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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作者：[日]桧山良昭 内容简介： 一九三八年，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北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逃到我国东北的苏联叛徒，收买流窜在我国东北的白俄，后来还得到纳粹德国的合作，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书中还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在结成轴心国过程中的既相互勾结又矛盾斗争的一些情况。 本书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小说，作者搜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许多事件的内幕。 作者简介： 桧山良昭，一九四三年出生于茨城县水户市，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入京都大学研究院经济学研究系专攻德国经济学，在各杂志发表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评论，同时搞创作。 着有《SA——纳粹冲锋队》，译有《战车》。 资料 斯波行雄日记（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在胡月饭店同宇多川和大贯计议。 六月十九日午后返回东京，向本间少将和川又上校汇报。同坂崎、浅野商量后决定，对“留西柯夫事件”严加保密。六月二十日午后有雷雨。 晚八时，友惠（注：大女儿）发烧，请宫本博士来看病。 六月二十一日从早晨开始天气晴朗。与坂崎和浅野一同去拜访安达德三。午后□□时返家。友惠烧已退，放心了。看《坦南堡会战史》 六月二十二日去九段，深夜归家。 六月二十三日（空白）六月二十四日（空白）（贴有剪报）六月二十五日去九段，后来又在参谋本部见到川又上校。六月二十六日（空白）六月二十七日拜访唐山上校和川又上校，深夜归家。六月二十八日去九段。友惠痊愈。 六月二十九日在九段同本间少将磋商。 六月三十日（空白）七月一日见唐山上校。深夜归家。读《尼古拉上校传》。七月二日（空白）（贴有报道胃西柯大事件的剪报）七月三日父亲故去十二周年忌辰。 七月四日向参谋本部汇报。午后□□时返家。读《墨索里尼传》。 七月五日浅野回国。见泽村和铃木。 七月六日（空白）七月七日（空白）七月八日见坂崎、浅野和长各部。 七月九日读《社会主义的奇迹》。 七月十日在第五课开会。深夜乘汽车回家。 七月十一日读《列宁》、《斯大林》两本书。 七月十二日（空白）七月十三日去九段，见到甲贺博士。深夜归家。 七月十四日午后有雷雨。 七月十五日（空白）七月十六日接到“苏军”非法越境的报告。在参谋本部出席会议。 七月十七日土居少将提出行使武力的要求。出席会议。七月十八日见山口少将和川又上校。深夜归家。 七月十九日在第五课开重要会议。见川又上校。 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空白）七月二十三日深夜归家。 七月二十四日在九段开会。 七月二十五日去汉城。 七月二十六日回国。去参谋本部，深夜归家。 七月二十七日去九段。 七月二十八日拜访山口少将和川又上校。深夜归家。七月二十九日— —八月三日（空白）八月四日去九段、参谋本部，深夜归家。 八月五日（空白）八月六日在参谋本部开会，午后□□时回家。 八月七日——八月九日（空白）八月十日作去满洲的准备。 八月十一日（空白）八月十二日（空白）八月十三日去参谋本部，见甲贺博士。 八月十四日午后有雷雨。见山口少将和长谷部。整理“张鼓峰事件”的资料。 八月十五日见大贯。佐藤来信。 八月十六日在第五课出席会议。见山口少将和川又上校。给佐藤回信。 八月十七日见山口少将、唐山上校。半夜时乘汽车返家。读《斯大林传记》。 八月十八日在参谋本部开会。与山口少将和唐山上校共进午餐。午后去九段。受命去第八课任职，晋级为中校。八月十九日见坂崎、浅野和长谷部。拜访甲贺博士，拜访山口少将。参加东亚同志会的解散仪式。 八月二十日与唐山上校聚餐，见到甲贺博士。 八月二十一日去九段。深夜归家，作去满洲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与浅野和长谷部一同出差。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空白）八月二十七日今天回到东京。大纲拟就。 八月二十八日去九段。深夜归家，因疲乏未看书。八月二十九日拜会笠原少将、竹中中校和坂崎。午后六时返家。 八月三十日雨。午后七时为竹中饯行，酩酊大醉后返家。八月三十一日（空白）九月一日晴朗。宇多川中校来信。浅野来见。 九月二日见安达，商谈九段办事处改建事宜。读甲贺博士的《苏维埃联盟的未来》一书。 九月三日给笠原少将和竹中送行。见坂崎、浅野。九月四日听甲贺博士介绍苏联国内情况。友惠发烧，请宫本博士来家诊断。 九月五日拜会唐山上校。友惠住院。 九月六日雨，友惠病死，享年九岁。 九月七日（空白）九月八日（空白）九月九日去九段。晚上抄写经文。 九月十日晚上抄写经文。 九月十一日去九段。晚上抄写经文。 九月十二日第二部部长讲演：《欧洲的紧张》。见坂崎、浅野。晚上抄写经文。 九月十三日女儿友惠的头七。晚上抄写经文。 九月十四日宇多川中校来访。在“菊水”饭店共进晚餐。九月十五日拜会唐山上校和宇多川中校。晚上作去满洲的准备。 九月十六日——二十日（空白）九月二十一日返回东京。 九月二十二日在九段磋商。见筱田博士。佐藤来信。午后六时到家。 九月二十三日去九段。下午去参谋本部。 九月二十四日（空白）九月二十五日见坂崎、筱田博士。读《希特勒的外交目的》。九月二十六日妻子因劳累过度而住院。竹中来信。九月二十七日风传欧洲要爆发战争。与唐山上校、冈边少将和山口少将磋商。 九月二十八日（空白）九月二十九日出席在“菊水”饭店举行的为冈边少将饯行的宴会。酩酊大醉后回家。 九月三十日妻子出院。 十月一日（空白）十月二日（空白）十月三日回东京。 十月四日在参谋本部开会。读《苏维埃联盟的地理政治》。十月五日爆发欧洲战争的危机逐渐平息。 十月六日长谷部和矶山来访。见筱田博士。午后□□时回家。十月七日（空白）十月八日晴朗。出席弘一的结婚典礼。读《斯大林的清洗》。十月九日去九段。大贯来访，并在“菊水”饭店聚餐。十月十日（空白）十月十一日雨，有刮台风的危险。宇多川中校来信。十月十二日在参谋本部出席情报会议。见山口少将。深夜归家。 十月十三日令井上校作《对华战争的今后》的演说，川又上校作《苏维埃的动向》的演说。十月十四日（空白）十月十五日（空白）十月十六日先去九段，后到参谋本部。见山口少将和唐山上校。 十月十七日去九段。出席同窗会的会议。读《列宁》、《托洛茨基》。 十月十八日坂崎、浅野来访。伯母“崎”来东京。 十月十九日（空白）十月二十日见川又上校和秋山。得到里查德森着的《红军的真实情况》一书。 十月二十一日（空白）十月二十二日去九段。深夜时台风骤起。 十月二十三日乘汽车去上班。回家后读《红军的真实情况》。十月二十四日天气晴朗。在参谋本部参加情报会议。午后□时回家。读《红军的真实情况》。 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七日（空白）十月二十八日得知表弟正二郎病危的消息。 十月二十九日（空白）十月三十日（空白）（贴有报道汉口和武汉战斗胜利的剪报）十月三十一日去九段。收到字多川中校的来信。表弟正二郎去世。 十一月一日先去九段，后参加表弟正二郎的葬礼。见坂崎、浅野。深夜归家。 十一月二日给宇多川中校回信。读《共产国际的阴谋》。十一月三日去九段。 十一月四日（空白）十一月五日（空白）十一月六日泽本来访。见甲贺博士。同令井上校和川又上校交谈。 十一月七日去九段。参加押坂上校的葬礼，在偕行社吃晚饭。午后九时返家。读《共产主义的神话》。 十一月八日（空白）十一月九日见山口少将、佐藤和安田，见甲贺博士。午后，瓢泼大雨。 十一月十日雨。 十一月十一日去九段。见坂崎、浅野。见甲贺博士。在参谋本部与山口少将和唐山上校会谈。 十一月十二日在九段办事处协商。收到宇多川中校的来信。给太贯的密封信件发出。读《计划经济论》。 十一月十四日（空白）十一月十五日（空白）十一月十六日做去满洲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三日（空白）十二月四日回到东京。 十二月五日在参谋本部向山口少将和唐山上校汇报。午后五时返家。整理报纸。 代序 我写这本小说，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 我在了解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缔结的慕尼黑协定，打算写一部关于围绕着缔结慕尼黑协定而展开的国际外交斗争内幕的真实记录。为此，我收集了当时的大量资料和文献。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涉及到由日本人推行的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的记述。这个记述只有十二句英语。 开始时，我以为可能是记述错了，因为我以为，像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这种国际规模的谋略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那么，现代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应该已经写出东西来了。我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工作，着手来弄清这个计划的真伪。 结果得知，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是实际存在的。那时我的兴奋的心情，如果有人在童年时代曾经在山上发现了一个山洞，或者偶然在河边发现了理想的垂钓之处，他会理解的。 暗杀要人的事件，无论成败，都会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惊。这是因为，它不只是谋杀者和被杀者的问题，而且它的成败同我们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请你想一下，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曾给全世界的人们以多么大的震惊啊！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若成功了，它给全世界的震惊一定会超过暗杀肯尼迪的。 所以我相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是有值得留下记录的充分价值的。 为弄清暗杀计划的背景和整个轮廓，我花费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我访问过的人，翻阅过的资料，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即使是这样，对事件的细节尚有不清楚之处，还有许多许多的谜。 如果问我，驱使我去写这部书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我只能回答：虽然还另有理由，但归根到底是人人皆有的追求事实真相的强烈的好奇心。让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这个国际性的谋略不留下痕迹就从历史的阴暗部分消失，这是我的好奇心所不能忍受的。 尽管如此，我并不是要去肯定政治性的恐怖手段，也不是去给四十年前的事件有关人员定罪，眦目耸肩地去争论政治问题，这不合我的秉性。我仅仅是想要报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 这部作品中真实和虚构浑然一体。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这个基本结构是真实的，但是其中一部分是虚构的。请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事先注意到这一点。 作者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战争的阴云密布，列强各国竞相推行权力外交。 各国的政治家、军人和外交官都为世界战争的恐怖而战栗，可又互相耍尽了权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不择手段的暗斗。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律：只有更强者、更狡猾者才能生存下来。我想以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这一现实事件为背景，来描写那些像着了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魔的人们所展开的暗斗的世界。我打算在今后的作品中也描写这样的世界。 这部作品是以日本陆军省报道部发表的记录开头的，接着排列了文献、资料、证词的片断。因此，读惯了有故事情节小说的读者，或许会对这部小说感到困惑。 然而，我所担心的是，《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或许会被看作是一部新颖的虚构作品而失去它的真实感，尤其是因为暗杀斯大林这一事件本身会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以暗杀要人为主题的小说形式，以示两者的区别。同时，我想让读者分享一下历史研究者的乐趣。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现代史的研究者，涉猎众多的文献、资料，不惜奔波，以找到与事件有关的人员。我就是这样，绕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弯路，竭力去接近事实。这当中就有填补了历史空白的喜悦，揭开蒙在事实上的薄纱的喜悦。 为了让读者分享到这些，我采用了在这部作品中所出现的手法。 在写完作品后的现在，我也不是毫无感慨的。我把全部力量倾注到这部作品里去了。当此出版之际，满意和不安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我想，不管怎样，作品的好坏任凭读者去评说吧。 最后想借一点篇幅，向在采访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向提供资料给我的各位，表示感谢。对于让我参照或引用作品的一部分的作者和出版社，也在此表示感谢。 此外，战史刊行会的渡部辰雄向我提出中肯的忠告，德间书店的荒井修和芦泽孝作给不成熟的我以鼓励，我尤其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桧山良昭 第一章 逃亡事件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凌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逃亡到满洲国（译者注：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来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苏联的秘密政治警察机关，同时也收集国外情报和负责边防。它的全称是Narodny Komisariat Vnutrennikh Del，简称为“N·K·V· D”。当时的部长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发生后，他被斯大林解除了职务。他的后任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日本陆军省报道部在留西柯夫逃亡后半个月才公布了这一事件。 [一]陆军省报道部的通告（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三等国家保安委员（相当于三级上将）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因苏联国内残酷的清洗运动而感到生命危险，为谋求我国的保护，于六月十三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只身在珲春附近越过苏满国境，逃出苏联，被满洲国边境警备队收容。” [二]东京《朝日新闻》消息（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仅从“陆军省报道部的通告”不能了解留西柯夫逃亡事件的全貌。留西柯夫为什么，又是通过什么方法逃到满洲国来的呢？留西柯夫到底是什么人？逃亡事件是六月十三日发生的，为什么到七月一日才公开？ 下面的资料介绍了留西柯夫的经历。 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上将现年三十八岁，一九○○年生于一个在敖德萨开西装店的家庭。小学毕业后，曾被许多办事处雇用，边工作边上夜校。一九一七年在身为共产党员的哥哥感化下投身革命，并且加入了共产党。 以后，他一直在敖德萨参加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展开的斗争。一九一八年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党的组织工作者进行活动。一九一九年初，他成为克里米亚第一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同年四月，进入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训练班，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国内战争。同年九月从训练班毕业后，即被任命为第十四军和第一独立狙击旅政治部工作人员，奔赴布杨斯克反邓尼金军的战线。以后，到该旅改编为第五十七师第二狙击旅时，他担任旅政治部书记，后来又担任该旅政治部长，前往波兰战线。 一九二○年，首次进入令人毛骨谏然的“格别乌”（译者注：苏联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契卡”（译者注：肃反委员会），先后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作。一九三六年升任亚速——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一九三七年八月又被任命为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到哈巴罗夫斯克上任至今。 该人由于革命有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三]村上七郎着《苏联清洗运动的现阶段》（载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号的《改造》杂志）格利希·留西柯夫为什么逃出苏联而亡命？事件发生后不久，《改造》杂志以《关于留西柯夫的逃亡》为题编排了一组特辑，其中有一篇论文是村上七郎写的《苏联清洗运动的现阶段》。这篇论文就留西柯夫为什么不得不逃亡的背景作了如下的分析： “动荡的远东政治形势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格·萨·留西柯夫六月十三日拂晓从满苏边境逃亡的事件使我们大为震动。由于这位和红军司令勃柳贺尔、远东地区党委书记斯塔采维奇一起被看作是远东地区三颗巨星的人物突然越境而来，我们感到吃惊也是理所当然的。远东地区结集有几十万红军和一千几百架军用飞机，成为在白华战争中牵制日本的根据地。这里的‘格别乌’的长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苏联，因此说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灌注在这一事件上也并不奇怪。 事实上，留西柯夫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所以，苏联肯定陷入一片惊恐，并且比我们的吃惊程度要大得多。苏联表面上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地否认越境事件，但是这反而说明他们内部震惊的严重程度。 留西柯夫越境的确是一个突发事件，但对那些了解整个苏联，尤其是远东地区最近的政治形势的人来说，发生这个事件并不突然，甚至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让我们筒略地回顾一下最近一个时期的远东政治形势吧。日德防共协定签订以后，斯大林把它看作是日德之间建立了旨在夹击苏联的紧密的军事同盟，尤其是对乌克兰和远东格外警惕。他到处揪‘人民的敌人’、‘间谍’和‘破坏分子’，毫不留情地进行处罚。在海参崴，大批枪毙铁路工作人员，去年五月枪毙了二十二名，六月枪毙了八十六名，九月枪毙了十九名。 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仅从这种大批枪毙事件来看，也说明远东地区的形势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容乐观的。 远东地区的不稳，必然反映在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的动荡上。去年年初，远东地区党委书记拉布伦切夫因这一地区的农业、林业减产，铁路运输业务萧条和不追查托洛茨基分子而被逮捕。其后下落不明。作为他的后任，选用了令人瞩目的斯大林嫡系活动分子瓦累基斯。鉴于远东地区的重要性，他是由斯大林直接派去的，一上任就对拉布伦切夫派进行严厉的镇压。上面谈到的枪杀大批铁路工作人员，就是根据他的命令干的。 他对勃柳贺尔元帅也有相当的威胁。但去年十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召开远东地区党委负责人会议时，瓦累基斯因对清洗人民的敌人怠工而自己被当作人民的敌人揭发出来，十二月被第二书记斯塔采维奇夺去了书记的职位，最后甚至于被逮捕。自那以后只过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斯塔采维奇就正如留西柯夫日记（注：留西柯夫的日记是什么样子，始终未能发现，所以只能根据村上七郎引用的片断来揣测它的内容。）所写的那样，被调回莫斯科。 调回莫斯科和逮捕是同义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远东地区最高领导人竟有三名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揭发出来，这只能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在群众面前是多么威信扫地，共产党正经历着多么深刻的内部危机，内部又是多么混乱？