸上那一束束洋红色的花枝正是千屈菜。这种花优雅含蓄，喜欢长在溪边或沼泽地，很少走远。它的英文名直译自拉丁文Lysimachia，意为“冲突的拯救者”，而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认为千屈菜对平静和谐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把它放在易怒公牛的牛轭上，便可平息怒气”。 法国洛特的勒弗村一向以忠于法国传统文化为自我定位。这里的房子以当地石板为盖，以栗树的木材为框架。周围的树木都是循古法种植保养的当地树种。但在2008年，我走在勒弗村的羊肠小道上时，犹如身处国际植物园中。墙上和路边是已经适应当地环境的小花凤仙花（来自俄罗斯）、橙色凤仙花（来自北美洲）、喜马拉雅凤仙花（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倒挂金钟（来自智利）、醉鱼草（来自中国）、小蓬草（来自北美洲）、苏门白酒草（不是来自苏门答腊，而是南美洲）和雄黄兰（原产于南美洲，后由一个法国人培育）。 怪不得亚述人把虞美人叫作“土地的女儿”，它在人类记载中的第一个名字——苏美尔语中的papa——被使用了6000年都未曾更改。罗马人认为虞美人是他们的谷物女神刻瑞斯的圣物。献给刻瑞斯的花环就是由虞美人和麦秸编织而成的，虞美人的种子还是祭奠仪式中的祭品，用以保证来年谷物丰收。即便是在基督教气氛浓厚的中世纪英国，农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种美丽又固执的杂草的同时，却也非常尊敬它。虞美人有许多古老的方言名，如“雷花”和“闪电花”，反映了当时人们迷信虞美人不能采摘，否则会引起风暴的说法；这些名字的意思也可能是只要田地里有虞美人，作物就不会受暴雨侵害。（诺森伯兰郡的说法是，如果采摘虞美人的过程中有花瓣掉落，采摘者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就会增加；“这可不代表小心点风险就更小，”实诚的民俗学者G. 约翰逊评论道，“虞美人花瓣很容易掉落，这是众所周知的。”） 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传入英国之前，新月沃土的杂草就登陆了英伦大地。从地中海东部来的第一批新石器时代移民者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登上了英国的南岸，这时候英吉利海峡已经形成了几千年。他们把小麦和大麦装在罐子跟皮囊里带来，其中就混杂着一些从未在英国出现过的杂草的种子。在对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新石器遗址进行挖掘时，人们找到了虞美人、烟堇、白芥和野芥菜存在的最古老的证据。到了欧洲的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杂草大军中又加入了琉璃繁缕、卷茎蓼、藜、毛连菜、遏蓝菜和欧荨麻。 看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非凡画作《大片草地》（1503），你会看到想象力突破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窠臼和文化束缚，把这杰作向前推进了3个世纪。在这幅作品里，绘画艺术发现了生态学。画中所画可以是21世纪初，或其他任何时候的任何一片荒地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是倾注了敬意与关切画出的一丛杂草，仿佛画笔下的它们是天堂里的花。 这幅画的结构极为简单。作品的结构即植被本身的结构，好像丢勒只是随意在土地上那么一铲，然后把铲起的这块草皮变成了画的框架。画的近景是三丛宽叶车前，这种杂草紧跟着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追随之执着紧密，从它的别名“路旁草”和“旅人的脚”中可见一斑。簇拥着宽叶车前的是一束束草地早熟禾。两朵蒲公英已过了花期，但花柱上依然缀着少许黄色并向左倾斜着。画的最后方——也是全画中唯一一种不算常见的植物——几叶虎耳草茴芹在前方重重叠叠的草叶背后，只隐约可见。你观察这片植物的角度并非自上而下，也非其他常见的居高临下的人类视角，而是自下而上。作品下方几乎被斑驳的泥土填满，杂草扎根泥土中的情景清晰可见。最高的植物超出了画作的上缘，仿佛它们是高耸的大树，以树荫庇护身下矮小的同类们。整幅作品不但在视觉上优美典雅，还具备准确无误的科学性。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组成元素——从脚下潮湿的泥土到高处即将飞散的种子——都紧密相连。 