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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副军长。赵登禹，山东省菏泽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132师师长，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时，率大刀队夜袭日寇军营。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当时驻防京津地区的29军奋勇抵抗。7月28日黎明，日寇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冯玉祥旧部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著，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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