远东地区的党组织是如何地正在丧失威信，还可以通过州和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绝大多数垮台、被捕等事实得到证明。 去年十月，有远东地区《真理报》之称的《太平洋之星报》，从总编辑谢维尔到一般编辑共十一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而被捕。 由于屡次三番的逮捕，致使大多数党组织没有负责人。在远东地方，缺少第二书记的地区委员会，阿穆尔州有八个，堪察加州有五个，乌苏里州有五个，沿海州有两个，等等。 然而，动摇的不仅是党组织，‘格别乌’也孕育着深刻的矛盾，其严重 程度不亚于党组织。 曾在远东地方坐镇了大约五年的‘格别乌’长官杰利巴斯，去年夏天销声匿迹了。接替他的巴利茨基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被捕。于是这位留西柯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而被派到远东来了。在镇压瓦累基斯派、《太平洋之星报》编辑、沿海州及其他州的党的领导人等方面，留西柯夫大显身手。 然而就连这个留西柯夫也感身危，终于逃出苏联。 在此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留西柯夫的出逃，是因为他和勃柳贺尔元帅不和，我以为并非如此。如果仔细地看看留西柯夫日记，就可以看出他出逃的动机： ‘一般说来，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若被调回莫斯科，总是被逮捕处死的。 这在今天的苏联已成为惯例。最近，前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扎科夫斯基和前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列普列夫斯基，同样被调回莫斯科，接着郎铛入狱，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可以认为，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别尔曼和斯维尔德罗夫被调回莫斯科也会如此。这些人都是幸存到今天的原契卡分子中的干部，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因此，我深感到早晚将陷于同样的命运。’ 最近，各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陆续遭到逮捕，看起来他们都是属于叶若夫企图根绝的捷尔任斯基、雅戈达系的。留西柯夫实际上也是这个系的人，这是导致他出逃的原因。” [四]山本实彦着《纵横大陆》（一九三八年《改造》社）《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六月十八日在朝鲜军司令部亲眼看见了留西柯夫。 山本写的《纵横大陆》这本书对留西柯夫充满谅险的逃亡行动作了如下的描写： “他怀着坚定的决心，深夜乘车来到边境。旧历十六日的朦胧月光映照着间岛那圆圆的群山，但不时有乌云悬空，在令人感到凄凉的深夜，他在某地把车停下。他对半监视着他的随行的‘格别乌’人员说，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于是吩咐其中的一个人在几点之前要详细探明某地的地形，又命令另一个人去相反的方向调查边境的情况，命令将他乘坐的汽车开到某地待命，简直象打仗时给哨兵分配任务一样。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人的前进方向，一直在那里伫立了十几分钟。直到两位随行人员的身影渐渐消失，他们的脚步声即使竖起耳朵也听不见了，留西柯夫才慢慢地迈开脚步朝着满洲国方向走去。 他警惕着周围，当一步跨进满洲国领土时，就一溜烟地跑过去，他越境走进珲春的深处，心想：已经到了这里，国内即使来人追赶也无济于事了。 其间，黑夜慢慢地过去，东方渐渐发白。于是，他就在原地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被前面的两个警士发现了。警士们认为苏联人进入我方领土，还不想离去，于是手指扣上了枪的扳机。但是，他仍毫无要采取敌对行为的样子。 于是，警士渐渐地向他身边靠近。他鼓起勇气向这些警士喊起话来了。 但是，这两名警士不懂得苏联话，所以只是警惕地注视着他。警士觉得他根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并且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们倾诉，便向他喊起话来。正在这时，他突然把从口袋里掏出的两支手枪扔掉，举起了手。这两名警士也就走近他，给他带上了手铐。虽然他似乎露出了一丝不快的颜色，但是只得顺从地让给带上手铐，被带走了。可是一到了特务机关，他刚想把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逐一说说，特务机关的人发现他衣领上有三颗星，不禁大吃一惊。 这是一位苏联陆军上将。特务机关的人说，不要怠慢他，立即给他打开了手铐。” 当时苏联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留西柯夫从哈巴罗大斯克来到波谢特地区，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深夜逃到满洲的珲春地区。 负责波谢特地区警备的，是第五十九边防警备队（总部设在波谢特市）。事件发生后，司令被追究责任，并被解除了职务。边防部队属于留西柯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因此，留西柯夫出现在波谢特不足为奇。留西柯夫以视察边境的名义，是能够堂堂正正地接近边境的。 满洲珲春地区育满洲国边境警察队和隶属于日本第十九师团（归朝鲜军司令部指挥）的驻军，还设有特务机关。发现留西柯夫的，是边境警察队。 珲春边境警察队拘留了留西柯夫，在对他进行审讯的同时，把这件事报告给珲春的日本驻军。 警察总部和特务机关从留西柯夫身份证得知，他是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这样一个大人物。 珲春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铁次郎上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被苏军处决）立刻将此事报告了设在京城的朝鲜军司令部。 这是因为，虽然珲春地区是满洲的领土，但在军事上它属于朝鲜军司令部管辖。 朝鲜军司令部命令日中上校领回留西柯夫，并立即把他护送到在京城的军司令部。 揭露苏联内部情况留西柯夫被护送到朝鲜军司令部后，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此事毫无记录在案的资料。这表明，当时握有控制言论权的日本陆军是把对留西柯夫的处理当作机密来保守的。 可以推测到，对日本陆军来说，从两个方面来看，留西柯夫的逃亡是值得欢迎的。一是可把他的逃亡事件用于反苏宣传；二是可从他的嘴里得到苏联的机密情报。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毫无公开的记录材料，所以想要了解陆军对逃亡事件的反应，只有寻找当时的有关人员，靠他们提供的证词。 当时朝鲜军司令部的领导人有： 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参谋长北野宪三，作战课长岩崎民雄，情报课长大贯将隆。 从总理府抚恤局第四课调查得知，其中的大贯将隆现住在东京都杉并区。 大贯将隆是陆军士宫学校第二十四期毕业生，历任朝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参谋本部第二部南方班高级参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中国总军上海联络部部长（中将）。现在是日韩贸易调查会的顾问。 大贯愉快地接受了我在电话里提出的采访要求。我走访他的私宅时，他还让我看了他正在写的手记。经他允许，现引用他手记的一部分。 [五]（略）——译者注[六]大贯将隆着《一情报军官的手记》 “在此，我想谈谈苏联留西柯夫将军的逃亡事件。当时任苏联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的留西柯夫将军，为逃避斯大林的清洗，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凌晨从满洲珲春县的长岭子附近向珲春逃亡。珲春边境警察队的巡逻队发现了他，并立即把他带到珲春警察队总部。 珲春的边境警备任务由珲春守备队担任，它隶属于司令部设在罗南的第十九师团。珲春守备队指挥珲春边境警察队，负责从珲春到土门子一线的防卫。这一地区是满洲国领土，可又为什么隶属于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呢？因为在这一地区及其对面的乌苏里州有许多朝鲜人居住。 当时在这一带的边境附近，经常抓到苏联派遣的朝鲜人间谍。朝鲜人间谍把日本纸币藏在鞋子里，隐蔽在满洲国的亲戚朋友家里，进行侦察活动。 完成任务回去的时候，在约定的地点举火作为联络信号。就在举火时被满洲国边境警察队抓住的就有好几起。 他们是带着侦察日军的部队调动和边境附近的工事的任务而来的，需要侦察的区域狭窄，情报质量也很低。另一方面，也有大间谍为煽动、领导满洲的抗日运动，或者侦察日军的战略、战术以及全面的军备状况，伪装成旅行者或亡命者入境的。这种间谍一般是俄国人居多。 因此，珲春的边境警察总部开始认为，留西柯夫将军是试图秘密入境的间谍。警察总部首先把这一事件报告了珲春驻军司令官横山臣平。横山司令官指示把留西柯夫将军交给珲春特务机关。珲春特务机关检查了留西柯夫将军的随身携带的物品[注1]，根据他的身份证确认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的部长。 特务机关长田中铁次郎上校很惊讶，连忙把事件的情况用电话向设在京城的军司令部作了报告。是我接的电话，我也大吃一惊，赶紧报告了小矾军司令官和北野参谋长。结果决定用军用飞机把他从珲春机场秘密护送到京城，在军司令部进行审讯。并立即把这一方针通报了特务机关。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留西柯夫在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秘密到达京城军司令部的后门口。决定由第二课负责对他进行审讯，并决定审讯在司令部的客厅进行。 我见到的留西柯夫将军，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鼻子底下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头发卷曲蓬乱，由于过分兴奋和紧张而紧板着面孔。他只有三十八岁，但看起来显得老些。 第一次审讯进行到吃晚饭的时候，其中包括翻译时间。这次审讯只是照例地问了他的姓名、职务、逃亡的动机等。逃亡的动机是惧伯斯大林的清洗。 送给他的晚饭，是和式饭菜，可能是因为相当饥饿，他不厌烦第一次吃到的和式饭菜，都吃光了。 第二次审讯，是在吃过晚饭稍许休息之后进行的。留西柯夫提出了他提供情报的交换条件，共有四条：在日军审讯结束后，立即释放他，同意他到第三国去，除还给他随身携带的金钱外，再给他五十万日元；在日本期间，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弄清与他逃亡的同时理应已逃亡到芬兰的他的妻子是否安全。这几个条件那怕是缺一条，他就行使默秘权。 我威胁他说，你如果行使默秘权，那就把你当作非法越境者进行审判，或者把你强制引渡给苏联。留西柯夫面不改色，信口说道，如果那样干，日军以后是要后悔的。要想放心大胆地和中国打仗，五十万日元够便宜的了。 我说，这种条件不是我一人决定得了的。留西柯夫说：‘那样的话，在你们答应我的条件之前，我什么也不说。’日本有句谚语：‘穷鸟入怀’。只空口讲日军不会错待你，是说服不了他的。因此，第二次审讯也以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而告结束。我一接到珲春的报告，就立即通知了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半夜里，参谋本部派遣的斯波行雄少校和关东军司令部派遣的字多川达也中校，乘飞机先后来到。斯波少校带来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春写的‘立即把留西柯夫护送来’的命令。同时，字多川中校也好像是要在审讯一结束，就把留西柯夫带回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 可是要谈到在什么地方审讯合适，那么像留西柯夫这样的大人物，最合适的地方是参谋本部这样的机关。我对第二部部长本间的命令并无异议，但想先由朝鲜军司令部来进行审讯，那怕是仅仅简单地审讯一下。这是因为，虽然朝鲜军司令部和关东军司令部不断地把获得的情报送给参谋本部可是参谋本部不大把自己得到的情报送给我们，所以就常常为难以判断参谋本部发来的命令和指示的背景而苦恼。 参谋本部和驻在外地的部队之间沟通思想不够的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我很早以来就认为，应该消除这个原因。因此，我考虑，如果把留西柯夫护送到参谋本部，那么，情报数量的差距就将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那怕是简单的审讯，也要由朝鲜军司令部进行。 我把这一点一向斯波少校说明，斯波少校也就愉快地接受了。斯波少校在一年以后发生的诺门坎事件时，在视察战场的归途中，由于车祸而身亡。 他自己和别人都认为，他是陆军第一流的苏联通。他不仅精通苏联的军事，也熟悉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花絮，在他任驻苏助理武官时，苏联红军的军官们来向他打听对苏联政界斗争的看法。失去这样一位俊杰，实在令人感到惋惜和遗憾。 第二天早晨，我给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春挂了个电话，得到了在朝鲜军司令部结束审讯之后，再把留西柯夫护送到东京的许可。此外，我还 转告了留西柯夫提出的四个条件，本间部长当即表示答应他的条件。陆军就是花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买下留西柯夫的情报的。我把此事一告诉留西柯夫，他就喜形于色地奉承说，日本的将军真豁达。我并不是没有感到我的弱点已被留西柯夫抓住，所以便下定决心：既然我待你以优厚的条件，我就狠狠地审讯你。留西柯夫早就对俄罗斯这个祖国没有一丝留恋之情。他认为，讨好我们，以便尽早出国，和妻子一起过优裕的生活，这对他有好处。他对我们的审间对答如流，毫无保留地把他所知道的情报都告诉了我们。 留西柯夫的供词由速记员记下来，然后打成清样送到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这些都是非常可靠的宝贵情报。说陆军通过这些情报掌握了驻远东的苏军的兵力、编制、装备、部署、战术运用等的全部情况，也是不过分的。 但是，当时的陆军、尤其是负责作战的军官有轻视情报的倾向，所以没有能把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充分地运用于作战方面。我军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作战的人轻视了情报。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不胜遗憾。 在朝鲜军司令部进行审讯之后，留西柯夫被护送到东京，由某情报机关严加审讯。 驻在东宁的关东军特殊无线电班，截收到了新上任的第五十九边防部队司令发给设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应在香山洞西方高地部署兵力’，是在留西柯夫被护送东京之后不久的七月七日。香山洞西方高地是满洲国领土，所以这份情报立刻被送到担负这方面警备任务的朝鲜军司令部。 我指示驻在罗南的第十九师团司令部和珲春驻军及特务机关，要他们监视电报里提到的那个香山洞西方高地。果然到了七月九日，珲春特务机关发现有十几名苏军士兵在属于满洲国领土的那块高地的西坡构筑工事。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事件后来会发展成为日苏两军在张鼓峰的战斗。 我判断，新上任的第五十九边防部队司令要利用苏军的扩张来为自己博取功名。我想，前任司令因留西柯夫的逃亡事件而被更换了，所以，新上任的司令就求功心切。” [注1]《朝日新闻》七月一日报道说，留西柯夫随身携带的物品有“许多书籍、党证、一支毛瑟枪、小型手枪、高级瑞士手表、俄国香烟、化装用的太阳镜，现金有日本、满洲、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加在一起共四千一百五十三元，俄币六十卢布，列宁勋章和最高勋章两枚。此外，还有妻子伊娜的照片及外逃暗语电报等。” [七]格利希·留西柯夫的审讯记录（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朝鲜军司令部对留西柯夫的正式审讯，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共进行了五天。据大贯将隆说，审讯记录和许多文件资料在大战结束时一起烧毁了。这里刊载的是大贯将隆私人收藏的一部分。汉字和假名由我分别改成常用汉字和现代假名。 问：你下决心政治避难的理由是什么？ 留西柯夫答：因为我感到生命有危险。 问：为什么感到生命有危险呢？ 答：五月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接到通知，斯大林下命令要逮捕我，叶若夫要让米哈利斯和富利诺夫斯基出发去哈巴罗夫斯克。问：你说的朋友是谁？ 答：请允许我不说出名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次于叶若夫长官的人物。 问：米哈利斯和富利诺夫斯基是什么人？ 答：米哈利斯是红军政治行政部部长，富利诺夫斯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他俩都深受斯大林的信任，米哈利斯和富利诺夫斯基分别负责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内部的清洗工作。我决心要在这两人到达哈巴罗夫斯克之前逃跑。问：阁下为了什么事惹恼了斯大林？ 答：去年八月底以前，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局局长，接受叶若夫下的监视红军远东司令部动向的命令，到远东上任来了。当时由于斯大林已清洗了党内右派，引起了红军内部接近右派的军官们的反抗，所以斯大林计划要揭露他们。我的任务是，发现以勃柳贺尔元帅为司令的红军远东司令部内部的不满分子，并向在莫斯科的叶若夫和斯大林报告。但是我未能发现元帅造反的证据，无法向莫斯科报告。因此，斯大林和叶若夫认为我是不满分子的同情者，要清洗掉勃柳贺尔元帅和我。 问：斯大林的清洗工作是严厉的。他育那么多的政敌吗？ 答：斯大林除了自己外，他任何人也不相信。根本没有正当的理由，他就处决了数以万计的党员和军官，把他们的家属和朋友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 问：那样不是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吗？ 答：是的。托哈切夫斯基元帅[注1]被处决以后，约有两千名红军军官被革职，留下来的军官都心惊胆战，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被革职，根本谈不上致力于军务。 问：托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什么被处决？ 答：当时宣布说，他私通德国，妄图造反。 问：这是事实吗？ 答：真假不明。据我想，斯大林害怕红军的不满分子团结在托哈切夫斯基元帅周围，不满情绪会爆发。当时由于斯大林搞清洗，俄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削弱。另一方面，红军的发言权却相对地扩大。元帅向斯大林进言，劝他停止进行惨无人道的清洗。但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是不会停止清洗的。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只要他继续搞清洗，迟早一定会遭到红军的反抗，于是先发制人，清洗了托哈切夫斯基元帅。 问：远东司令勃柳贺尔[注2]为何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答：大概是因为勃柳贺尔元帅的人品和想法与斯大林不合吧。元帅的性格是独善其身，放荡不羁。他不肯拍斯大林的马屁。此外，他坚持认为，为了帮助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应当对日本采取攻势。这种意见和斯大林的追求现实的外交政策是不相容的。 问：你没有想过向元帅阐明情况，联合起来造莫斯科的反吗？ 答：红军的将军们全都是糊涂虫。他们认为，自己的被捕是由于受到误解或落人陷阱。他们相信，只要向斯大林解释清楚，就会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因此，他们主动要求莫斯科传讯。他们说什么：斯大林也不是那么厉害的人，斯大林受了叶若夫之流的亲信们的蒙蔽。斯大林暗地里却嘲笑将军们像绵羊一样驯服。 问：勃柳贺尔元帅不可靠吗？ 答：我认为，即使向元帅说明形势，元帅也不会起来造反的。于是我选择了独自逃亡的道路。 问：群众讨厌共产主义吗？ 答：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难以简单回答。但在列宁时代，人们确实对共产主义抱有希望。 问：是不是说在斯大林领导下群众失望了？ 答：在老党员、军官、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是这样的，但是农民不同，过去曾是佃农的集体农庄农民崇拜斯大林。 问：请你谈谈斯大林以外的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位。 ——（中间省略）——问：在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将要取代斯大林的人？答：大概一个也没有。 他们只不过是些第二流人物，看斯大林的颜色行事，讨他好，一心一意地巴结他。