丢勒之后，再没有人这么仔细地观察过这卑微的植物——直到有了19世纪早期的文学家们，比如“跌倒后”惊叹并爱上了杂草之美的诗人约翰·克莱尔，比如让少年维特躺进草地然后获得超凡体验的歌德——他笔下的画家主人公“卧躺在山涧那飞跌而下的溪水边的葳蕤的野草中，挨着地面观察千姿百态的小草；每当我感觉到我的心贴近草丛中麇集扰扰的小世界，贴近各种虫豸蚊蝇千差万别、不可胜数的形状时，我就感到那个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的上帝的存在”。 丢勒的《大片草地》不仅是第一幅描绘杂草群落的画作，还是欧洲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博物学植物画，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对待大自然的人文主义态度。从植物画中现实主义的萌芽发展到丢勒的草地，足足经历了300余年。 许多药方的开具根据都是魔法与前科学时期对人体机理认知的诡异结合，后者当中，古希腊和古罗马医生（如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推崇的四体液学说最具影响力。 但16世纪以前草药书中的插图常被程式化地画成十分抽象的样子。并不是中世纪的画师们缺乏绘画技巧，当时的人物和动物画十分鲜活生动，作品可以在富有创造力的同时又毫不失真。但植物画却都像从同一本样本书中复制来的。这些图都极为简化并对称，花就是僵硬的茎上顶着形状不规则的一团，根就是把胡萝卜随便变个样子，仿佛植物们缺乏某种活生生的灵魂，没有什么品质值得艺术家们精心描绘。 以敏锐细致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但随着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瓦解而渐渐被人遗忘。 他们最重要的草药学知识来源，是一本公元1世纪以希腊文撰写的书——《药物论》。此书诞生后的1500年中，每一本欧洲的草药书或多多少少受其启发，或由此书演变而来，总之所有信息皆源自这一本圣书。《药物论》的作者派达尼奥斯·迪奥斯克利德斯可能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军医，并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植物学家。 这本书有一个豪华版，是来自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维也纳古本，在整整400页的彩画中夹杂着一些博物学的画作，但许多更早版本的《药物论》中都完全没有插图。 在1120年前后，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的僧侣们完成了阿普列尤斯所著《植物记》的一个新版本，这本书最早出现的日期可追溯至5—6世纪。 但这些插图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有几张是照着真实的植物清晰描画的，执笔者很可能是几位充满好奇心的僧侣，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走到萨福克郡的郊外，用值得迪奥斯克利德斯赞赏的专注力观察着生长的植物。毫不出奇，几乎所有这些写实画的描画对象都是常见、易得且好认的杂草。这其中有车前草、马鞭草、薄荷，还有华丽舒展着莲座丛叶的蒲公英（草药书中治疗尿路疾病的良药）。春黄菊的花蕊像一个可爱的黄色茶壶套，它们的三瓣叶和红三叶草般紧凑的花枝都是很难认错的特征。有些作品的技巧十分纯熟，比如林地水苏（书中治疗割伤和溃疡的草药）复杂的唇形花朵就被绘制得精巧细致。但最不同凡响的一幅要数黑莓，书中说，要是被可怕的巨蛇咬伤，便应以这种多刺植物入药。历经900年，画中一簇簇的黑莓果实看上去依旧那么美味诱人，有种几乎要滴下水来的鲜活感。如同在乡村常看到的黑莓一样，每一个枝头都有几颗没成熟的红色莓果，而颜色较深的核果中央则画着一个蓝灰色的点，完美呈现了熟果的光泽。 托马斯·塔瑟将农业与险恶世界的努力斗争记录成书，这本叫作《好农业的500个优点》的书写于中世纪末期，书中已没有了过去那种因恐惧而无奈接受现实的观点。 虔诚的中世纪人类对杂草们所做的最坏的事情，是赋予了它们种种恶名。至少有20种植物的俗名（大部分如今已废弃不用）把它们定义为魔鬼的植物。春黄菊是“魔鬼雏菊”。田野毛茛是“魔鬼之爪”、“无处不在的魔鬼”、“魔鬼的车轮”和“魔鬼的马梳”（这些名字大多是参照其种子的形状而起的）。颠茄是“魔鬼的大黄”和“魔鬼的莓果”。毛蕊花——“魔鬼的毯子”（因为此植物长有绒毛）。金钱薄荷——“魔鬼的烛台”。菟丝子——“魔鬼的线”和“魔鬼的网”（也叫“地狱草”和“地狱缠”）。百脉根——“魔鬼的手指”（但也叫“圣母的手指”）。大繁缕——“魔鬼之黍”和“魔鬼的裙扣”。针果芹——“魔鬼的蜡烛”。天仙子——“魔鬼之眼”。荨麻——“魔鬼之叶”。峨参——“魔鬼的肉”和“魔鬼的燕麦粥”。蒲公英——“魔鬼的奶桶”（因为这种植物会分泌白色乳液）。春蓼——“魔鬼的捏拧”。卷茎蓼——“魔鬼的绳索”。虞美人——“魔鬼之舌”。毒欧芹——“魔鬼之杖”。还有泽漆，一种并不起眼的9英寸（约合23厘米）高的植物，被给予了最奢侈的恶名，苏格兰部分地区称其为“魔鬼的苹果树”。 