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学派”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刚一诞生，便引领了我所在城区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有一种形式美，并有其专属的技术名词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仅仅象征异想天开与冷漠无情间的合理巧妙结合。砖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冷漠无情？）是完成建筑的媒介，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妙趣变化在里面：弧形炮塔般的转角；嵌入砖石中的似乎在嘲笑其刚硬与冷峻的装饰性雕刻（一个被兔子环绕的女孩，一个托举门框的婴儿）；以远洋渡轮或者结婚蛋糕为设计灵感的绵延整个街区的一幢幢寓所。
如果伦勃朗参观我家附近的地区，或许会生发出些许亲切之感，因为，尽管这里在他的那个年代不过是沼泽和田地，但这里的街道多被冠以艺术家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教导过他们，或者为了佣金与他们竞争过：为富裕阶层绘制精美的小型肖像画的弗兰斯·范米里斯；注重观察人物面部细节，常以正在祷告或者吃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还会满怀深情地精心勾画一条闪闪发光的面包或者桌上的陶罐的尼古拉斯·马斯；擅长描绘狩猎场面，并因成功地给一匹暴躁凶恶的马画像而出名的菲利普斯·沃弗曼。
用简要但未必正确的话说，在这段岁月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看起来，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元老们并不想把黄金时代的盛名播撒太远，以免其宏伟与尊贵被巨大的空间所稀释。
1905年，就在这片城区要向更远处扩展时，附近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即城内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内首场文森特·梵高作品展。这位荷兰艺术家此时刚刚去世十五年；他的祖国曾对他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们显然要开始关注他了。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并没有多少“布尔乔亚分量”——谁知道这些色彩明亮的浓厚旋涡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诸如此类的考量之后，结果是，文森特·梵高街，如今这片区域内唯一一条街名马上就能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出的街道，被最简陋的建筑所包围：一个街区的单调民宅。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萧拉瑟 阎智森 译
相反，暴君就不会仁慈地接受拿自己开涮的笑话，尽管他们很乐于嘲笑臣民。公元前1世纪凶残的独裁者苏拉是出了名的爱笑者(philogelos)，而小学生恶作剧则是暴君埃拉伽巴路斯用来施加羞辱的手段之一。据说他曾经让晚宴宾客坐在充气垫子上，眼看他们随着空气逐渐漏完而消失在桌子底下，以此取乐。但是古代独裁者的定义性标志（权力可笑地发了疯的迹象）在于他们试图控制笑声。有的试图禁止发笑（卡利古拉在妹妹死后就下过这道禁令，作为公共哀悼的一部分）。其他的则在最不合适的时刻把笑强加给不幸的下属。还是卡利古拉，他有本事将其变为一种精巧的折磨：据说他曾强迫一个老人在早上观看自己儿子被处决，晚上又请他赴宴并坚持要他说笑。哲学家塞涅卡问道，为什么那个受害者顺从这一切？答案是：他还有另一个儿子。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在》
空间被铁路毁了，我们只剩下时间……现在你可以在四个半小时内到达奥尔良，去鲁昂也不用更久。只需想象一下当前往比利时和德国的铁路竣工，将这些铁路连接起来时会发生什么。我觉得仿佛各国的山峦和森林都在向巴黎逼近。甚至现在，我已经可以闻到德国椴树的气味；北海的白浪正涌向我的门口。
海因里希·海涅，1843年
《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理想国译丛060） 奥兰多·费吉斯
伊斯坦布尔这么广大，即便一千人死在这里，他们的愿望也会悄然没入这片浩瀚的人海。
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CELEBI)，《游记》(Seyahatname)，17世纪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美]查尔斯·金(Charles King)
宋非 译
《新故土》初版（莱比锡，1902年）扉页，上有著名的题词：“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丹尼尔·戈迪斯 王戎 宋立宏 译
然而，展览本身便具有纯粹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使展览本身的地位得以提升。来自王室的联合创办人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在水晶宫展览的开幕式上说，“变革的辉煌年代……（当）思想以闪电般速度和力量来交流……知识便成为整个社会大众的财富”。这个没有了界限的世界（world-without-borders），同样是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数字时代的主调，然而我们应该牢记，它的源头是上世纪中叶，当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使所有欧洲人具有全球意识的时候。
早期摄影的两种技术太过泾渭分明，其中之一，银版照相法，或它的升级技术，玻璃版照相法，表现了（在充分显影时）绝对平稳而清晰的线性图像结构（直接的写实主义）；同时，第二种技术，即碘化银纸照相法或纸负片工艺，得到的却是较为粗糙的图像，它是靠色调的团块显露出所拍的主题，从某方面来讲，这种色调的意义要胜过画面中的物像轮廓（间接的写实主义）。
《现代艺术：1851—1929》 理查德·布雷特尔 诸葛沂 译
各国取得独立后普遍采用中央集权模式，作家和知识分子往往身兼国家公职，职务从显赫的外交官到普通的教师或政府官员。相较而言，大国文学更为繁荣，尤其是殖民时期总督府所在区域（墨西哥、秘鲁、拉普拉塔河流域）；哥伦比亚、智利和古巴亦拥有优渥的文学土壤（古巴文学的繁荣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首都哈瓦那为一年两度西班牙舰队驶回本土的重要港口）。但是，国土面积或旧时的战略地位，绝非本土文学大家产生的唯一条件。1867年，鲁文·达里奥在小国尼加拉瓜出生，后成为继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之后西班牙语诗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
《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罗伯托·冈萨雷斯·埃切维里亚 金薇 译
因此，古代奇幻小说以颠三倒四的方式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的有限认识，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现代科幻小说也以同样的方式反映了科技发展和政治格局。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时间”的永恒杰作，但如果对它起源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便无法充分理解古典（或任何其他）文学。
传统上把公元前776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这段时期称为“古风时期”，但切勿认为“古风”一词就意味着“原始”，因为这是希腊文学最有活力和最勇于实验的时期之一，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和抒情诗堪称史上最震撼人心、最匠心独运的。古风时期还是扩张和殖民的时代，希腊各城邦纷纷把商人和殖民者派往地中海沿岸各地，从马赛利亚（当今的马赛）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位于沿尼罗河下游50多英里处），这样的文化活力和多样性反映在这一时期主要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来自希腊语世界的各个角落。
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9—前31）的前几个世纪，也就是从最后一个罗马国王塔克文尼乌斯·苏佩布被驱逐，宣布采用共和政体，一直到该政体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中自毁，罗马在文学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现存最早的拉丁文学——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史诗，恩尼乌斯和帕库维乌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最后这一类是早期仅存的完整文本）——表明，与“古风”希腊文学一样，不要误以为“早期”就意味着“质朴单纯”。因为这些创作于公元前240—前130年前后的文本不仅反映了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惊人的军事成就（罗马因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力量），同时还以长远的眼光和极大的创意继承和发扬了它们的希腊文学榜样。
《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威廉·艾伦 马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