问：斯大林时代是不是要持续好久？ 答：如果斯大林因病或意外的事故而死亡，那又当别论。不过，他有非凡的精力，行动也很谨慎。他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巧妙地抑制了人民的不满，因此，造反是没有成功希望的。 问：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反对斯大林的清洗工作吗？答：斯大林的猜疑心很强，对谁都怀疑。逮捕的人少了，他就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叛徒，他们包庇嫌疑分子。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害怕受到怀疑，连那些无罪的人也被抓起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甚至流行这样一句玩笑话：“这个月我的指标是抓几个人”。 问：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情况如何？答：从我去年八月到远东上任时起，到现在已逮捕了约二十万政治犯，枪毙了约七千人。每月的平均数远比全俄国的平均数少得多。因此，也许我被认为是对任务执行不力，怀疑到我了吧。在现行的体制下，任何人都想证明自己的忠诚，密告无罪的他人，诬陷别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问：下面问一问你逃亡的方法。你什么时候从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出发的？ 答：六月九日，我以视察边境的名义，和副官一起离开了哈巴罗夫斯克。 当然，启程时谁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乘汽车来到第五十八边防警备队司令部所在地乌苏里斯克，十日和十一日上午视察了该地区的边境。然后，在十一日中午离开乌苏里斯克乘汽车来到第五十九边防警备队司令部所在地斯拉维扬卡。到达斯拉维扬卡是十二日上午十点钟。吃过午饭后，我和随行人员一起乘汽车一个接着一个地视察了边境附近的前哨连队。 问：为什么逃亡路线选择在珲春附近呢？ 答：因为边防归我营，我熟悉边防情况。第五十九边防部队的防守重点在北边，珲春正面薄弱。因此，我从下决心逃亡时起，就决定在珲春地区越境。 问：越境时的情况怎样？ 答：十二日深夜到达最后一个前哨连的阵地。从这里我乘汽车去视察了边境的前哨排。在随行人员不备的情况下，我越过边界，跑到满洲境内来了。 其实随行人员肯定想也没有想过身为部长的我还会逃亡的。 问：这样，你就被珲春边境警察队发现了，是吗？答：是的。 [注1]国防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扦哈切夫斯基元帅因“德国间谍”的嫌疑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被铺，六月十二日或十三日被枪决。 [注2]远东军司令勃柳贺尔元帅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被解除职务， 调回莫斯科。以后元帅称号被褫夺，并遭软禁，同年十一月上旬，以“日本间谍”为由被枪决。 必须赶紧护送虽然日本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道了留西柯夫逃亡事件，但对其以后的消息却没有任何记载。如果他获得了自由，或者他的妻子也逃亡成功，并且，留西柯夫和妻子又相会了的话，那末这些都是当时的报纸应当报道的新闻，然而这类新闻却没有任何记载。 留西柯夫是六月十三日逃亡的，但到了七月一日才由陆军省报道部首次公布这一事实。这既表明，留西柯夫处在陆军的严密保护之下，而被匿藏着，同时也表明，陆军省报道部对留西柯夫逃亡事件设立了报道管理体制。因此，与留西柯夫有关的消息从报纸上消失，就意味着陆军省报道部已经不发表这方面的消息了。 那么陆军为什么不发表有关留西柯夫的消息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想再次尝试采访大贯将隆。 [八]大贯将隆（一月十三日采访）大贯：你或许会觉得我不礼貌，因为在接到你的电话后，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在会见新闻界人士时，我总是这样做的。 作者：你会见我，就意味着考试合格了吧？！ 大贯：因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写通讯报道的记者不负责任地乱写啊。以前曾有个写通讯报道的记者，发表了一些胡说八道的新闻，说什么我这个日韩贸易调查会从韩国中央情报局领取津贴。在会见记者时，我否认有这样的事，可是他在报道中还是说我承认有这回事。你好像没有干这种事。 作者：蒙你信任，我感到光荣。 大贯：但当我在电话里听说你要打听留西柯夫的情况时，刹那间，我倒不知如何是好啊。因为我未曾想过四十年前的旧事如今还有人在调查呢。究竟你对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哪些地方有兴趣而要进行调查呢？ 作者：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苏联高级官员留西柯夫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逃亡到满洲的事实。我想调查它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内容，于是翻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但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大肆报道了逃亡事件，但是都没有一条内容是具体的。留西柯夫被隐藏在什么地方？他说了些什么？今后又打算怎么办？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啊。何况留西柯夫在逃亡以后的命运如何？没有报道。我想了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因为陆军当局对报道进行了管制，这可从事件是六月十三日发生的，而到七月一日才公布这点看得出来。那么陆军当局为什么要对留西柯夫事件的报道进行管制呢？或者说陆军当局想要对舆论机关隐瞒什么事实？ 大贯：你是想知道这些，所以才来调查留西柯夫事件的吗？ 作者：是的。关于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在陆军省报道部公布以后，报纸作了大量的报道。但过了几天以后，有关留西柯夫的报道就一行也没有了。 消息来源只有陆军省报道部一家，因此，不妨认为这是由于陆军省不再公布有关留西柯夫的消息。这样一来，有关留西柯夫的线索也就完全断了，从而也就从日本人的记忆中消失了。说得极端一点，留西柯夫的存在被抹杀了。 大贯：那么你想要我谈什么呢？ 作者：首先请你谈一谈留西柯夫供述了什么。留西柯夫这样的大官逃跑是前所未闻的。他所提供的情报当然涉及到苏联最高机密。具体地说，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 大贯：那是相当珍贵的情报。我们最想得到的是有关远东苏军的情报， 其次是苏联在满洲的情报工作和破坏活动的实际情况，再其次是苏联的内政情况。对于这些情况，留西柯夫都毫不隐瞒地供述了，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情报。至于军事情报，和我们所获得没有什么区别。旧军队的情报工作搞得如此漂亮。话又扯远了。前几天，我和自卫队的一位负责干部闲谈。他叹息说，自卫队最大的弱点是收集外国情报不力。大多数国民对收集情报工作都持有偏见啊。制定作战计划的前提必须是正确地掌握敌人的状况。 这个问题姑且不谈。留西柯夫带夹的军事情报和我们收集的情报在大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觉得留西柯夫逃亡不是伪装的。 作者：请举例说，有些什么情报？ 大贯：留西柯夫随身带来的逃亡礼物有：标明苏联在边境附近构筑上事情况的地图、边境警备队和红军的部署图、兵员数目之类的文件等，甚至还有边境警备队军官名单。因此，我们掌握了苏联远东军的全貌。他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军事价值，同时也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这也是事实。远东的苏军正在稳步地整备和加强，而日军却因日华事变而不能随意地进行对苏战备。那时，远东苏军如果发动攻势，日军是不堪一击的。 作者，苏联方面的情报工作和破坏活动的实际情况怎样？ 大贯：对于这个问题，留西柯夫也毫无隐瞒。他是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情报机关的总头目，知道情报人员的姓名和组织。据他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网是由三个系统组成的。第一个是苏联设在哈尔滨、奉天、黑河、齐齐哈尔、满洲里、大连的领事馆里的情报网。它直属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部。留西柯夫把领事馆内负责情报人员的名单都告诉了我们。 作者：其他的情报系统怎样？ 大贯：第二和第三个情报系统是属于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部，由使用“莱欧”[注1]和“高” [注2]假名的人指挥的。“莱欧”负责收集情报，“高”负责破坏工作。 “莱欧”领导的机关负贡调查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情报。“高”领导的机关和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委员会联系，从事反日活动。留西柯夫也把这两个机关的情况都供述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把这两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逮捕了。 作者：“莱欧”和“高”也被捕了吗？ 大贯：很遗憾，留西柯夫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名。这两人在留西柯夫到哈巴罗夫斯克上任之前，就在满洲活动，只用假名交接情报。留西柯夫知道姓名的，只是他到哈巴罗夫斯克上任后派到这两人手下工作的人员。即使如此，数目也是相当多的。 作者：没能根据被逮捕的人的供词把这两个人抓起来吗？ 大贯：不是我负责搜查的，所以不清楚。大概是没有抓到吧。 作者：那么留西柯夫交待的苏联内政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贯，简单地说，斯大林政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不稳。斯大林想通过恐怖主义来加强他的地位，而恐怖主义却进一步降低了斯大林的声望。希特勒在德苏战争前夕就说过，只要踢一踢大门，俄国这所房子就会倒塌的。一九三八年当时的苏联正是这样。只是一九三八年，日本因日华事变，德国因受英法约束，都没有工夫去踢苏联的大门。斯大林可能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才采取了清洗手段的。 作者：明白了。当然这些情报中，也包括不能向外界公开的内容吧？ 大贯：当然娄。保守我们所获得的情报的机密，是情报战的重要战略。 因为如果对方不能弄清因泄露情报而遭受的损失程度，它就不能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 作者：那么，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中有使日本难堪的吗？ 大贯：直接的没有吧。把留西柯夫谈的远东苏联红军的装备等情况对新闻记者讲了，这要是传到苏联，它采取对策，那就糟了。 作者：是否曾担心过留西柯夫并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如果释放了他，还去宣传共产主义？ 大贯：留西柯夫自称为托洛茨基派，逃亡以后不是抛弃了共产主义了吗？ 在我审讯他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赞扬过共产主义。 作者：那又为什么要把留西柯夫藏起来呢？护送到东京以后，留西柯夫怎么样了呢？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是奇怪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也许发生了使留西柯夫的身份不能公开的情况。陆军当局不能发表的原因是大贯：你想象的是什么呢？ 作者：陆军当局或许和苏联搞了秘密交易，把留西柯夫强制引渡给苏联，或者在陆军当局审讯中，留西柯夫死于意外事故。陆军当局对报道机关隐瞒留西柯夫逃亡后的消息，是因为有不便公开的缘故吧。这个不便公开的缘故，可能不是上面谈到的。 大贯：你们真是异想天开啊。留西柯夫在东京受审讯后，应当是被释放了。我觉得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机密的。没有有关他的报道，是因为他已不是值得报道的人物了，只不过如此而已，焉有它哉？ 作者，是吗？报道机关对逃亡事件作了那么大量的报道，所以不可想象以后就毫不关心了。报道机关想采访留西柯夫，都被陆军当局挡驾了，这可能是真的吧！这些，我今后一调查就会明白的。留西柯夫在朝鲜军司令部受审讯后，是由斯波少校护送来东京的吧。 大贯：是的。当时的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春对留西柯夫非常感兴趣，就派斯波少校去了。 作者：留西柯夫是什么时候被护送到东京来的？ 大贯：很可能是六月十九日。斯波少校和辉春特务机关的人员是用飞机把留西柯夫护送去的。 作者：此后，留西柯夫怎样了，你不知道吗？ 大贯：不知道。 作者：那就奇怪了。因为留西柯夫提出的四条交换条件是否履行了，难道大贯先生不是有加以确认的责任吗？ 大贯：啊，我想那些条件是履行了。因为本间雅春先生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 作者：那就是说，留西柯夫在参谋本部的窜讯结束后，拿到五十万日元，获得了自由，到第三国去了。是吗？ 大贯：没有得到证实，我想会是那样的。 作者：我还是弄不明白。即使五十万日元这件事是机密，而人身获得了自由啦，到第三国去啦，这些都是报纸应该报道的新闻。我翻阅了截至一九三九年五月的报纸，没有这样的新闻报道。若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释放的，那又当别论。不过，不能说对留西柯夫审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大贯：考虑到留西柯夫的人身安全，陆军当局是不会公布那件事的。保障人身安全也是留西柯夫提出的条件之一嘛。 作者：的确，也可以这样想。你估计谁会知道这件事？我想要找他们调查一下。 大贯，原来是这样。这也是难办的。反正打那以后己过了四十个年头，我的记忆也淡薄了当时的参谋本部的人员大都故去了吧，活着的还有谁？ 作者：负责审讯的是参谋本部的什么机关？ 大贯：关于这一点，因为当时我在朝鲜军司令部，所以不了解参谋本部里边的情况。 作者：在那以后，你还听到过有关留西柯夫的消息吗？大贯：没有。有关他的情况由于忙已忘掉了。 作者：我想要是斯波少校的话，他是知道的。 大贯：他在诺门坎事件时死于车祸了。他倒是一位有前途的人，可是[注1]肯尼思·马吉德纳尔德在《决定战争命运的间谍们》（一九六九年在纽约发行）一书中谈到被称为“莱欧”的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据说“莱欧”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德苏战线背后从事收集情报和谋略活动。这个“莱欧”和一九三八年前后在满洲的“莱欧”是否是同一个人不得而知。 [注2]“高”估计是中国人的姓——“高”，迄今没有找到涉及他的记载。 [九]迪维德·巴加米尼着《天皇的阴谋》（下卷）（一九七五年出帆社出版）被护送到东京的参谋本部的留西柯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参谋本部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简单地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资料，有巴加米尼所着《天皇的阴谋》一书，此外再没有提到留西柯夫的资料了。但是，巴加米尼没有标明出处，因此，他以什么为根据就不清楚了。 “关东军的参谋把投降者留西柯夫提供的机密情报通知了东京。他们让参谋总长闲院宫回想起这样一件事：闲院宫曾经答应，为了弥补陆军在华中进行的不理想的战斗所造成的损失，可以对苏联采取作战行动。参谋们建议说，如果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现在正是对北方全面展开进攻战略的理想时机，如果不这么干，那至少也应该开始采取试探红军强弱的有限作战行动。 闲院宫参谋总长同意了关东军的要求，但是认为需要进一步审讯留西柯夫，命令把投降者留西柯夫护送到东京。留西柯夫是西伯利亚军司令勃柳贺尔元帅的内奸，或许有意要唆使日军侵略北方，违背斯大林的意旨，把他卷进远东的纠纷。在东京，是由日常掌管日本上流社会的‘危险思想’的特别高等警察的搜查宫审讯的。但是他们汇报说，由于不大熟悉欧洲情况，对留西柯夫的供述难以判断真假，要求派一名希姆莱手下的盖世太保专家。德国的谍报机关人员决定应邀来日，裕仁（天皇）和闲院宫命令关东军，在有结果之前待命。” 参谋本部的第十八班负责审讯留西柯夫的，是陆军的什么样的机关呢？ 首先能够想得出来的，是负责收集对苏情报的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五课[注1]。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调查的《大本营陆军部军官——各部军官、高等文官职员表》记载，第五课名单如下： 课长上校川又英人，参谋上校字野市郎，参谋少校斯波行雄，附属幕僚少校秋草俊、少校山本直志、少校藤井正芳、少校浜名周作、大尉冈本敏久、大尉林田光昭、大尉小泉太一郎、大尉初见茂、大尉矢野理生、大尉冈村七郎。 据《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名单》（一九七三年刊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自愿参加的名单编制委员会编纂）证实，现在尚有四人生存。 我根据名单记载的住址，对这四人进行了调查，有两人已经病死，其余两人中只有小泉太一郎（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五届毕业生）同意让我去采访。 [十]小泉太一郎（当时是参谋本部第五课课员，一月二十一日的谈话）“因此，斯波行雄，当时是少校，由他负责，用飞机把留西柯夫护送到东京夹了。 留西柯夫首先被悄悄地移交给内务省警保局特高课，肯定是一个名叫坂崎的警部补（译者注：是日本下级警宫的一种职称）审讯的。 我记得，斯波少校第二夭来到第五课，向课长川又英人和部长本间雅春作了汇报。 说德国的盖世太保来过是不对的，但是德国驻东京的陆军武官谢尔曾要求说，希望让他看看审讯记录。当时和德国国防军之间还没有那种协议，所以参谋本部婉言拒绝了[注2]。 据说，审讯留西柯夫是在东京都九段的某住宅进行的。组织了一个以斯彼少校为班长的特别班，集中了参谋本部和内务省外事课的对苏情报专家。 这就是九段办事处。为保密起见，人们称之为九段办事处。 审讯记录应当是放在参谋本部的地下仓库，战争约束时销毁了，现在没有了吧。诺门坎事件时，留西柯夫的审讯记录还保存着，我看过一部分。 对于我们来说，留西柯夫透露的憎报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对苏联远东军的力量、部署以及工事、要塞的情况，我们都了如指掌了。 留西柯夫的情报中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苏联用于对日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我方。当时，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我方在朝鲜、满洲的对苏兵力只有九个师团。国内只有两个师团，有二十三个师团部署在对华战场上。 那时估计对苏战备需要十九个师团，所以以九个师团来防守是靠不住的。 另一方面，第五课根据留西柯夫的情报计算，苏联用于对日的兵力平时有二十八个狙击师，有情况时是三十一个到五十八个狙击师。再加上外蒙军约有骑兵十个师，留西柯夫领导的内务部军约有五万人。 在飞机和坦克的数量方面，日本也不在苏联的话下。苏联有飞机二千架，日本只有三百四十架，苏联有坦克一千九百辆，日本只有一百七十辆。 在那之前，一般认为日苏的力量对比是一比三，而现在是一比五或者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是不可能制定对苏作战计划的。 参谋本部每年九月上旬之前要制定下一个年度的作战计划。但是一九三八年的年度作战计划，由于发生了日华事变还没有研究。到一九三八年三月 才勉勉强强地搞了个临时计划。这个计划虽然设想了在日华战争期间苏联参战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个计划不过是画饼充饥，因为知道苏联如果参战，日本是不堪一击的。日中战争的扩大，从根本上推翻了日本的对苏军事战略。 感到吃惊的参谋本部要修订一九三八年度的作战计划，尽管是晚了，但总算在九月五日制定出来了。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五年内充实对苏战备的《八号作战计划》。不论是年度计划还是《八号作战计划》，从国力看，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我想指出，当时（一九三八年六月底）参谋本部害怕苏联参战，主观地认为，苏联如果参战，日本必定败北。 留西柯夫逃亡来了，并且作证说，待日本在日华战争中消耗了力量，苏联就打算进攻日本。为此，我们越发害怕苏联有可能参战。现在想来，我们感到上了留西柯夫的当了当时，无论是陆军省还是参谋木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从中国撤出兵力，怎样才能制止企图干涉日华事变的苏联，而不是盲目地去扩大日华事变。 让我们再回到留西柯夫的话题上来吧。留西柯夫被护送到日本的时候，暂时对报道机关保了密，把他隐藏在九段办事处，加以审讯。陆军省新闻班大概是在他逃亡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公布这一事件的。