1523年，约翰·菲茨赫伯特所著的《农耕之书》更为郑重地列出了一长串杂草的名字（它相当于世界上第一份杂草黑名单）。“5月将尽便是为作物除草之时，”他这样写道，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托马斯·塔瑟，“杂草多种多样，有蓟、白芥、酸模、毒麦、黑麦草、南茼蒿和臭春黄菊。”最后这种杂草是塔瑟笔下的“五月草”，其分泌物有刺激性，能使农民的皮肤起水疱。南茼蒿开黄色花，塔瑟称之为“金钱草”，也叫“黄金草”（可不是只有动画片里的盗贼才拿黄金当钱用，早在这以前黄金就是货币了），是中世纪最让人头痛的杂草之一。这种杂草的棘手程度令英王亨利二世专门颁布法令治理它，这一法令约束力之严苛可与1959年颁布的《杂草法案》比肩。 但若按对人类的影响力而言，最严重的入侵者当属毒麦（cockle）。这个名字可以指代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两者之所以俗名相同，是因为它们的种子如果误与小麦一起碾磨，做成的面粉就会味道极差且常具毒性。第一种植物为麦仙翁（corncockle），粉红家族石竹科的成员，精致的紫色花朵从花苞中绽放时犹如飘扬的旗帜，它们的种子与小麦种子同时成熟，大小和重量也与小麦相去无几，因此在扬谷时很难与小麦分离。它们会让面粉——以及用这种面粉做成的面包——变成灰色。这种植物中含有一种叫作皂苷的有毒糖苷，进入血液后会使红血球和其他细胞破裂。这种病症（如今在印度仍十分常见）叫作麦仙翁中毒（githagism），英文名取自这种植物的拉丁学名Agrostemma githago ，症状为疲乏、打哈欠、体重下降和肠炎。 另一种毒麦是黑麦草（darnel-cockle），菲茨赫伯特笔下的darnolde和《圣经》中的tares都是指它。这种草也会被简单地称为darnel，是毒麦属成员。一旦这种植物的种子被碾磨然后做成面包，吃到的人便会出现另一些症状——耳鸣、恶心、视力减弱、腹痛和腹泻，不过这些症状几乎都不会持续很久。 仲夏节当晚，乡村点起盛大的篝火，成捆的野生植物被丢向明亮的火焰。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农业杂草，其中包括贯叶连翘、南茼蒿、虞美人、春黄菊、艾草、新疆千里光、车前草和马鞭草。 仲夏节是北欧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时值夏至，太阳在沉入漫长冬季前最后的爆发使它看上去像是要长明于空中，夜晚如此短暂，仿佛要与白天融为一体。对中世纪的人们而言，这一刻人类与自然——以及凡间与仙境——之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了起来。难怪每到这时都会举行盛大的异教祭典——哪怕是在基督教盛行的英国也是如此——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19世纪（少数地方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仲夏时节，未来可以被窥见，来年定会风调雨顺。 几乎所有前科学文化的信仰中最重要的原则都是交感（sympathy）。简言之，人或物可以被相似的东西治愈，或者激发，或者产生共鸣，有时也可能是排斥。让骨折的小孩从开裂的树干中间穿过，然后对这棵树进行包扎，便可以加快他骨骼愈合的速度。如果人类舞者模仿动物的交配仪式，便可以让动物更加多产，甚至可能让人类也更加多产。悬挂在花园门上的镜子能够反射光线，因此也能驱走雷雨云。这种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的中心思想是类比，即相信宇宙间所有不同的物体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连接并非指实实在在的接触或环境上的互相影响，而是一种由形及意、单纯通过外在形象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熊熊燃烧的火焰能够增强太阳的热力。燃遍整个欧洲的仲夏火焰节，将这种交感巫术发挥到了极致。炫丽的光与热的表演，将在太阳的能量即将走向衰败时再度激发它。一个额外的好处是这些火焰将烧尽瘟疫和土地中的“有害之物”。有些地区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一习俗。在比利牛斯山，火焰是由教区领袖——有时也可能是某一条街的居民——点燃的。在瑞典，盛大的篝火旁还会立有花柱，但在更北边的一些国家里，竖花柱不是在5月而是在6月底。在英国的康沃尔郡，这一习俗最近再度兴起，仲夏节时你可以看到康沃尔郡群山山顶那一连串的篝火，旁边还有一排排被柱子高高顶起的燃烧着的柏油桶。 在英国的部分地区，仲夏节火焰要点在田地的上风处，这样一来具有净化魔力的烟才能被吹向作物和家畜。被选作燃烧物的植物本身要能够反映出太阳的魔力。它们大多是夏日开花的品种，白色、红色或黄色的花朵对应着太阳的形与色。这些与作物相伴而生的植物，可能也有着很显赫的出身，就像在托兰人胃里找到的新石器时代丰收祭典所用的祭品萹蓄那样。 