啊，是七月一日公布的吧。这就是说等了半个月才公布的。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留西柯夫被护送到东京后不久，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就想要把这一事件利用于反苏宣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制定的《战时大木营陆军部工作要领》 写道：“有关宣传、谋略、防谍业务，由第二部部长主管，第八课课长负责，根据需要，报道部部长及其他有关的官员也参与策划。”所以，宣传由唐山负责。在制度上，第八课制定宣传计划，交大本营陆军报道部执行。陆军报道部也设有计划课，制定各种宣传计划。但像留西柯夫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就是由第八课制定计划，让报道部去执行的。唐山想把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利用于国际上的反苏宣传。 报道部计划课根据唐山的意图，制定出一个宣传战计划，通过陆军省报道班于七月一日在陆军省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与此同时，还向德国和美国的武官、美联社、合众社、德国新闻社等外国通讯社和《日本箴言报》等英文报纸发表了。反响是很大的。美国和德国的报纸也连篇累犊地发表社论。 最近，别连科中尉从苏联逃亡出来了。那时我想起了留西柯夫的逃亡事件。对别连科中尉的逃亡事件，宣传机构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在那以后，应该加强防空体制的舆论高涨起来了。由于别连科中尉驾驶的米格飞机得以轻易着陆，所以舆论强调指出，北方雷达监视网是不完善的。防卫厅里头脑转得快的人，大概是想把舆论引向加强防空体制的方向去吧。 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唤起了国民对苏的警惕，报道部为了导致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而利用了这一事件。 新闻班在记者俱乐部宣布的时候，留西柯夫已不在日本，他被悄悄地送到了满洲，和关东军司令部合作去了。记者们并不了解这一点，还在为追求虚幻的留西柯夫而东奔西走呢。 留西柯夫以后怎么样了呢参谋本部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心情本来就是复杂的，一边欢迎他，一边又对他背叛祖国表示蔑视。在想了解的情况都已挖尽，并利用他进行了反苏宣 传之后，他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他将遭到被抛弃的命运。一度叛变的人如果再叛变，就谁也不会相信他了。 我不知道留西柯夫为什么被送到满洲，他在那里又千了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他的命运是不太好的。不久发生了张鼓峰事件，我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了，对留西柯夫也就毫不关心了。 从那以后，我未曾听到过一句有关留西柯夫的传闻。过了将近四十年的今天，你又问起我我想他漂泊流浪到最后，一个人孤寂地死在满洲的荒村了吧。他害怕斯大林的魔手，改名换姓，过看颠沛流离的生活，以致身败名裂，谁也不屑一顾就死了。我对那以后的留西柯夫的命运是这样想象的。 那样的结局，正是同一个亡命者的命运相称的。你怎样想呢？ 你如果要打听留西柯夫的消息，请你先找一找在九段办事处工作过的人怎样？因为是九段办事处负责审讯留西柯夫将军的，并在审讯以后又把他护送到满洲去了的。九段办事处是第五课的特别班，不久又受第八课管辖，以后成为一个直属于第二部的独立班，就是参谋本部第十八班。” [注1]留西柯夫逃亡时，日本参谋总部第二部（负责情报）的业务分工规定如下： 第五课：有关苏联及其各邻国的军事、国势、外交、作战资料及军事要地志的业务。 第六课：有关第五、第七两课管辖范围以外的外国军事、国势、外交、作战资料及军事要地志的调查业务。 第七课：有关中华民国及满洲国的军事、国势、外交、作战资料及兵要地志的调查业务。 第八课，关于对国外一般形势的判断事项、关于谋略防谍宣传和国内形势的事项、关于科学谍报的运用事项。 第二部的干部名单如下： 部长本间雅春少将，第五课课长川又英人上校，第六课课长辰已英一上校，第七课课长今井武夫上校，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上校。 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起，由山口喜三郎接替本间雅春任第二部部长。 [注2]留西柯夫的口供有一部分泄露给了德国和苏联。一九四一年十月，被特高警察逮捕的苏联间谍卓尔基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曾对吉河光贞检察官作了如下的供述： “听说，日本方面的军官从留西柯夫那里听取了各种情况，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谢尔武官，我从武官那里了解到留西柯夫口供的内容，并三、四次打电报报告了莫斯科中央部。”（引自检查官审讯书第三十九回）卓尔基根据莫斯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密部的指示进行活动，企图获取被护送到东京的留西柯夫的口供内容。 [十一]岩野须磨雄（当时在参谋本都第二部第八课工作。一月二十五日采访。）参谋本部第十八班，是旧陆军各机关中最神秘的一个机构，战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没有一点儿关于这个机关的资料[注1]。据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调查的《大本营陆军部军官、各部军官、高等文职人员表》这部资料，在第十八班中列有斑长山口喜三郎少将等十六名军官的名字。岩野须磨雄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是大尉。 我的调查所采取的方法是，把十六人的名字和旧军人团体僧行社、日本乡友联盟以及军思会的名单进行对照，以确认现尚健在的人的名字和住址。结果发现了三个人，只有岩野须磨雄以不涉及第十八班的具体活动为条件答应让我采访。 岩野：我从参谋本部第八课转到第十八班，肯定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因为这时第十八班已经成立。 作者：第十八班是个迄今无人知道的组织，它搞了些什么活动呢？ 岩野：简单地说，是搞科学的谍报活动。 作者：你这么说，我还是不太明白岩野：过去收集情报活动，是靠情报工作人员的手脚。比方说，情报工作人员化装潜入敌区，窃取机密文件等。可是斯波少校认为，这种作法已经过时了，他主张应该更合理、更科学地来收集情报。 作者：是斯波行雄出的点子吗？ 岩野：他在诺门坎事件时死于车祸了。人们都说他是首屈一指的苏联问题专家。他非常用功，精于研究情报战。 作者：请你稍微具体地谈谈第十八班组成的由来。 岩野：那时，根据本间第二部部长的指示，由斯波少校审讯留西柯夫将军。留西柯夫将军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因此审讯获得的情报非同一般。为了有助于将来的工作，让他把所知道的东西全都谈出来，同时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分析。为此，斯波少校把苏联问题专家集中起来，组成了特别班。 作者：那就是九段办事处吧？ 岩野：在现在的九段南有所空房，原是一位名叫安达德三的事业家的住宅，斯波就租了这所空房设立了办事处。所以人们称之为九段办事处。 作者：办事处成立时的成员都有哪些人？ 岩野：当时我在第八课工作，因此，不太了解内情。但有位名叫坂崎的特高课警部补，他是在卓尔基事件中大显身手的人物。此外，第八课的竹中少校也参加了。这个人不久就到德国上任去了，他好象参与创立了九段办事处的。还有民间人士。 作者：岩野先生加入第十八班的时候，班里已经没有创立时的成员了吗？ 岩野：是这样的。特别班是为审讯留西柯夫而组成的，任务一完成就解散了。成员也是兼职，都有本职工作。但是，留西柯夫于当年的六月底或七月初被秘密地送到满洲。到九段办事处解散的时候，斯波少校还强烈地反对解散呢。斯波少校从留西柯夫那里学到了“格别乌”收集情报的活动方法。 相比之下，日本的方法太落后了，因而好象受到震动。所以斯波少校说服新上任的山口第二部部长，希望把九段办事处发展成为专门从事科学性情报的谍报机关。尽管经过各种曲折，但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办事处变成了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十八班。第十八班不是设在九段，而是设在位于三宅坂的参谋本部里。人员也全部更换了，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二、三十人的大户头了。 作者：所谓曲折，指的是什么呢？ 岩野：首先，由于斯波少校的奔走，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初，提出了把九段办事处升级为第十一班的方案，连具体的机构设立计划都制定了。但是，由于爆发了张鼓峰事件，计划推迟了，由于第五课的反对，又推迟了，就这样一拖再拖。 作者：第五课反对是怎么回事？ 岩野：因为斯波少校想把这个机构培育成为主要针对苏联的情报机关。 过去一直搞对苏情报的第五课认为，斯波是要侵犯它的势力范围，因而表示愤慨。 作者：能不能给我讲讲第十八班的具体活动？ 岩野：活动是多方面的。一是利用科学器材进行收集情报的活动，如窃听器、秘藏照相机、伪造文件，等等。你知道筱田镣博士吗？ 作者：不认识。 岩野：当时在户山个原有个陆军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第十一课课长就是筱田博士。设立专门的科学谍报机关时，决定把第十一课升级为第十一技术研究所，让它同第十八班合作。第十一技术研究所大概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迁到登户的，一般称为登户研究所。筱田博士被任命为驻第八课和第十八班的文职人员，负贡研制必需的科学器材。他可以说是一位奇才，有妙主意。 作者：此外还有什么活动？ 岩野：截收无线电，当时叫做空界防谍。这些也是第十八班负责。截听外国间谍互相之间的无线电通讯。此外还要对中野学校的谍报人员进行教育。中野学校的正式名称是后勤人员培训所，校址在九段牛个渊。培训所在建立第十八班前后搬迁到现在的中野区公所所在地。第十八班在进行科学性的谍报调查研究的同时，还担当培训所的教育工作。由于这个缘故，第十八班成立的一九三九年春，正是陆军建立现代化谍报体制的时期。斯波少校为此所做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并且，这一结果也是留西柯夫逃亡事件的副产品。 作者：蒙你的介绍，使我弄清了过去一直是个谜的第十八班的轮廓。这里我想问一下留西柯夫的情况。留西柯夫被护送到东京以后是藏在九段办事处吗？ 岩野：因为有被苏联的情报人员谋杀的可能，所以严密地藏在九段办事处。 作者：留西柯夫对审讯采取合作的态度吗？ 岩野：好象是那样。他认为，既然已经抛弃了祖国，那就同我方合作，从而得到优厚的待遇，岂不更好！ 作者：他还是想早日获释，和家属团聚吧？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他的夫人据说是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莫斯科，该与他同时向欧洲方面外逃的。 岩野：据说，起初他经常打听妻子是否安全。竹中少校很同情他，好象也作了安排，只要报社和通讯社一知道下落，就来通知。不过，一周过去了，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所以好象是逃跑没有成功。 作者：也就是说，很可能被捕了，是吗？ 岩野：是吧。顺便说一句，也可能被处决了。据说，留西柯夫将军听到妻子可能不在人世的时候，暴跳发狂，像疯了似的。 作者：那么，也是他自己主动要到满洲去的了？ 岩野：听说，决定把留西柯夫将军送往满洲，是根据陆军省兵务局的要求。由关东军参谋长升为陆军省次官的东条英机向当时兵务局局长今村均建议说，现在，利用留西柯夫将军来清除满洲的苏联谍报网，怎么样？兵务局里面设有防谍课，它的派出机关是位于牛噫若松町的兵务局分室，窃听外国大使馆或公使馆的电话，检查书信[注2]。这个防谍课提出，把留西柯夫送往满洲，让他协助揭发在满洲的俄国人间谍。 当时在参谋总部也是由第八课负责防谍，所以第八课便和兵务局防谍课联系，把留西柯夫送往满洲，让他去协助揭发苏联间谍。 作者：是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了吗？ 岩野：是的。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的宇多川达也和负责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的三枝正行两人，根据留西柯夫的口供，决定逮捕苏联在满洲的情报人员。 作者：宇多川达也的名字我从大贯将隆那里听说了。三枝正行是怎样一个人呢？ 岩野：朝鲜战争时期有个叫作三枝机关的组织。这样说，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不明白吧。三枝曾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雇用，主要是侦探旅日朝鲜人的动向。当时他是兵务局防谍课驻满洲的派出机关负责人，借用在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一间房子，从事防谍工作。 作者：宇多川达也和三枝正行两人现在都健在吗？ 岩野：宇多川在战争结束时被苏联扣押，后来在赤塔失踪了，大概死了吧。 作者：三枝怎么样了？ 岩野：我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三枝的消息了。朝鲜战争后，一时曾协助美国中央情报局作者：我调查一下吧。三枝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吗？ 岩野：当然是的。这儿有名单，看看他是第几届的。 ——（中断）——岩野：是第三十三届毕业生。住址是东京都中野区上高田×××号。不过，这个名单是一九七三年编制的，所以现在的住址可能变了，那以后三枝也许死了。 作者：名单上他的职业是怎样写的？ 岩野：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 作者：如果三枝健在，而且他同意让我采访，我想是会知道留西柯夫的消息的。也许，岩野先生，你不太了解吧，留西柯夫向日本方面揭发了苏联在满洲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是由叫“莱欧”和“高”的两个头目搞起来的。 如果留西柯夫对逮捕他们给予合作了，倘若三枝还健在的话，是能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的。岩野：详细情况我不了解，兵务局防谍课和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八裸，都深感需要加强满洲的防谍措施，这是事实。我想，的确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参谋本部决定进行汉口作战，天皇陛下于六月十五日批准了。 决定把部分驻满洲的兵力也投入汉口作战，估计满洲的治安状况将要恶化。 所以又有了这样的想法：在预定于秋天进行汉口作战之前，要先加强后方兵站基地——满洲的治安。 作者：因此需要留西柯夫的情报吧！ 岩野：因为留西柯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的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满洲独自进行收集情报活动和开展破坏工作。 作者：留西柯夫是通过什么形式进行协助的？岩野：如果问问三枝，这些情况不就弄清了吗？当然，如果三枝还健在的话作者：是谁把留西柯夫护送到满洲的？ 岩野：不知道。估计是九段办事处的人吧。因为负责照顾留西柯夫的，是九段办事处。 作者：打那以后，你听到过留西柯夫的消息吗？岩野：没有。不久发生了张鼓峰事件，便把留西柯夫之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你问我之前， 我从未想过他。作者：斯波少校也同留西柯夫失掉了关系了吧？岩野：请等一等。斯波好象提过留西柯夫这个名字。大概是诺门坎事件前不久的事。 作者：诺门坎事件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开始的，所以是在这之前了。 岩野：是的，是五月二日傍晚。苏联庆祝五一劳动节时，斯大林要发表讲话。第十八班就从莫斯科电台收听了斯大林的演讲，并且录了音。斯波虽不是主管人，但他一直留在那里，眯着眼睛听广播。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留西柯夫失败了吗？”就走出屋子了。我记得，因为这来得太突然，我吃了一惊。 作者：“留西柯夫失败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岩野：不明白。 [注1]关于参谋木部第十八班的编制，根据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参谋本部第三课制定的机构方案，十八班的业务范围如下：一、有关科学谍报的计划、实施及保卫事项。 二、关于科学谍报的调查、研究。 三、科学谍报人员的教育。 四、有关空界防谍的业务。 [注2]兵务局分室、兵务局防谍课，建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总部设在牛噫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和骑兵第一团兵营之间。这座木造二层建筑物旁边驻有细菌战研究部队。兵务局防谍课的活动和参谋本部第十八班一样，是个谜。 满洲的间谍们［十二］三枝正行（当时任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室长。三月三日采访）三枝正行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届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一九四○年十月，任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室长。后又历任陆军中野学校教务主任、兵务局防谍课课长，战争结束时是上校。战后协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及其后身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调查旅日朝鲜人的思想动态。 三枝正行于一九七○年七月从东京都中野区上高田×××号迁到原籍埼玉县川越市末广町二丁目×号。 我在访问三枝正行家以前，调查了他的战后经历。为此，我采访了旧陆军中野学校的几名毕业生，他们都守口如瓶，对于三枝正行不想多谈。 但是，我找到第四个人A 先生。他以不提姓名为条件，告诉我，直到一九七○年前后，三枝正行一直经营名叫“远东情报服务社”的企业。远东情报服务社是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的中央情报局总部直接联系的情报机关，它监视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的活动。 远东情报服务社好像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一九六九年版的“全国民间团体名鉴”（自治研究会发行）和电话号码簿（东京都版）都没有它。 据《日本的CIA》（译者注：CIA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缩写）（金子堂书店一九七五年发行）一书的作者长崎武文说，远东情报服务社于一九七二年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脱离CIA，成为内阁调查室的一个外围团体。据说，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现在收集有关南北朝鲜的政治经济情报。三枝正行现在是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嘱托（译者注：一种类似顾问的职务）。 我到三枝正行家访问，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好不容易地在不涉及他在战后的活动的条件下，同意让我采访。 三枝：留西柯夫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底从东京送往新京的。 作者：要他帮助揭发在满洲暗地活动的苏联间谍吧！ 三校：是的。所以就送到我这里来了。 作者：最初是谁想出这个主意的？ 三枝：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宇多川达也。当时他是中校。留西柯夫逃亡后，被护送到京城的朝鲜军司令部时，宇多川到京城去听审讯的内容。他一回到新京就来找我，说留西柯夫的口供如何如何，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苏联在满洲的间谍一举逮捕。我是那年三月到满洲上任的，正对取缔苏联间谍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决定要按照留西柯夫的情报进行逮捕。我把这个想法报告了陆军省防谍课，防谍课很感兴趣，就把留西柯夫送到新京来了。 作者：满洲的苏联情报网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三枝：苏联的情报机关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一是直属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红军司令部军队系统的情报局；二是属于以留西柯夫为部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局；三是属于在莫斯科的世界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国际情报局。留西柯夫提供给我们的，是留西柯夫指挥的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是由两个组织构成的，一是以化名“莱欧”为最高负责人的情报机关，二是以化名“高”为最高负责人的破坏工作机关。