中世纪时，仲夏节篝火被基督教会占用，教会称点燃火焰是为了向使徒圣约翰致敬，因为他的节日（他的生日而非忌日）正是6月24日仲夏节。但仪式的异教含义并未改变。年轻女孩们讨论着未来的恋人，年富力强的农民小伙则从火焰中穿过。仲夏节被赋予基督教圣人的色彩后，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了篝火里燃烧的植物上。贯叶连翘英文为St. John's wort，意为“圣约翰之草”（在基督教出现以前这种草所使用的名字已经遗失），这种植物就是典型的可以作为太阳之映象的草。它开在盛夏，花朵为明黄色，呈星状。它的另一个特点更让中世纪的人们认定它代表着太阳那赐予万物生命的光芒。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透明的小圆点（这一特点也被用在了它的拉丁学名Hypericum perforatum 上，其中perforatum 就是“洞、孔”的意思）且正冲着天空，太阳光穿叶而过落在地上，仿佛春日树林中斑驳的树影。 疾病也常被归结于一种神秘无形的物质——“精灵之击”（elf-shot），这是超自然生物向倒霉的凡人发起的攻击。在贝里圣埃德蒙兹《植物记》成书约两个世纪前，有一本叫作《博尔德医书》的书中提供了“精灵之击”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绝对是植物巫术与基督教仪式的完美结合： 星期四晚上太阳落山之时去堆心菊（可能任意一种菊科花朵都可——尤其是花朵呈碟状、形似太阳的植物，如洋甘菊）生长处，然后吟唱《万物颂》或《主祷文》，做一次连祷，并把你的刀插入草中……以你最快的祈祷速度重复以上程序，把草和刀一起放在圣坛下方；等到太阳升起，将草洗净，然后与药水苏和十字架上的青苔混合成饮品；用牛奶煮沸三次，加入圣水三次，并在过程中吟唱《主祷文》、《信经》和《荣归主颂》，然后做一次连祷，并用剑在药水周围三面画十字，完成后让病人饮下，不久自会康复。 与“精灵之击”关系密切的是“飞行的毒液”（flying venom），这是一种随风吹向各处的危险的灵气。有些人认为它是在奥丁将巨蛇或龙斩成9截后由它的碎片释放出来的——这一观点将疾病的病因与最古老的邪恶化身结合在了一起。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9种圣草为基础编写的咒语或熬制的汤药，这9种圣草中包括好几种为人熟知的杂草：艾草、车前草、西洋菜、春黄菊或洋甘菊、药水苏、异株荨麻、细叶芹、小茴香和野苹果。杂草既可以是诅咒又可以是圣物，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矛盾。如现在一样，它们当时的角色也与所处环境有关。在土地中，它们是烦扰；在病房里，它们是良药。而它们在田野中的普遍与顽强甚至使它们的药效看起来更加强大。 第一个抱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菟丝子的是威廉·特纳，他是一位毕业于剑桥的博物学家、牧师和医生，杰出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吉尔摩称他为“英国第一位在先贤草药学家启发下将草药学在欧洲大陆发扬光大的人，他冲破权威与迷信的藩篱，用亲身的观察和体验描述英国的植物”。特纳的草药书于1543年出版，此时距丢勒那幅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画作问世只过去了30年。 约翰·杰勒德在他1597年出版的草药书中进一步分析了菟丝子，并提出“这种植物的特点会随寄主的属性品质改变”。 从黑暗时代的迷信到理性时代的开明好奇，这一转变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小注脚。修道院和大学都是筑有高墙的地方。墙内有他们的植物园，也有他们的知识，这象征着他们向外界宣告这里才是智识之权威所在。当然，那些有潜力成为杂草的植物都对边界怀着轻视。于是修道院的花园里，一些药用植物长进了围墙之中。它们把高墙当成了进入外界，同时也是进入大众视线的垫脚石。 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1120年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成书之地，那里的断壁残垣如今还在，并且上面缀满了杂草。有些是比较新的品种（比如醉鱼草），这表明这些墙不但是出逃的踏板，也是入侵的桥梁。但有些品种——如短舌匹菊（用以治疗头痛）、白屈菜（用以治疗眼疾）和糖芥（用以治疗溃疡和帮助“臀部的砍伤或裂口”愈合）——可能是900年前就已经长在修道院药草园里的植物。如今所有这些植物都能在全英国的石料场和垃圾场轻松找到。 科尔斯眼中真正的杂草，即按他的定义出现在不恰当的地方的植物，是那些没有被神赋予药效的植物。乍看之下，这些植物长在大地上没有任何用处。但他也提醒读者不可太快否定它们。它们的功效可能只是还未被发掘出来。然后他又对杂草看似无用却依然存在的现象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很容易让人想起维吉尔《农事诗》中朱庇特创造杂草的情节。“如果它们虽无其他用处，却能让人类在除草中受到磨炼，那它们就并非毫无用处，须知倘若人类无须斗争，他们身体里的灵魂之火会熄灭一半。” 在这两次难忘经历之间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个月写了一本书，介绍邱园那蜚声世界的植物插画收藏。这些画被收藏在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并按物种（而非作者）分类摆放在以同样顺序排列的标本旁边。精美绝伦的18世纪月季画可能与晒干的真月季花瓣只有一纸之隔，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齐呈现着鲜活的植物。 邱园的插画收藏超过100万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有年轻的苏格兰制图员为前往殖民地的探险者绘制的图片，也有莫卧儿细密画画师按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统一绘制的风格一致的画作。这里既有显微镜技术人员极为细致的图解，也有十分清闲的退休大使馆官员的印象派水彩画。 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将本章中的种种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著作《生态帝国主义》，他将杂草一步步占据优势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生动。 在本书中“欧洲化”是什么意思？“欧洲化”就意味着不断的破坏：破坏耕地、砍伐树林、过度放牧、焚烧草原，破坏废弃的村庄和扩建中的城市，还让本来互不干扰各自演化的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扯到了一起。它代表着一个功利地期望着用越来越低的成本带来更多收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杂草将欣欣向荣，其他生命则只有在零星的封闭区域或特殊的公园里才能发展。 但这些叶子并不是克罗德和庚斯博罗笔下那样柔和光滑的灰绿色叶片——那种仿佛石雕般的叶片。它们被画得十分真实细致。它们的骨架跟马的骨架一样轮廓鲜明。它们已经开始衰老，边缘有些枯萎，还带着一些棕锈色的斑点。有一片已经枯死，干枯的褐色叶子垂向地面。斯塔布斯似乎想要表达，杂草与其他生物一样也会忍受压力、经历衰亡。 这是从一个独特角度所发现的植物美，它在重压之下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优雅——这种品质我们也许可以叫作高贵。 尼龙搭扣这种一面是钩一面是环的搭扣是一个经典的用生物学原理解决问题的例子。它的原理与传统工程学中要求的精确性完全不同。正如科普作家彼得·福布斯所说，它是“模糊逻辑的第一个实例……钩与环并不需要被精准地对接起来……一个钩子是否与一个特定的环连接在一起，完全无关紧要：每次你使用它时，总有足够的钩子能找到对接点”。 草坪就是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分到的一小片旷野。它绿意盎然，所以它依旧还算是“自然”。它被修剪过、喷过除草剂，所以它也是文化，是我们“创造或守护”的。这种集体草地成了“意见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象征着美国人对土地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态度：土地是宽广的、没有围栏的、共有的资源，摆脱了欧洲人那种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竞技场，人的开拓精神要在这里实现抱负，得到发扬。 在梭罗看来，只要不是在最关乎利益的商业场合中，人们对杂草的看法都只是一种内部矛盾，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压力作用下的一个结果。私人花园中，杂草的状态和命运则受个人品味与偏见、家族传统和一时的心情左右。它们，或者说清除它们，对营造“家”的氛围所起的作用与门前草坪的成色一样重要。不速之客可能受到欢迎，也可能被人厌恶。园艺中最复杂、讲究之处，归根结底说来基本就是关于自家地盘里什么可以发扬、什么必须铲除的甄选过程。 《杂草的故事》（天际线丛书） [英]理查德·梅比 著 陈曦 译 译林出版社 2020-0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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