留西柯夫尽其所知，把情工人员的名字都告诉了我们。“莱欧”和“高”这两个人在留西柯夫到哈巴罗夫斯克就任部长之前，就一直在满洲活动，连留西柯夫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名。 一九三三年前活动在哈尔滨的苏联谍报员，魁首是化名“迪欧”的人， 知道这个人叫富罗里希，是陆军少将。“迪欧”在满洲国成立的时候离开了哈尔滨，“莱欧”大概是作为“迪欧”的后任来满洲的。 作者；那末日本方面的防谍体制怎么样呢？ 三枝：揭发间谍的工作是交给宪兵队特高课搞的，陆军本身缺少这种组织。直到一九三七年春，从陆军也应该有科学的防谍组织的想法出发，总算在陆军省兵务局设立了防谍课。参谋本部也在一九三八年春把第四班升级为第八课，负责防谍。 作者：满洲的防谍体制如何？ 三枝：关东厅警务局和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负责取缔间谍。在陆军方面，由军司令部第二课宇多川达也领导的班和我处负贡防谍。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但苏联间谍仍然层出不穷。 作者：因此，为了进行汉口战役，需要整顿好满洲这块腹地的治安，于是你们同时搜捕了苏联的情报机关和破坏工作机关，是吧？ 三枝：是的。因为有过这样的先例：两年前发生了三河突击队事件。在兴安北省三河屯住着大约八千名白俄，在屯里成立了秘密武装组织。他们在苏联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和苏联入侵相呼应的暴动计划。我们事前察觉到了，来了个大搜捕。我们也是有警觉的。 作者：所以，打算让留西柯夫协助你们，就把他送来了。 三枝：因为留西柯夫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情报组织。 作者：他是六月底从东京被护送到满洲来的，负责护送的是斯波行雄少校吗？ 三枝：不是。名字我忘记了，是三个宪兵。 作者：是九段办事处的人吗？ 三枝，你很了解九段办事处啊！ 作者：我是从当时在参谋本部第八课工作的人那儿听说的。 三枝：那可是一个不能太公开的机关。 作者：护送来时，留西柯夫的神态怎样？ 三枝：和逃亡当时不一样了，他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淡黄色的麻布西装。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妻子的缘故，显得无精打采。乘运输机到平壤，再从平壤乘满洲航空公司的班机来到新京。一到新京，就立刻被送到北广场的大和饭店。于是我就马上着手听取他的陈述。 作者：留西柯夫没有提出什么进行协助的交换条件吗？三枝：你说的是他是否提过金钱之类的要求，是吗？没有，那个家伙说，只要能打倒斯大林，无论干什么他都协助。 作者：你对留西柯夫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三枝，啊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脑子转得非常快的人，并且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比如，被逮捕的间谍如果不轻易开口招供，留西柯夫就说，让我自己来。由他进行审判，手段是非常厉害的，毫不留情。 作者：具体地说，是怎样的？ 三枝：审讯时，如果回答慢了，他就用手里的刀子嗖的一声把对手的脸划破。对于整个脸都被划破但仍不开口招供的俄国人间谍，他就把煤油浇到那个人身上，擦着火柴，威胁说，如果火柴烧到我的手指头你还不讲，就把火柴丢在你的头上。也有曾在留西柯夫手下工作的人，只要一见他的面就立刻乞求饶命。在俄国，他是很为人们所惧怕的。他不说废话，问题不提二遍， 不发火，也不笑，好像没有感情似的。 作者：似乎够冷酷的了。 三枝：也许是因为失掉妻子的缘故，使人觉得他毫无表情，无动于衷。 除了和我们碰头时以外，就独自一人躲在饭店的房间里，有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作者：一举搜捕苏联间谍网的结果怎样？ 三枝：在大和饭店的留西柯夫房间里，我们问出了二十来人的名字，交给了关东厅警务局和满洲国民政部，委托他们搜捕。抓到了其中的十三人，根据他们的口供，又一连串地逮捕了五十来人。被捕者都是跨“莱欧”和“高” 两个组织的，不过结果并不理想。 作者：这是怎么回事？ 三枝：据留西柯夫的口供，光在满洲就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和工作人员一百五十到二百人左右。但是在留西柯夫逃亡到满洲不久，苏联方面估计会出现这种局面，就在组织上作了应变处理了。因此，就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再加上七月底又发生了张鼓峰事件，顾不上去搜捕间谍了。这样一来就放过了“莱欧”、“高”这两个最高干部，让他们跑掉了。 作者：即使抓到了他们的部下，也抓不到他们俩吗？ 三枝：不行，因为没有一个人见过他们的面孔。他们的组织和联络方法很巧妙。 作者：由于张鼓峰事件，就停止搜查了，留西柯夫那时获释了吗？ 三枝：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七月底发生了张鼓峰武装冲突，那时根本谈不上揭发苏联第五纵队。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想听取苏军的情报，要我们把留西柯夫送去。这样，我记得是七月二十日把留西柯夫交给了军司令部第二课。 作者：苏联边防部队在张鼓峰满洲一侧的土地上开始修筑阵地是七月九日，在沙草峰开始修筑阵地是七月二十九日。隶属于朝鲜军司令部的第十九师团于七月三十日夜赶走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的苏联士兵。但到八月六日，苏军展开大规模反击，发展成为局部战争。这就是张鼓峰事件！ 三枝：那时，参谋本部和朝鲜军司令部最初都反对行使武力，打算听凭外交谈判解决。但是，苏联态度强硬，不同意谈判。到七月中旬，参谋本部决定了武力解决的方针。天皇陛下计划在七月二十日傍晚下达圣旨，所以关东军司令部也作了行使武力的准备。作者：把留西柯夫交给关东军司令部，是在那个时候吗？ 三枝：对。 作者：第二课的负责人是宇多川达也吗？ 三枝：嗯。 作者：张鼓峰事件的停战协定，是重光大使和李维诺夫外长八月十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这样一来，留西柯夫就没有使用价值了。留西柯夫后来怎么样了。 三枝：可能获得自由了吧。 作者：是被释放了吗？ 三枝：释放这个词不妥当。留西柯失是自愿协助陆军的。 作者：是以释放作为协助的条件吧！ 三枝：不是的。留西柯夫好像为能协助陆军而感到高兴。他打算向追使 他走上逃亡道路的祖国报仇。作者：不过，宇多川中校把留西柯夫抛弃了，是这样的吧！ 三枝：并非那样吧！我不在陆军司令部里，所以不了解这方面情况。 作者：话虽这么说，但在那以后，你常和宇多川见面吧。你没有从宇多川那里听到过留西柯夫的消息吗？ 三枝：那是有的。如说留西柯夫决定住在大连，等等。作者：是和陆军断绝了关系，决定住在大连的吗？三枝：大概是吧。因为打那以后，我没有见过留西柯夫。 作者：留西柯夫怎么样了？你没有听见过什么谣传吗？ 三枝：听见过。 作者：什么内容？ 三枝：说什么留西柯夫被“莱欧”杀害了作者：是被“莱欧”杀害的？ 三枝：听见过这种谣传。是谁说的，我忘了。 作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枝，是一九三九年吧。听谁说的，我忘了，如果这是真的话，就等于说留西柯夫早就完了。 作者：留西柯夫被，“莱欧”杀害的谣传有确实根据吗？ 三枝：不知道。只是听到这种谣传而已然而大概不会还活着吧。如果还活着，现在是七十六岁了。 作者：在张鼓峰事件以后，宇多川达也把留西柯夫怎么样了？你没有听宇多川自己说过吗？ 三枝：在那以后，我还常和宇多川见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见的那次，是最后一次。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跟我谈过留西柯夫的情况。要是他的话，应该知道留西柯夫情况的，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战争结束以后，他失踪了。 作者：失踪了？那又是怎么回事？ 三枝：战争结束后，他被扣留在赤塔劳动集中营，有一天被“格别乌” 的人带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朝鲜战争时，谣传说他协助苏军，进行情报活动。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那种事的。我想他是被苏军处决了。当了苏军俘虏的情报人员差不多都被处决了。 作者：宇多川中校如果死了，要打听到留西柯夫的消息就很困难了吧。 三枝：因为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啊。 [十三]《来自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的联络事项第一百四十三号》 当时三枝少校呼吁关东厅警务局和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联合搜查“莱欧”和“高”。那时的联络文件，是《联络事项第一百四十三号》。蒙三枝的好意，让我看了这个文件。 “绝密第一百四十三号关于召开防谍会议的通知关东厅警务局局长柳原卓造殿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司长因边玲吉殿据可靠情报称，在满洲国及关东厅有两名苏联间谍魁首，使用的化名为 ‘莱欧’和‘高’。关于此件，根据另页的实施要领，将召开防谍会议。据此，拟于七月五日上午十时举行军司令部会议，请出席。 有关‘莱欧’和‘高’的资料将另行送上，特告。 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室长三枝正行” 第二章暗中生变 同时失去妻子和祖国的留西柯夫，在他乡异国的满洲度过了什么样的后半生呢？ 我以为大贯将隆和三枝正行是了解此事的，他们为什么不向我说清楚呢？ 除了这两人之外，就再没有人知道留西柯夫的消息了吗？首先能够想到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部的职员、军官。 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调查的关东军军官、职员表（只有军司令官及参谋），当时第二课（负责情报）列有高级参谋矶村武亮炮兵上校及斋藤正彦骑兵中校、宇多川达也步兵中校、大村兼三步兵中校、河崎庆太辎重兵大尉的名字。这些人现在都已故去。遗憾的是没能得到第二课职员的名单。因此，只得访问在第二课以外的课工作的人，以获取间接的证词。 [十四]植村清次（当时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职员，二月五日采访）植村清次当时在第三课供职。第三课负责通讯和运输[注1]。他的住址是我前面提到的职员表为线索，在总理府抚恤局第四课查到的。植村：一九三八年秋，我是大尉，在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搞通讯方面的工作。第三课每天都收到来自满洲全国各地情报机关的电报，经过整理分别送给收件人。作者：宇多川达也当时是在第二课吧。战争结束不久在赤塔集中营失除了植村：他当时是中校。 作者：对。植村先生知道宇多川中校在第二课做什么工作吗？ 植村：中校在司令部二楼里侧弄到了一间房子。除中校外还有两位军人和一位民间人士。在第二课称他们为特别班。特别班就是指他们。 作者：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植村：那间屋子充满着令人提心吊胆的神秘气氛。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即使是军司令部的军官，对那间房子也觉得有点怕，不怎么去靠近它。 作者：那个班的任务是什么呢？ 植村：听说是负责谋略、防谍的。 作者：就是说，宇多川中校是负责谋略、防谍的，是吗？ 植村：不能断定作者：你还记得中校那个班的人的名字吗？ 植村：在军官中有一位是村田大尉，另一位是金崎陆军上士。民间人士是谁我不清楚。这位民间人士在张鼓峰事件后到新京来了。 作者：是村田大尉和金崎陆军上士吗？ 植村：名字是对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村田大尉在诺门坎事件时确实阵亡了。金崎这个人怎么样了呢？他是一个矮胖子，操东北（译者注：指日本东北地方）口音[注2] 作者：你说的那位在中校手下工作的日本民间人士怎样了？ 植村：有半年左右时间没有见到他，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在宇多川中校的房间里见到两、三回。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我就被调到华中去了。 作者：半年左右没见面，那就是五月份了，对吧？ 植村：已经换上夏装了，所以也许是六月份或七月份。我是八月调动的。 作者：战后见过那个人吗？ 植村：没有见过。这个人头上总是搽满发膏，贼亮贼亮的，当他从你身 边走过时，一股发膏的香味扑鼻而来。我见到他是在张鼓峰事件以后了，令人感到是满洲的风云人物。 作者：“格别乌”远东司令叫留西柯夫，你记得这个人逃亡到满洲的事件吗？ 植村：记得，记得。那时候，连司令部里都整天谈论这件事。留西柯夫一度被护送到东京后，又被悄悄地送到满洲来了，让他协助关东军司令部的工作。他好像是被软禁在车站前的大和饭店。张鼓峰事件时，用四周不透亮的汽车把他带到军司令部，由搞情报的第二课负责审讯。和报纸上的照片相比，显得有些瘦了，也有些老了。作者：据当时任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室长三枝说，是七月二十日把留西柯夫交给了第二课的。 植村：是吗？大概是那个时候吧。留西柯夫七月初被带到新京，据说是让他协助三枝中校的防谍班。三枝正行，你认识他吗？朝鲜战争时，被麦克阿瑟司令部雇用，从事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作者：知道，其实我也听到类似的说法。 植村：不久就发生了张鼓峰事件，第二课情报班又需要留西柯夫了，大概是因为需要从留西柯夫嘴里抠出苏联的军事情报吧。 作者：据记录，当时的第二课课长是矶村武亮上校。 植村：矶村是高级参谋，那个时候他很繁忙，所以他不会直接审讯留西柯夫。 作者：你知道是谁直接审讯的吗？如果知道，那就太好了植村：当时第二课的人谁还健在呢？当时二十岁的人现在也是六十岁了。有的阵亡，有的战后病死，几乎没有健在的了。啊，对，对，井上还活着。井上良藏，当时是大尉或中尉。此人现在好象在名古屋卖电器产品。一九四四年，我们都在驻缅甸的部队，那时候的人组织的战友会，现在每年都聚会。他是一个谨严而耿直的人，因此，他会直言不讳地向你介绍情况吧！ 作者：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写封介绍信？ 植村：当然可以。 作者：还有，如能把他的住址也告诉我，那就太感谢了。 植村：战友会名单上有他的住址。是爱知县名古屋市千种区若竹街×段××号之五。 作者：我想马上同他联系一下看看。现在咱们再回到留西柯夫的话题上来。来到军司令部的留西柯夫态度怎样？ 植村：其貌不扬，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头脑非常敏锐。加之，他到底是个大官，所以没有逃亡者那种卑躬屈膝相，而是泰然自若，堂堂正正。 作者：张鼓峰事件是八月十日结束的。此后，听说留西柯夫被释放，住在大连。 植村：这，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吧，在军司令部里不再见到他了。 作者：这么说来，从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十日前后，留西柯夫为了协助关东军第二课，乘汽车来往于新京的大和饭店和军司令部之间罗？ 植村：那个时候，日本和苏联之间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因此，关东军也作了出动的准备。第一课的服部卓四郎、噪政信参谋等是强硬派石原莞尔副参谋长主张立即实现和平。从人数上说，主张应当坚决击退苏军的意见占了上风。石原感到孤立，没有心思干下去，提出了当预备役的申请书，就 回国了。 作者：以后见到过留西柯夫吗？ 植村：你这么问，我答不上来。我说不清楚留西柯夫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好象是自然而然地就不见了。坦率地说，在你问我之前，我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作者：那也是啊。留西柯夫逃亡事件，而且是苏联搞政治工作的上将逃亡到满洲，所以报纸大肆渲染了一阵子。报纸虽然突出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根本不报道跟踪调查的情况。不久，听不见人们说了，人们无意中就把留西柯夫忘却了，这是很自然的吧。即使是日本人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如果要谈起来，也只能记得有过那么个事件。 植村：这也许是谣传，听说在真田春吉的安排下，留西柯夫隐居在大连的星个浦了。 作者：真田春吉，是哪个真田春吉？ 植村：嗯，就是那个经常在报纸和周刊杂志上出现的真田春吉［注3］啊。真田当时在满洲是一个叫“锦旗会”的暴力团体的头子，他向甘粕正彦[注4]经营的大东公司派出年轻人，专管中国苦力。 作者：大东公司是干什么的？ 植村：是甘粕正彦为给去满洲的苦力介绍工作而设立的一个公司，在满洲各地设立了分公司，发了大财啦。“锦旗会”协助大东公司监视和压制苦力，不让他们对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甘粕似乎把大东公司赚的钱用于特别工作上了。 作者：所谓特别工作是指什么？ 植村：就是让大东公司和“锦旗会”从事收集情报和谋略工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甘粕机关”，和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以及特务机关互相保持着联系。 作者：啊，原来如此，所以，宇多川达也和真田结合在一起了。你刚才讲的，对我很有参考价值。宇多川中校的谋略班也许是和“甘粕机关”合作搞对苏谋略的吧。 植村：关于这一点，是否是事实，我不得而知。但有过这样的事：建议关东军司令部设立谋略班的，就是甘粕。甘粕是一九三七年底向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这个建议的。 作者：是从真田春吉到宇多川达也，再到甘粕正彦。甘粕肯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自杀了。宇多川在赤塔俘虏集中营失踪了。这样一来，知道留西柯夫将军下落的，只有真田春吉罗！ 植村：大连的星个浦是个高级住宅区，有许多外国人住宅，也称为星滨，位于大连市西南约十公里的地方，夏凉冬暖，有人说和法国南部地中海附近一样。背后是座名叫大山的石山，挡住了严冬的寒风。那里有座大和饭店经营的海滨饭店，休假或者别的时候，我曾去游玩过。甘粕的住宅也确实在星个浦。 [注1]一九三八年关东军司令部的组织系统是：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一课（作战）、第二课（情报、兵要地志）、第三课（兵站、运输、通讯）、第四课（总务）、人事班、秘书官。 [注2]据我从总理府抚恤调查得知，村田大尉名叫村田勇一，金崎陆军上士名川金崎吉太郎。村田大尉和金崎陆军上士先后于一 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阵亡。[注3]真田春吉生于长野县，十六岁赴满，在中国时代的活动是个谜。战后，为对抗第三国人，设立了关东江湖艺人工会，后发展成为现在的全日本露天商店联合会。也是右翼暴力团“锦旗会”的会长。 [注4]甘粕正彦，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届毕业生。在任麹町宪兵队长期间，于一九二三年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一家，被追究并判刑。出狱后赴欧洲旅行。一九二九年去满洲，在“九一八” 事变和满洲国建国中从事幕后活动。 [十五]井上良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员，二月十一日答复我的提问）我把植村清次写的介绍信和书而提的问题一起寄给了井上良藏。我的问题有两个：留西柯夫在张鼓峰事件时的作用和事件结束后留西柯夫的下落。 几天后，我接到了井上良藏对问题恳切的答复。现全文刊载如下： “从您的信中我知道了您想问的主要问题，请原谅我以此拙文作复。只因是四十年前的事，我想会有记错和遗漏之处，所以，如有疑问，请再问我。 留西柯夫将军决定协助关东军，是张鼓峰事件时的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前后的事。留西柯夫将军被藏在新京车站前的大和饭店里，司令部每天派车把他从饭店接到位于大同街的司令部来。 张鼓峰事件时，负责作战的第一课主张进行威力侦察，并且研究了对苏军展开大规模反击战的计划。形成这一作战计划的根据，是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 和留西柯夫将军直接接触的是第二课的斋藤正彦，当时他是对苏班中校班长。留西柯夫将军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进行协助，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苏联远东军的情报。但是，由于他过分憎恨斯大林体制，所以，似乎想鼓动关东军对苏联发动进攻，听说他还极力煽动负责审讯他的人。 然而，由于张鼓峰事件这样小规模武装冲突开始后，立即通过停战协定解决了，所以，留西柯夫将军非常失望，几天躲在饭店的房间里，抱着酒瓶不放，喝得酩酊大醉。我曾不只一次见过他的醉态，大骂日本军人是孬种。 当时日军正在加紧解决日华事变，显然无法下定同苏联进行全面战争的决心，而留西柯夫将军好象不理解这一点。 张鼓峰事件后，斋藤正彦中校也有点难以应付留西柯夫，就探询东京的参谋本部该怎么处理留西柯夫，后来接到指示说，也可以给些钱把他释放掉。 但是，宇多川达也（当时是中校）提出想利用留西柯夫，于是就决定把他交给这位中校了。 当时宇多川达也中校正在搞驻蒙军的创建工作，这支驻蒙军的司令部将设在张家口。张鼓峰事件一发生，他就在沿海州和乌苏里州开展组织朝鲜人举行暴动的工作。张鼓峰事件后，他好象又在准备代号为“熊工作”计划的对苏谋略活动。 “熊工作”计划在关东军参谋部内也是绝对保密的，其内容似乎只有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和第四课课长四人知道。遗憾的是，我本人当然也不处在知道“熊工作”计划内容的地位。 但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甘粕机关”以及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等，从前就一直以宇多川中校为中心共同进行对苏破坏工作，因此，我估计这些组织可能参与了“熊工作”计划。 留西柯夫将军搬出新京的大和饭店后，由“甘粕机关”安排到大连，隐藏在星个浦。听说就藏匿在被称是故甘粕大尉右臂的真田春吉的别墅里。 真田春吉就是最近因偷税漏税而为人们议论的那个真田春吉，人们都说他是右翼的黑后台，当时他是已故甘粕正彦大尉的心腹，为甘粕在满洲建立了一股潜在的势力。 以后，我既没有看见过留西柯夫将军，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可以认为，他可能与“熊工作”计划有某种关系。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宇多川达也中校经常到哈尔滨和大连去出差，很少在军司令部。而且中校出差也对第二课课长矶村保密，因此，两人时常发生冲突。我可以设想得出，中校出差大概与“熊工作”计划有关。我所知道的留西柯夫就是这些，如有疑问，请提出来。 顿首” 留西柯夫有可能被利用于叫做“熊工作”计划的对苏谋略。陆军当局是不是为此而把留西柯夫隐藏起来，对外保密呢？ 大贯将隆和三枝正行不愿谈留西柯夫的后半生，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实而要保密的缘故呢。 我想立刻去见他们二人，询问“熊工作”计划的内容，但我认为，已经包藏了四十年的事情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为此，我想在收集到更多的有关“熊工作”计划的资料和证明以后，再去找他们。 估计知道“熊工作”计划的人名单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矶谷魔介、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关东军第二课课长矶村武亮、关东军第二课课员宇多川达也、大尉村田勇一、陆军上士金崎吉太郎、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西野忠、甘粕正彦、真田春吉，姓名不详的日本民间人士（协助谋略班的）。 除了姓名不详的日本民间人士之外，现在还健在的只有真田春吉一人。 无论是有关关东军的着作，还是上述名单的人的传记，全都没有一句话是涉及“熊工作”计划的。我在采访真田春吉之前，调查了甘粕正彦当时的活动。 甘粕正彦当时在经营“大东公司”，同时还担任满洲国协和会[注1]总务部长，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满洲国友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去欧洲访问。留西柯夫参与“熊工作”计划估计是在八月二十日以后，因此，不能认为甘粕参与了“熊工作”计划。关于满洲国友好代表团访欧的目的，角田房子在《甘粕大尉》一书中写道： [十六]角田房子着《甘粕大尉》（《中央公论》社一九七五年发行）“一九三八年七月底，甘粕以满洲国外交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的身份赴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意大利承认满洲国，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国宣布承认。（译者注：原文如此。）满洲国为了对已派代表团来满的意大利表示答谢、增进和已承认满洲国的德国、西班牙、罗马教皇、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友好和经济关系，决定派一个外交代表团。团长是经济部大臣韩云阶，全团共有日、汉、满、朝、蒙各族代表和随行人员二十六人[注2]。” [注1]满洲国协和会是与满洲国成立的同时设立的，它的目的是“彻底贯彻建国精神”。该会的名誉总裁是执政溥仪，名誉顾问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长是国务院总理郑孝胥。 [注2]据记载，满洲国友好代表团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离开满洲，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新京的大和饭店举行了解散仪 [十七]大伴金吾[注1]（真田春吉的秘书长，二月十四日电话采访）真田春吉是知道留西柯夫消息和“熊工作”计划内容的唯一健在者。要想采访真田春吉，得有人居中介绍，可是我没有找到那样的介绍人。我无奈只好直接向真田春吉的家里挂个电话，要求采访。 作者：喂，喂，是真田先生的家吗？ 大伴：你是哪一位？ 作者：我叫桧山，真田春吉先生在家吗？ 大伴：我是秘书长大伴，你找真田有什么事呀？ 作者：我想打听一下他在满洲期期间的事。 大伴：你是报社的吗？作者：不，我不是。 大伴：真田是不会见新闻界任何人的，因为新闻界人士不报道真实情况。 作者：我要问的事与现在的真田没有利害关系。 大伴：不管怎样，反正不见。真田忙着啦。 作者：那样的话，那怕在电话里大伴：你真能纠缠，说不行就不行嘛！你到底要问在满洲期间的什么事？ 作者：在真田的庇护下，一九三八年秋从苏联逃亡来的留西柯夫将军住在大连的星个浦。他好象被当时在关东军负责谋略的宇多川达也中校利用来对苏联搞谋略了。是什么样的谋略，我不清楚，但有人这样作证过。我认为真田先生了解真相，所以就给他打电话了。 大伴：真田不知道留西柯夫这个人哟。 作者：为什么？怎么能这样说呢？ 大伴：我虽然常听他谈在满洲期间的事，但没有听到过留西柯夫之类的名字。 作者：这同真田先生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吧。 大伴：你这是在强词夺理啊。简直是在浪费电话费。 作者：电话费由我付。 大伴：时间是我的。我把电话撩下啦。 [注1]大伴金吾虽然是真田春吉的秘书长，但是他完全躲在真田的背后。不过，大伴不是真田的一般的秘书长，人们在私下说，“真田才是大伴的傀儡”。 《黑组织的帝王——真田春吉》一书的作者森山健三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及大伴金吾。关于大伴金吾，可以说连点滴的资料也没有。 第二天的报纸报道说，真田从韩国旅行回来了。然而从真田嘴里似乎也问不出什么情况来。 一道绝密命令采访真田春吉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探索留西柯夫消息的线索也就断了。经过一阵苦思冥想之后，我想只有一条苦肉计了，这就是利用报纸和周刊杂志的寻人栏来招募留西柯夫的目睹者。 我在寻人栏内刊登的启事是这样写的： “凡是知道一九三八年六月从苏联逃亡到满洲的留西柯夫上将消息的人，请来与我联系。留西柯夫上将同年夏天曾住在大连星个浦。” 在登出这则启事时，我几乎没有指望会有什么反应。然而，住在仙台市的神长泰夫给我寄来了内容如下的信： [十八]神长泰夫（当时在大连当记者，二月十九日的来信）“前略。我是在看了周刊杂志的《寻人》启事后，提笔给你写这封信的。 我于一九三七年赴满，直到战争结束时一直在大连当记者，我还清晰地记得你所寻找的留西柯夫的逃亡事件。他是一九三八年六月逃亡到满洲的，那年秋天时常出现在大连的大和饭店。真田春吉经常跟随着他，另外，真田春吉的“锦旗会”还有几名青年严密地保护着他。 我有时在大和饭店的餐厅里采访从国内来的要人。在同一个餐厅里，我曾有五、六次亲眼看到留西柯夫和陆军军官在一起谈笑的场面。留西柯夫似乎很结实，谈笑之间又吃又喝，在他身上看不出逃亡者那种灰溜溜的情绪。 在战争结束前，我曾几次去过大连的大和饭店，但是只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见过留西柯夫。据我模糊的记忆，最后见到他是在十一月底。那时，留西柯夫梳着漂亮的分头，胡须刮得光光的，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他左手提着旅行箱子，右手挟着黑色大衣，正在等电梯上楼。在他周围有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一起乘电梯上楼去了。我记得，在日本人当中还有陆军军官。 过了不多天，在我因事会见当时的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西野忠先生时，我对他说曾在大连的大和饭店见过留西柯夫。我问西野：留西柯夫获释了吗？这一问，西野骤然变脸说，那不是留西柯夫，并提醒我：你可不要对别人讲这件事哟。 我确信那一定是留西柯夫，但西野忠为什么要加以掩盖呢？叫我难以理解。 考虑到以后在大连的大和饭店再也见不到留西柯夫，我想，自那以后，留西柯夫终究离开大连了吧。” [十九]中丸岱嵩（当时住在大连市，二月二十三日电话采访）在读了报纸寻人栏登载的启事后，中丸岱嵩女士打电话来找我了。 中丸女士当时住在大连星个浦，据说曾几次亲眼见过留西柯夫。 作者：留西柯夫隐居的那所房子是谁的？ 中丸：原来是军阀张作霖部下一个高级官员的住宅，据说真田春吉买下后，让他的小老婆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爱人”住在那里。 作者：果然是真田春吉的房子呀。我想留西柯夫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住进那里去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中丸：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留西柯夫是在八月底。据说戴阿纳·达文主演的电影《管弦乐队的少女》当时在国内相当叫座，在女儿们的央求下， 我们就到小岗子电影院看电影去了。戴阿纳·达文这位着名童星的演技真叫人感叹不已。电影散场后，我们想从海边蹓跶回去，从星个浦下了电车。我的丈夫、我自己和两个女儿一起在沙滩上散步。我们突然在那里碰见了他。 留西柯夫在两个日本人的陪同下，在没有一个人影的黄昏的海边蹓跶着。我丈夫告诉我，那就是留西柯夫将军。尽管相隔很远，但看得出他的身影显得非常孤寂。 作者：你看到他就这么一次吗？中丸：不，以后我在公园的网球场还看到他打过网球。“满铁”在星个浦修了一个大公园，我们“满铁”职员的家属可以免费进去，所以我们一家常去玩。在公园的网球场上，我看见过他好几次。一般都是近黄昏的时候，总是那两个日本人跟随着他。留西柯夫打网球的对手也就是这两个人留西柯夫的网球好象打得不怎么高明。 作者：他和陆军军官在一起的时候你见到过吗？中丸：一次我买东西回来时，看见留西柯夫住的房前停着一辆黑色汽车，有两、三名军官正在上车。 作者：留西柯夫在那里一直住到什么时候？ 中丸：那年年底，我们想在国内过年，于是就回来了。过了年又回到大连的时候，留西柯夫好象刚从星个浦搬走不久。打那以后，在网球场上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不久，我丈夫就听到了一些传说作者：什么传说？ 中丸：说留西柯夫的太太[注1]逃亡欧洲成功了，因此，留西柯夫也去欧洲了。这样，留西柯夫也就幸福了。我记得我们还为他高兴呢。 作者：你丈夫是从那里听到这些传说的？ 中丸：我丈夫当时在“满铁”工作，我想是从那里听来的吧。 作者：那种传说散布得相当广吗？ 中丸：不太广吧。因为再没有从其他地方听到过那样的传说。作者：说留西柯夫为了和夫人见面而出国了，那就奇怪了。他的家属好象逃跑失败了，可能被捕处决了。这在当时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中丸：哎唷！怪可怜的作者：但是，留西柯夫出国了，这是事实吧。那年的十一月底有人亲眼在大连的大和饭店看到，留西柯夫从头到脚打扮一新，手里还提着旅行箱子。 自那以后，既没有知道他的消息，也没有文件记录他的行踪，所以说他改装打扮秘密出国去了，这是可信的。 中丸：那么留西柯夫为什么出国了呢？ 作者：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今后要调查的。 [注1]据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的《朝日新闻》报道：“留西柯夫上将最后下定决心要逃出苏联时，就和纯粹是犹太人的妻子伊娜（二十七岁）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先让伊娜从他工作的地方哈巴罗夫斯克回莫斯科，夫妻俩分别在两地等待出逃的时机。“我吻你”，实际上是伊娜拍的电报，是磋商出逃的暗语。妻子伊娜大概也于同一天离开莫斯科了。但是以后的消息就无从知道了。 “我吻你”是伊娜从莫斯科给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留西柯夫发的电报。留西柯夫逃亡时带着这份电报。 留西柯夫经常出入的大连大和饭店，是“满铁”修建的，以后转让给南满洲旅馆有限公司。除大连外，在旅顺、新京、奉天也有大和饭店。 为了找到还健在的当时大连大和饭店的工作人员，我首先试图从由原旅居满洲的日本人组成的压力团体和联谊会那里打听。 压力团体有“原旅居满洲日本人阵亡者遗族会”、“要求补偿在满资产之会”。联谊会有“满铁会”、“满洲会”、“满洲开拓民联络会”等。在这些团体中，我询问了“满洲会”。 “满洲会”总部设在东京都港区赤坂四号大厦内，向会员发行《满洲》杂志，拥有会员一百五十人，每年春秋各聚会一次。我用电话询向会员中有没有与原大和饭店有关的人员，结果对方把在奉天大和饭店工作过的二宫幸夫的姓名、住址以及电话号码告诉我了。 二宫现住在茨城县水户市。我用电话向他询问尚健在的一九三八年曾在大连大和饭店工作过的人，二宫告诉我，在镰仓市有位名叫关根修道的人。 但是，在神奈川县湘南版的电话簿上找不到关根修道的名字。为此，我又用电话向镰仓市政府户籍课询问关根修道的现在住址，对方说，不能回答查询的地址。 接着，我又问关东电气通信局，什么地方会全套保存迄今发行的神奈川县电话簿呢？关东电气通信局是编制关东地方电话簿的机关。 最后，我弄清楚了，在横滨的县立图书馆和横滨西口电报电话局都有全套的神奈川县版的电话簿。 我到横滨西口电报电话局一查，就在一九七二年版的电话簿上发现了关根修道的名字。住址是镰仓市西镰仓×××。 另一方面，又在一九七三年版的电话簿上发现一个电话号码和住址相同的人名，叫关根真一。 由此可以认为，关根修道大概在一九七二年或一九七三年死了。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问了问。果然，他的家属回答说，关根修道已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死于胃癌。 但是，关根修道的夫人关根崎告诉我，曾在大连大和饭店工作过的人中，有位是“京都出身的高桥宗三郎”。 我首先到京都市中京区区公所调查是否有高桥宗三郎的居民登记簿。接着又依次访问了右京区、下京区、伏见区和左京区的区公所。在左京区区公所发现了高桥宗三郎的居民登记簿。高桥宗三郎住在左京区一乘寺松原町。 [二十]高桥宗三郎（当时是大连大和饭店的工作人员，三月四日采访）高桥：哎呀，说起大连大和饭店，那可是李顿调查团也曾住过的国际性饭店啊，很多外国人都来过。大连市中心是大连广场，有十条宽阔的马路从广场呈放射形向四方伸展出去。在马路的西侧栽着一排洋槐和白杨树。那样整洁的街道在今天的日本是看不到的啊。大和饭店就座落在广场的东南角，是座砖砌的四层建筑物，外观庄重。不知现在中国人把它派作什么用场？ 作者：一九三八年夏，苏联将军格利希·留西柯夫逃亡到满洲来了，高桥先生记得这一事件吗？ 高桥：是多咱？我忘记了，但是有这么一个事件。他眼看就要被斯大林杀掉，好歹保住一条命逃出来了，是这件事吧？ 作者：这是他的照片。当时他在关东军的庇护下住在大连的星个浦，据说他常到大和饭店去。 高桥：即使看了照片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呀。反正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由于出现了事变气氛，满洲好象翻腾起来似的热闹，大和饭店也拥挤不堪，如果不预订房间，到时候就住不上。 作者：关东军的一个名字叫宇多川达也的，和现在被称为右翼大头目的真田春吉是一伙的吧？ 高桥：真田春吉我记得很清楚，他是“锦旗会”这个暴力团的头目，跟在甘粕正彦的屁股后头转。一九四五年苏联军队闯进来时，满洲的妇女儿童都到大连和朝鲜避难。那时，“锦旗会”就乘人之危，大发其财。他们从寸 步难行的难民手中抢走金银财宝。用卡车载运难民，他们收车费，说不付车费就不让上车。一位母亲背着婴儿紧紧地抓住卡车，哀求让她上车，他们说了声“不行！”，就一脚把她踢开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伙贪得无厌的歹徒。 真田的财产，就是当时搜刮来的。因此，对真田来说，那有什么“爱国心”，“人类爱”好谈的！我一听到这些，就觉得可笑，所以便大笑起来了。 作者：关东军的宇多川达也怎么样？一九三八年当时他是中校。 高桥：你是说宇多川中将吧！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显得很古怪。陆军的大官们都腰挎军刀，而他挎的不是军刀而是手枪。他不能喝酒，因此，一来饭店就要“朋盼”。说起“朋盼”，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懂，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苹果酒。 作者：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十二月，这期间宇多川常来吗？ 高桥：他常来，因为真田春吉和宇多川阁下是大和饭店的常客哩。 作者：你的脑子里还有当时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吗？ 高桥：那作者：你谈什么都可以。 高桥：闹过一阵间谍事件。 作者：闹间谍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高桥：当时在饭店，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个中国人说成是苏联间谍，被“锦旗会”的年轻人抓住了。在我们饭店里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因此，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中国人想要和饭店的房客俄国人接头时，被监视他的“锦旗会”的一伙人抓住了。 作者：在饭店里很闹腾一阵子了吧。 高桥：“锦旗会”的那伙人一抓住这个中国人，就不惊动其他房客，把他带到四楼去了。四楼住着十来个俄国人。 作者：你认为其中包括留西柯夫将军吗？ 高桥：也许包括，但记不准了。 作者：以后又怎么样了？ 高桥：四楼除了俄国人外还住着三、四个日本人。其中的一位就是宇多川阁下。不久，大连警察署派来一名名叫川上的便衣警察，悄悄地把这个中国人从饭店的后门带走了。 作者：怎么知道那个中国人是苏联间谍呢？ 高桥：他举止可疑，所以“锦旗会”那帮人抓住了他。据说，一搜身，发现了俄语写的书信，好象是住在四楼的某俄国人房客写的。作者：信里写些什么？ 高桥：那我就不知道了。 作者：知道是哪个俄国客人写的吗？ 高桥：第二天，来了几名军官，好象调查了俄国人，结果是什么也没查出来。饭店把我们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提醒我们说，你们如果看到哪个俄国人打了电话，发了信，或者和别的房客搭过话，要立即报告经理。可是好象没有发生过那种事，过了两、三天，俄国人就都走了。饭店的后门口准备了一辆汽车，带着保镖——“锦旗会”年轻人，顺山县大街开走了。那是一个细雪纷飞，天气严寒的日子。 作者：准确地说，那是哪一天？ 高桥：大概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吧。 作者：十一月底，有一位新闻记者在饭店亲眼看到了象似将要外出旅行的留西柯夫。据说，当时他和另外几个俄国人一起等电梯。而且，有些人窃窃私语地讲，留西柯夫要到欧洲去了。 高桥：我脑子里没有关于留西柯夫的记忆作者：留西柯夫好象改变了装束，所以也许你没在意吧。 高桥：也许是。 作者：十来个俄国人为什么出国了，你知道吗？ 高桥：不知道。但是在闹间谍事件时，宇多川阁下等人相当惊慌。 作者：宇多川中校那么慌张了吗？ 高桥：是慌张了，他还威胁饭店工作人员说，如果谁把此事告诉别人，就把他扭送到警察署，以泄露军事机密罪论处。宇多川阁下好象用电话到处联系。 作者：被带到大连警察署的中国人怎么样了？我想，如果审一审这个中国人，就会弄清楚那封信是哪个俄国人写的。 高桥：是一个名叫川上的警部补来饭店把他带走的。究竟怎么样了呢？ 后来川上还来过饭店，向工作人员打听了许多事。但是宇多川阁下已经向我们下了缄口令，什么也不能说啊。俄国人离开饭店以后，川上又来饭店到处调查，可是宇多川阁下已经调走了。这个人真有点古怪 大连大和饭店[二十一]川上音造（当时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警部补，三月十日的谈话）在留西柯夫等人出国前夕发生的间谍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呢？我认为，只要把这个事件弄清楚，留西柯夫出国之谜不也就解开了吗？ 知道间谍事件真相的是位名叫川上的警部补。但蒿桥宗三郎也只知道川上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的便衣警察。 打听川上的消息简直比上天还难。大连警察署隶属于关东厅警务局，所以我首先从寻找当时在警务局[注1]工作的人开始。 起初，我询问了“满洲会”和“请求补偿在满资产之会”，他们说会员中没有警察方面的人。 接着，我到总理府抚恤局查阅受抚恤的前警察的名单，但名单上没有记载职历，因此无法肯定是否为警察局有关人员。 经过一阵舍总之后，我想起了《朝日新闻》在《十字路口》栏里登载同窗会、战友会发生的关于编制名单的呼吁。我把过去一年的《朝日新闻》星期日版《十字路口》栏中有关大连的项目都挑选出来了。 有关大连的项目共四条，其中有一项呼吁是： “编制名单： 战争结束时在旧满洲关东厅大连常盘小学六年级上学的人。（联系人：木岛友哉，现住中央区，电话○三·六××·三××二）” 我打电话向木岛友哉说明了情况，请他帮助我调查一下在同窗学生中是否有警务局方面的人的孩子。一周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时他给我介绍了家住茨域县土浦市的原照夫。原照夫的父亲在战争结束时任关东厅警务局警务裸长，但在一九七一年去世了。 原照夫从库房里把他父亲收藏的一些资料搬出来让我看。资料中有一份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关东厅警务局职员、雇员名单》。姓川上的在名单上有三人。 我向总理府抚恤局询问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三人中只有川上音造一人还活着。川上音造是开原警察署刑事课长。 我按照在抚恤局查到的住址，给现住在四国高知的川上音造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就是高桥宗三郎说的那位一九三八年在大连警察署保安课工作的那个人。几天后，我收到了川上音造的回信，说那个人就是他。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年底吧时间相隔太久了。我记得，那时汉口已攻陷，近卫首相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我们在满洲还相互庆贺呢。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到处都是打着灯笼游行的日本人，一片欢乐气氛，而我却感到不安。因为发生了日华事变，一部分关东军被抽调到华北，满洲治安情况严重恶化。匪徒遍地出没，中国人的反抗情绪眼见加强，受俄国人操纵的共产主义者在背后煽动中国人。抗日、反日活动日趋激烈，光靠警察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我们担心，日华事变如不快些解决，经营满洲也必将动摇。 另一方面，那时的满洲因事变的关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旅馆住满了从国内来做生意的人，饭馆里那些暴发户们整夜地吃喝玩乐，火车上挤满了从国内来的移民和旅游者，乱哄哄的。在常盘路和敷岛路这两条繁华的大街上，日本人熙熙攘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繁荣只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我曾奉职的大连警察署在中央广场西侧的西大街一号。左侧是朝鲜银行，右侧是英国领事馆的房舍。英国领事馆右邻就是“满铁”修建的大和饭 店。这是一座四层楼的洋式饭店，登上楼顶的露天凉台，可以鸟瞰大连港。 你所打听的在饭店发生的事件，我还记得很清楚。何必为了这件事特地从东京远道而来呢另外，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对这一事件感兴趣呢？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一事件，因为它和横纲（译者注：日本相扑比赛的最高级运动员）玉锦有关系。说起玉锦也许你们不知道，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是玉锦的全盛时期。他和我都出身于高知，所以自从玉锦在一九二六年进入一流选手行列之后，我一直是玉锦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出了个双叶山，他在五场比赛中连胜玉锦。 这使我窝着一肚子火。那年大相扑到小仓巡回比赛时，赛到第七场，玉锦搂腰摔倒了双叶山。于是我对王锦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或许会在下一个月正式比赛中能战胜双叶山。 令人难以忘却的是，那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报道说：“玉锦因盲肠炎住院。”他是在去九州巡回比赛的归途中，在开往大阪的船上发病的，被送进了日生医院。 因此，我很关心玉锦的病情，经常用警察署的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消息。 这是一台最新式的胜利5R10 型收音机，由警察署的工作人员凑了八十六块日元买的。从前的物价很便宜，所以这个价钱就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 这时候正好大和饭店来电话了，保安课长首藤说：“在饭店里抓到了一名中国人密探，你去一趟。”于是我和名叫小林的警察赶到了饭店。 那个中国人被押在四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五个日本人，在我和小林到达前，好象已经审讯了这个中国人。四、五个日本人中有两人仿佛见过，是大连“锦旗会”的年轻人。另外两人是校级军官。 战后，对“锦旗会”有各种说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坏团体，而是日本青年中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也协助我们警察。 房间里有一个日本人是我在大连未曾见过的。年龄和你差不多，三十刚出头。一身新做的灰色西服笔挺、笔挺的，头发擦了油，梳得溜光溜光的。 这个人的打扮倒挺漂亮，但表情是阴暗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长谷部太郎。 这个人向我说明了捉拿中国人的经过。据他讲，“锦旗会”的年轻人因某种原因而监视饭店。不久，他们就发觉一名中国人在饭店大门口转来转去。 过了一会儿，那个中国人好象对进不进饭店正在犹豫。 又过了片刻，那个中国人下决心走进了饭店。进去后，穿过门厅，他便闯进餐厅旁边的男厕所。 “锦旗会”的一个人一看见这个中国人走进饭店，立刻招呼另一个人，两人一起盯在中国人后面。他们看见那个中国人正在翻废纸篓寻找什么，一找到什么，马上就装进口袋里。于是他们猛扑上去，抓性了那个中国人。 然后他们把中国人拖进四楼的房间，搜查了全身。结果发现了那个中国人在厕所废纸篓里找到的纸条。 我把那张纸条作为证据收存起来了。纸条好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俄文写着什么。大概是这样一句话：“请监视我们吧，莱欧。”小林是个细心人，也许他记录下来了。 小林战后回国以后，历尽了千辛万苦。他来信说，现在他在大阪给人家当看门人。 在那个房间里有两个军官坐在沙发上，一人蛮横地对我说：“快让他供出纸条上的字是谁写的！”“一有情况就立刻来告诉我！” 我也很年轻，对那种蛮横态度感到愤愤不平，就顶了那个人一句：一搞清楚，我们就报告，你如果想知道，就请你问我的上司去。”因为我们既没有接受陆军军官的命令的义务，也没有向他们报告的义务。于是，那个军官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心里觉得挺痛快，就和小林两人把那个中国人拉起来，带回警察署进行审查。我们两人又吓又哄，想让他招供。他连珠炮似地滔滔不绝地说：他是住在沙河口的一个无赖。在沙河口车站附近闲逛时，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对他说：“你如果能从大和饭店一层的男厕所废纸篓里把一封用俄文写的信拿来，我就给你十块钱。”并且说：“你十二点整到饭店。”他拿到五块钱的预付款和火车费后，乘火车来到大连火车站，再从车站步行来到饭店。我问他：“你怎样把纸条交去？”他回答说：“我们约定下午三点在沙河口火车站前的同一地点见面。”离下午三点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让这个家伙上了汽车，我和小林以及另一名便衣警察三个人一起到沙河口火车站。暗中监视着。我说：“如果你不老实。我就开枪打死你！”我晃了晃手枪，叫这个家伙站在那里，我们在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监视着。 到宁三点整，那个家伙来了，是个年轻的学生模佯的中国人。我说了声： “就是他！”就一个箭步扑上去了。那个家伙脚步快，他钻进拥挤的人群，踢翻小商贩的摊子，想逃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开枪射击，第三发子弹掀掉了他的右半边脑袋，当场死亡。就在这个当儿。那个无赖却不见了。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警察署，向首藤课长作了汇报，他皇个很狡猾的人，什么也没有说。 回来后，我开着收音机和小林下象棋。在连胜三局的时候，首藤来说： “刚才军司令部的宇多川中校来电话问那个中国人招供了没有？”那时我曾以为饭店发生的事件已了结了，听他这么一问，我倒想探听一下，因为我心里嘀咕，陆军军官们在闹些什么事？ 信是用俄文写的，所以认定写信人是俄国人房客。我到饭店的住房登记处一调查，才知道住在四楼的是俄国人的一个团体，人数嘛，大约有七个左右。 我从性房登记处的名单上抄下了人名和住址后，立刻跑回警察署，因为他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就立刻询问哈尔滨警察署。 我和小林一边下棋一边等着，约过了两小时，哈尔滨警察署来电话说： “没有你们所查的人。”这就越发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想弄清楚这伙人在搞什么鬼，就想悄悄地进行调查。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到大和饭店去，向饭店工作人员打听了俄国人的情况。结果弄清楚了如下的情况：是真田春吉大约在一星期前预订房间的；俄国人和那些日本人是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来到饭店的；由“锦旗会”的年轻人保护着他们；陆军军官进出他们的房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对这伙人今后将要干什么，谁都有好奇心。 我估计，那伙人是在等船期。而大连港每天都有开往日本国内的船，他们没有必要一连三、四天住在饭店里。我想，他们大概要去某个遥远的地方。 因此，我就查了客船的船期表，帝国邮船公司的“亚洲丸”将于十二月五日启航去欧洲。凭我的直觉，我马上联想到他们等的就是这条船。我还到候船 室售票处去调查了，发现有八张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船票已被预订，是名叫长谷部太郎的人于一月初预订的。后来我才知道，长谷部太郎就是住在饭店里的民间人士。有趣的是，战后不久，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左右，我在新宿的商场碰见了象长谷部太郎的人。我到酒馆刚坐下来喝酒，长谷部太郎带着三、四个人得意扬扬地走进来。看到商场的人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使我感到这帮家伙象是在那一带为非作歹的地痞。 我是喜欢追根刨底的人，为此我不知吃过多少亏。要想在满洲发迹，对军方的所作所为只要采取“勿看、勿言、勿听”的“三猴主义”（译者注： 日本人常用一只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另一只捂着嘴的三只猴子形象表示“非礼勿看、非礼勿听、非礼勿说”这样一种处世态度）就可以了，但是，就我的性格来讲，我是办不到的。 我想了一下：那些俄国人为什么使用假名到意大利去呢？我要把它查一查，所以就多方采取措施进行了调查。 首先是那些俄国人的身世。 其中有一人用的是阿列克谢·瓦尔斯基的假名。我立即弄清了：他是夏天逃亡到满洲的留西柯夫上将，据饭店的服务人员说，留西柯夫上将以前就常来饭店，经常和真田、宇多川见面。 另一名俄国人是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他是用真名登记住宿的。服务员看见他右臂上有个狮子形象的刺青。从这儿搞清楚了他的身世。他好象是在辞去满洲国外交部的翻译工作后加入了这群人的行列的。 其余的俄国人都是哈尔滨什么政治团体的，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锦旗会” 的头头偷偷告诉我的。他说，这些俄国人在十一月中旬前后就来到星个浦的真田小老婆的住宅。 此外，长谷部太郎好象夏天到过满洲，我估计他是与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一个人。 除在新宿商场看见过长谷部之外，那些俄国人我再也没有碰见过。那些家伙好象一走就再没有回过满洲。那七个俄国人中，又是谁写了那封信呢？ 我用望远镜从警察署二楼东侧监视着饭店。宇多川中校带着部下乘汽车慌忙来到了。同样，三枝少校也帝着部下走进饭店。傍晚时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加地少将来了，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是谁写的信呢？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些都是我所不了解的。 我无意中将望远镜从饭店的大门口移向对面的苏联领事馆，不觉吃了一惊：苏联领事馆也有一个人拿着望选镜从三楼的窗口监视着饭店的大门。 苏联领事馆位于山县路和东公园街路之间，是座三层砖砌的建筑物，屋顶上飘扬着红旗。那个家伙发觉我在看着他，就慌忙缩回去了。 十二月五日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玉锦死亡的消息，心情很沉重，无精打采地向警察署走去。大约在十点左右，大和饭店的中国人服务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住在四楼的俄国人就要出发了。我给过这个服务员一些钱，要求他发现什么情况就告诉我。 那天下着雪，我连伞也没有打就奔向饭店。我一闯进饭店，那个服务员就向我指着后门。我又走出饭店，绕到饭店的后面，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后门口停着五辆田中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那伙俄国人就要上车。当长谷部太郎和宇多川中校一上车，五辆出租汽车一齐加大油门向萨摩街方向飞驰而去。 因为我知道这些家伙是到港口搭乘亚洲丸轮船的，所以我就返回饭店的大门口，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也奔向码头。 在能容纳一万人的候船室里，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窥探着这些家伙。 长谷部和那伙俄国人被“锦旗会”的年轻人围着，在候船室的一个角落里等候上船。当那伙人即将登上停靠在二号码头的巨大的亚洲丸轮船时，在场的宇多川中校、三枝少校和另外两名校级军官以及外交部的西野忠等人，以一副深沉的表情和俄国人一一握手。 亚州丸轮船于中午十二点整驶出大雪纷飞的大连港。当时我想，如果可能，我也登上那艘船，去看一看那些家伙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此后，我继续从饭店服务员那里探听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楚是淮写的那封信？那伙人为什么使用假名出国？然而，发现了是谁写的那封信的线索。信上署有“莱欧”的名字。“莱欧”就是那年夏天搜遍了满洲全土没有抓到的苏联间谍头目的暗语。说不定那七个俄国人中的某一个就是“莱欧”。 不久，据说是根据宇多川中校的指示，把我降职调到在开原的“满铁” 附属地。玉锦死了，我又降了职，因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 [注1]关东厅警察厅，在一九三二年受宪兵司令官管辖，由警务、高等警察、保安、刑事（译者注：即便衣）、卫生等课组成。我在从高知回来的途中，到川上音造告诉我的小林伴治的家拜访了。 小林伴治清楚地记得在大连大和饭店发生的事件。小林伴治拿出了当时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并把我想要了解的那部分找了出来。以下就是写在他的笔记本上的内容。 [二十二]“莱欧”的来信全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大和饭店发出通报逮捕举止可疑的中国人没收被认为是信的纸条‘HaдзираиНамleo’[注1]” [注1]这句俄语的意思是：“请监视我们，莱欧。” 亚洲丸上的八个人怎样才能查明出国的那伙俄国人的去向呢？四十年这一时间上的障碍把一切痕迹都消除净尽了。自称为长各部太郎的日本人和七个俄国人，简直象是在历史的黑暗里旅行。 也许当时亚洲丸的船员知道他们的消息。我这样想着，便访问了帝国邮船公司后身的远东航线公司人事课。但是远东航线公司把帝国邮船时代的所有文件资料都销毁了。找不到资料，人事课长江森英世就把一位名叫椎名丰治的人介绍给我了。 椎名丰治现在已经退休，他是前远东航线公司的宣传课长，一九七五年编纂了远东航线公司史。 在编纂过程中，他从帝国邮船时代的公司职员和船员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资料和证言。 我拜访椎名丰治时，他又告诉了我原亚洲丸大副富樫佑三的姓名和性址。富樫老人现住在东京都北区区立养老院。 [二十三]富樫佑三（当时是亚洲丸的大副，三月十四日谈话）“嗯，我确实在亚洲丸上干过。一九三六年，亚洲丸下水时，我就作为大副在船上工作。亚洲丸当时是一艘日本跑欧洲航线的最高级的客货轮，是三菱长崎造船厂为对抗德国船而建造的，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时速为二十一节，一等客舱装有冷暖气设备。大东亚战争开始后，被改造成航空母舰，后来在菲律宾海域沉没了。 继亚洲丸之后，三井客船公司又让阿根廷丸就航了，这是用于西行绕地球一周航线的船只。此外，日本邮船公司还建造了用于欧洲航线的新田丸，但是在就航之前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阿根廷丸和新田丸也都被改造成航空母舰，后来也都沉没了。 我在亚洲丸被海军征用之前，一直在这艘船上担任大副，以后担任战时标准船的船长。所谓战时标准船，就是按战争期间规定的统一规格建造的货轮，没有特点，在这种船上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亚洲丸从门司港开往大连，再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历山大港，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整个航程共需四十五天。 你说的俄国人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总之，因为他们是一伙怪客。在到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之前，他们一步也不离开客舱，饭要送到客舱吃。反正就是一步也不出船舱。 你去过那不勒斯吗？如果没有去过，请你去看一看。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的：“看了那不勒斯，死了也甘心”。那不勒斯是一座雄伟的港口。我到过许多港口，但没有一个港口象那不勒斯这样漂亮。我下船已有三十年了，现在还常梦见在大海里航行，在港口上停泊呢。那不勒斯港常在我梦境中出现。那不勒斯的景致非常壮观，尤其是夜景，真令人感到身临仙境一般。在月光下，躺在甲板的靠椅上向远处眺望，维苏威山的峰巅烟雾缭绕，沿山按排列的房屋鳞次栉比，灯火辉煌。提起那不勒斯，话就没个完。先不说这个，还是回到俄国人的事上来吧。那些家伙确实可疑，所以事隔四十年我还记得。 亚洲丸十二月一日从门司港启航，十二月二日夜驶进大连港，五日那天，又驶出大连港。在大连除上旅客外，还装上了满洲的豆油运往欧洲。我从驾驶台上看苦力把豆油运进船舱。不一会，看见陆军军官带领着部下走上舷梯。 那个军官很快来到驾驶室，问我：“船长在吗？”他身披斗篷，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他通了姓名，但是我不记得了，也不可能记得。 船长叫前田德三，是从美国船上的服务员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我们称 他为“老头子”，五十多岁了，还是个光棍。我自己也终于没有娶到老婆，现在托福在养老院受人照顾船长说：“我是船长。”那个军官态度蛮横，心里好象窝着火似的。他说：“我有事要和船长商量。”船长说：“那就请到我的房间来吧。”说着就把他带到船长室去了。两人谈了约三十分钟才出来。把那个军官打发走了以后，我问船长：“‘是什么事呀？”船长怒吼般他说道：“把船客名单拿来！” 我急忙把船客名单拿去，迅速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一等舱船客的名单，用手指指着问道，“是这个吗？”船长说：“你说什么？”“听说这些俄国人是根据陆军的特别命令到那不勒斯去的。” 人数已记不清了，我想大约有十个或十五个俄国人。名字也没有记住。 啊，啊，还有一个日本人混在里面，这是肯定无疑的。在航行期间，我看见了这个人，他肤色浅黑，身体瘦削，目光敏锐，沉默寡言。 船长告诉我：“这个日本人和他们是一起的。他如果要你办什么事，你都给他照办。此外，他还说，俄国人要是打电报和外面联系，或者和船上哪个人谈话，你如果看见了，就立刻告诉这个日本人。” 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吗？哎哟，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军人。象是个潦倒的无赖。礼帽戴到眉毛下，身穿驼色厚外套，嘴里叼着埃及基里亚齐牌香烟，一副风流潇洒的模样。头上厚厚地擦上了廉价的发油，从身边走过时，散发出一肚冲鼻子气味。 那些俄国人穿着新做的西装和大衣，给人一种不太自然的感觉，他们自己也似乎觉得束手束脚的。你问我有没有照片上的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叫留西柯夫吗？不记得了。 船长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讨厌军人。就是我也讨厌啊。因为他们总是互相指责对方抢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土地，想点子算计对方，这就打起仗来了。 夜晚你走上甲板，看看大海和天空，水天相连，无边无际，你就为之倾倒。 虽然没有悲伤的事，但泪水却缀籁而下，你似乎觉得灵魂象似被洗测了一般，使头脑变得有哲理。你懂吗？ 就这样，亚洲丸运载着那些可疑的家伙启航，离开了大连，平安无事地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那不勒斯。在船航行过程中，那些俄国人一步也没有走出一等客舱。 一起乘船的日本人，就是那个象是无赖的人，他好象是照料俄国人的。 有事时，总是由他来联系。一会儿来说，俄国人要香烟啦，一会儿又来说，俄国人叫拿酒来，或者叫上饭啦，他就干这种事。他的后台是军队，所以，尽管他很年轻，却摆着一副臭架子，相当跋扈。 那时因为欧洲局势紧张、恶化，所以日本人不太搭乘亚洲丸。在香港，欧洲人蜂拥而上，把客舱住得满满的。这些人都是因日华事变而从中国撤出来的人，所以都对日本抱有反感，我也被他们挖苦过。 在航行期间，那帮家伙还有什么事呢？对，船停泊在香港时，那个杀害大杉的甘粕正彦上船拜访了那伙人。甘粕正彦是乘汽艇到亚洲丸上来的，在甲板靠椅上和那个同行的日本人嘀咕了半天。我想，这不是曾在报上见到过的那个人吗？老头子，即前田船长告诉我：“他就是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甘粕正彦。”过了大约两小时，甘粕乘接送船客的汽艇回去了。他在临回去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对老头子说：“请多关照俄国人。”除此之外，没 有发生别的事。拍给他们的电报不送给他们，也没有人向什么地方拍电报。 没有看见他们和其他船客谈话。甚至连船长举办的晚餐会，他们也没露面。 幸亏亚洲丸装备了冷暖气设备，否则，在印度洋上会把他们烤焦的。 记得是一月十四日到达那不勒斯港的。进港不久，水上警察乘汽艇来进行入境检查。那伙人站在一等舱船客最后面不显眼的地方。 入境检查一结束，他们就乘汽艇上岸了。我和船长站在舷梯口甲板上欢送他们时，看见迎接的人已经来到码头。因为船和码头相距五百米，看不太清楚，但当这伙人一上岸，我们就看见有人走过来和他们握手。他们在来迎接的人陪同下，一个跟着一个走了，立刻消逝在一排排房屋的后面。” 留西柯夫如果出国了，他应当是领取了护照的，发护照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也可以认为是满洲国。为此，我决定找当时在日本外务省和满洲国外交部[注1]的有关人员作些了解。 日本外务省尚健在的有关人员为数不少，但是他们难以确认日本外务省是否发给留西柯夫护照了。 另一方面，寻找当时的满洲国外交部的有关人员不是轻而易举的。我的调查首先从查与“满铁” 有关的人组织起来的“满铁会”开始，请“满铁会”会员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九三八年满洲国外交部的有关人员的姓名告诉我。结果找到了十四个人的姓名。再把这十四个人的姓名和厚生省保管的《原旅满归侨名单》进行核对，只有六个人的姓名连同住址一起查清了。其中育一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有三人已经故去，剩下的两人中有一人已于一九五七年从原住址搬走，下落不明。 雨谷弥三郎是六个人中的最后一名，是我第四个调查的对象。他向我提供了宝贵的证言，因此，同时对外务省进行的调查可以停止了。 [二十四]雨谷弥三郎（当时在满洲国司法部供职，四月四日采访）雨谷：如果是那件事的话，我记得。人们说，满洲的政治是罪恶的温床。 那件事仅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我总觉得那是有些令人生畏的事件。 作者：请你详细说明一下。 雨谷：我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的秘书，不是直接的当事人，因此，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我想，事情大概发生在（日军）占领汉口，（日本）国内和满洲一片欢腾之后不久，政务司秘书官上河内顺把几个俄国人要求签发护照的申请连同照片和必要的文件拿到通商司护照科来了。 作者：必要的文件是什么东西？ 雨谷：证明身份的文件和居民登记簿的副本。从文件看，这些俄国人是居住在哈尔滨的毛皮商。但文件上写的是别名，其中有一页好象是关于那年夏天逃亡来的留西柯夫。关于留西柯夫事件，因为在外交部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所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什么不愉快的事？ 雨谷：对于留西柯夫逃亡事件，外交部一直蒙在鼓里，过了半个月军方才来通知。因此，当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提出抗议时，外交部因为不了解陆军的方针，甚至无法回答。为此，还导演了一场外交总长谢介石向关东军司令部提抗议的闹剧。这样一来，护照科的人都在私下说，申请护照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留西柯夫。另外还有一张照片是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别济曼斯基是白俄，他以外交部官员的头衔在政务司处理对苏情报，就在留西柯夫等申请护照的前夕辞职了。作者：此外还有哈尔滨的白俄政治团体的五个人吗？ 雨谷：对。是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骨干。 作者：除别济曼斯基外，其他人都是用化名申请护照的吧？ 雨谷：听说是的。并且，包括别济曼斯基在内，所有的人都持有旅居哈尔滨商人的身份证明书和居民证副本。作者：留西柯夫的身份证明书写的是留西柯夫吗？雨谷：好象是另外一个名字，是居住在哈尔滨的某某。作者： 留西柯夫改名后，是否国籍也改成满洲国？雨谷：就是说，当时在提交的文件上填写的姓名、住址、职业都是胡诌的。在进行审查时，和居民登记簿的原本一核对，才知道使用那种姓名的人都没有登记国籍。作者：那么说，居民登记簿副本是伪造的了？雨谷：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又不对。因为那是哈尔滨特别市政局发给的正式文件。护照科问哈尔滨特别市政局，对方回答说，那是哈尔滨特务机关让发的。这样一来，护照科对该不该发护照感到非常伤脑筋。有的人认为，既然哈尔滨特务机关参与了，大概有缘故，就发给他们吧。也有人认为，这样一来，外交部就丧失了独自的权威。两派意见完全对立。作者：你没向拿申请来的上河内顺问一问理由呜？ 雨谷：当然，护照科长际彪向上河内询问了情况。但是，听说上河内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地坚持要求发护照。际彪感到难办，就和他的上司通商司长继先商量，继先又和谢介石总长商量了。总长亲自询问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加地少将，加地少将说，你去问宇多川达也。 作者：他当时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负责谋略的吗？ 雨谷：对。当时他负责对苏谋略，利用哈尔滨的白俄进行反共活动。我和他建立私人关系，是在当了满洲国军的顾问以后。他寡言少语，但一旦开口说话，就象钉子扎人一样尖刻。因此他常遭人误解或嫌恶。 作者：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雨谷：总长给军司令部的宇多川挂了个电话，据说宇多川告诉他，希望遵照西野忠[注2]的指示办。接着就把西野叫来询问了情况。西野说，他们是因陆军的特殊任务而出国的，希望发给护照。 作者：所谓特殊任务，指的是什么？西野说了吗？ 雨谷：哎那可没问。 作者：和七个俄国人一起出国的，还有一个名叫长谷部太郎的日本人，这点没有成为问题吗？ 雨谷：不，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作者：是吗？这么说来，可以认为只有长谷部太郎拿的不是满洲国发给的护照而是日本国政府发的护照罗。如果长谷部太郎的国籍是日本，发给他护照的当然是日本外务省。雨谷：他究竟是什么人？ 作者：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夏回到满洲，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能掌握这个人的真面目，从而也就能弄清特殊任务是什么雨谷：要是西野忠的话，大概会知道，但他在战后撤回日本后死于交通事故了。 作者：西野忠可能是受宇多川达也中校的委托，协助办理护照的。西野是什么样的人？ 雨谷：满洲国一成立，他就从（日本）外务省转到（满洲国）外交部，岁数不大，但是能力相当强，受到松冈洋右的器重。正因为他年轻，所以偏 重于才能的修养，还欠点做人的修养。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个人生活，都从眼前利益出发，从侧面看，他象个机会主义者。因此，人们虽然承认他有能力，但不信任他。战争快结束时，他既和蒋介石搞秘密交易，又制定了苏军侵入时成立满洲人民委员会政府的方案，并把它交给了苏方。 作者：他和宇多川关系密切吗？ 雨谷：西野和甘粕正彦好象很投缘，两人经常到新京的“宾宴楼”及大连的“滨之家”菜馆聚餐。 作者：听说甘粕和宇多川在对苏谋略方面是互相合作的。由于这种关系，甘粕和西野也建立了联系吧？ 雨谷：当时满洲充满着无政府的自由那样一种气氛，处于法和秩序似有若无的状态。在这种气氛里，谁都会受感染的，道德感觉麻痹，陷入虚无颓废的泥坑。石原莞尔一九三八年夏感到绝望而离开满洲，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认为，甘粕、西野、宇多川等人代表了这种颓废的思潮。 作者：那些俄国人好象就是为了执行称为“熊工作”计划的对苏谋略而由宇多川派出的。雨谷先生没有听过“熊工作”计划这句话吗？ 雨谷：没有。 作者：他们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岸了。除了长谷部太郎外，谁也没有再回满洲。并且，七个俄国人中有一人也许是代号为“莱欧”的苏联间谍。这伙人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到意大利的，又准备干什么呢？ 雨谷：上河内也许知道。他现在住在（东京都）杉并区。 作者：唉！上河内还健在吗？ 雨谷：上河内说，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写完满洲国史，为此，他正在努力奋斗。可能是去年秋天吧，他还打电话向我打听一件事。 [注1]满洲国外交部分为宣化司、政务司、通商司、总务司，司相当于日本的局。 [注2]西野忠，东京帝大法学系毕业，由驻苏联大使馆一秘转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战后在早稻田大学教国际外交，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一九六七年死于交通事故。 [二十五]上河内顺（当时是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秘书科长，四月五日采访）经雨谷弥三郎介绍，我访问了位于东京都杉并区的上河内顺的家。上河内正好患感冒卧床休息，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后，他支撑着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上河内：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的事情，因为满洲围友好代表团就是十一月九日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乘船回国的，在这之前几天，我被叫到当时是政务司司长的西野房间，他委托我说：“能把这些人的护照代办一下吗？” 我拿着文件就走了。那时万万没有想到其中就有留西柯夫。 作者：你是什么时候发觉的？ 上河内：我把文件拿回自己的房间，仔细地看了照片。照片共有七张。 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尼古拉·列别坚科作者：尼古拉·列别坚科？ 上河内：他当时是哈尔滨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主席。向西伯利亚出兵时，他是协助日军的谢苗诺夫军的军官。左手是假手。假手某端安装了叉子， 我在俄国菜馆看见过他用叉子叉肉片往嘴里送。 作者：此外还有谁？ 上河内：其余的人我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了，有四人是列别坚科爱国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另一个是留西柯夫。留西柯夫把胡须刮得净光，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仔细一看才知道就是他。 作者：听说除了别济曼斯基外，都不是真实姓名上河内：嗯。留西柯夫在身份证明书上填写的大概是名叫阿列克谢·瓦尔斯基，是哈尔滨商会的经营者。我知道不存在什么哈尔滨商会，因此我立刻发现这是说谎。 作者：另外五个人用的是什么名字？ 上河内：已是往事了，忘记了。职业都是哈尔滨商会的职员。 作者：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也是吗？ 上河内：别济曼斯基在身份证明书上填的也是哈尔滨商会的一个成员。 作者：别济曼斯基是什么样的人物？ 上河内：他是白俄，据说满洲事变（译者注，即“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哈尔滨配合甘粕正彦搞反苏运动。有个伪装成共产党的白俄组织袭击哈尔滨俄国人商店，甘粕在背后牵线。因此，哈尔滨的秋林，虽是商业区，但住在秋林的俄国人求救于日本军队。据说，别济曼斯基参与了这一事件。满洲国成立时，由于甘粕的推荐，他被任命为政务司的嘱官。嘱官就是嘱托的意思。 作者：工作仍然是搞情报或谋略吗？ 上河内：西野非常信任他，有关苏联问题，总和别济曼斯基反复商谈。 甘粕和宇多川好象和他在一起工作，我常见他们在一块。他不大到外交部去。 他满腮胡须，大个子，经常叼着味道很冲的俄国烟卷，臂上留有狮子形象的刺青。 作者：西野把那样虚假的文件交给你，你不感到奇怪吗？ 上河内：居民登记簿的副本是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正式发的，即使有关项目也是胡乱填写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有什么名堂，于是就原封不动地拿到护照科申请去了。护照科调查了居民登记簿说，岂不怪哉？而另一方面，西野催促我，说是急需护照，快去取来。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西野活动了谢介石总长，才发下来了。我把护照送到西野那里，西野叫我到意大利使馆去签过境签证。 作者：不是逗留签证而是过境签证吗？ 上河内：是过境签证。 作者：如果是过境签证，那末入境国就不是意大利啦。是哪国呢？ 上河内：不清楚。大概是和满洲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吧。因为不能从满洲直接入境，所以打算先到在新京设有大使馆的意大利，准备在意大利再办理去那个国家的入境签证吧。这种做法就和现在从日本到北朝鲜要经过中国是一样的。意大利前年十一月承认了满洲国，并在新京开设了大使馆。 作者：到意大利的入境签证很快就发下来了吗？ 上河内：西野好象事前托付了意大利使馆，所以很快就发下来了。当时他还交给我一个日本人的护照，并对我说：这也请一起办一下。 作者：他就是长谷部太郎呀。他和七个俄国人一道出国了，唯有他一个人回国了。 上河内：名字我忘记了，护照是日本外务省护照科发给的。 作者：你不认为那份护照是伪造的吗？ 上河内：如果那是伪造的话，那可真造得精巧，简直和莫的一样。 作者：向意大利大使馆说明了入境的目的是什么吗？ 上河内：“西野指示我，向意大利大使馆说明入境的目的是搞贸易。我照办了。 作者：唯一的日本人也是哈尔滨商会的职员吗？ 上河内：他在身份证明书上填写的是三井物产公司的职员。 作者：他真是三井物产公司的职员吗？ 上河内：不是的。因为新京东广场当时有个三井物产公司的分公司，那里有我的一个朋友。事隔很久以后，我想起了这件事，就问我的朋友，他的公司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职员，他给我调查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 作者：这样的话，包括留西柯夫在内共计八个人出国到那不勒斯去了。 你认为他们出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上河内：当时我既没有问西野，也没有考虑过。但现在想来，是相当可疑的。 作者：为什么觉得可疑呢？ 上河内：十一月初，驻华沙领事馆打电报给西野，要求给领事馆人员寄过冬用毛皮斗篷来。领事馆人员如果要用毛皮斗篷，在波兰要多少都可以廉价买到，用不着特意打电报要求从满洲寄去。但西野让我回电报说：“斗篷事已知悉，速寄。”结果并没有寄。并且只不过是领事馆人员用的斗篷，而来电和发电却都用密码，我觉得有点小题大作。但事隔不久，西野就提出了申请护照的问题来。 作者：是满洲国驻波兰华沙的领事馆打电报来的吗？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上河内：十一月中旬我把护照和签证交给西野了，西野告诉我，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并威胁我说，如果漏了嘴，你在满洲就呆不下去啊！ 作者：此外，有关这件事还有什么吗？ 上河内：到了十二月初，哈尔滨特务机关调查了留西柯夫以外的六个人的身份。六人中混进了一个代号为“莱欧”的苏联间谍，于是又到政务司来调查别济曼斯基。结果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作者：我想西野忠是受宇多川达也中校的委托，才给他们出国方便的。 宇多川当时正在计划进行“熊工作”计划这一对苏谋略，我想是宇多川利用了他们。但是在临出发前，他们中的一个人要和苏联的情报组织联系，于是宇多川慌忙调查这七个人的身份。 上河内：我不知道有那样的事。所谓“熊工作”计划是个什么样的谋略呢？ 作者：不知道。上河内先生对此有什么线索吗？ 上河内：是“熊工作”计划吗？没听说过。 作者：你记不记得西野忠采取了可能是参与策划对苏谋略的行动。 上河内：就我所知，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友好代表团访问欧洲问题上了，我觉得他无暇顾及这件事。西野是通过驻华沙领事馆和副团长甘粕正彦互相联系的。 作者：付粕为此特意前往华沙去了吗？ 上河内：不是的。领事馆人员把西野的来信送到甘粕那里，再把收到来自甘粕的联系信发往外交部西野那里。 作者：为什么不通过满洲国驻柏林的领事馆呢？ 上河内：因为伯被德国方面探听到了。当时盖世太保开封检查在柏林的外交机构的邮件，窃听电话，截收无线电通讯联络。对友好国家日本也不例外。 作者：啊，原来是这样！我弄明白了在欧洲的甘粕为什么在香港会见了乘亚洲丸出国的长谷部太郎。甘粕是通过驻华沙领事馆从西野那里知道了有关“熊工作”计划的情况的。但是，西野为什么要告诉甘粕呢？ 上河内：人们都说甘粕是搞谋略的天才，西野也许是请甘粕给出主意吧。 作者：我想，如果弄清了“熊工作”计划的内容，就会找到甘粕正彦的作用的线索。 哈尔滨的特务机关哈尔滨特务机关作为一个收集苏联情报的机关，最兴旺时期拥有大约三千名人员。它的基层组织遍布满洲各地及东欧，它的全貌至今仍然是个谜。 在寻找原哈尔滨特务机夫人员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原旅满侨胞的帮助。一九三八年当时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有八个人的姓名查出来了，但是其中有五人生死不明。其余的三人虽然查明了住址，但有两人拒绝我去采访，只有一人以使用假名力条件好不容易才答应让我采访。 [二十六]山田一郎（假名）（当时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四月十八日谈话）“虽说是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我等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是替人跑腿的下级人员。特务机关的总部设在哈尔滨神社的后面，机关长是加地玲少将。苏军打进来时，他用手枪自杀了。机关干部的大多数或者自杀，或者被苏军处决，活下来的不多。一命尚存的人组织了“哈尔滨会”，每年聚会一次。 我熟悉宇多川达也，因为他常到哈尔滨来。总而言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可怕。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甘粕正彦也常来，而且总是乘坐由专任司机开的黑色小轿年来。听说他是个可怕的人物，其实他很亲切。每次回去时，他总毫不在意地给我一百块日元的票子，并且说：“买点好吃的。”甘粕和加地少将经常谈得很晚才回去。 说起一九三八年夏天，那时正是搜查俄国间谍最起劲的时候。那个间谍叫作什么“莱欧”或“莱纳”的。是“莱欧”吗？啊，对了。宪兵队指示要同哈尔滨警察署合作逮捕他。 哈尔滨是帝俄建设的城市，大约有五万名白俄住在这里。此外，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要冲，这里有苏联的铁路人员及其家属共二万来人。中东铁路于一九三六年被满铁收买，苏联的铁路员工及其家属也就撤回去了，但也有人因厌恶共产主义而留下来的。留下的人中当然也有苏联的间谍。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任务之一，就是检举这些间谍。 由于那个叫“莱欧”的间谍也许是以哈尔滨为据点的，因此，特务机关和警察以哈尔滨为重点进行了搜查。是啦，一共调查了约二千名俄国人，其中拘留了三十来个象是苏联情报人员的、形迹可疑的人，在马家沟旧俄国军队的兵营进行了审讯。 如果由哈尔滨警察来审讯，那就太温和了，于是由特务机关来审讯他们。 当时特务机关审讯是相当厉害的，在一般情况下，完全有把握让他们招供，结果“莱欧”没抓到，但只差一步了。 被捕的那些俄国人当中，有一个人交待说，他虽然不是“莱欧”一伙的，但他曾经从他认识的俄国人那里听说过“菜欧”，以后在大剧院街抓住了一个经营食品商店的人，他是“莱欧”组织的一个成员。 据这个家伙的口供，“菜欧”的组织情况是这样的：每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个人任组长。这样的小组有好几个，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联系。即使组员被捕招了供，遭到的破坏也只限于那个组，而不致于波及到其他组。 “莱欧”时常在哈尔滨的地下总部露面，但是连组长也不知道地下总部 在哪里。组长把获得的情报报告他的上司，那个上司再传送给地下总部。地下总部没有一个交通班，和苏联领事馆及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司令部联系。 这些情况是经营食品店的那个人从组长那里听到的。 不言布喻，特务机关配合哈尔滨警察署抓到了那个组长，我忘记了他的名字，那个家伙是哈尔滨车站附近一个俄国餐馆的厨师长，参加了尼古拉·列别坚科的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从他的供词中，我们知道了他的上司的名字。那个人在埠头区发行以旅满俄国人为读者的周报——《民族之声》。所以，哈尔滨警察署便对他的私宅和办公室进行了突然袭击，可是扑了一个空。据说他潜入了市东的傅家甸。 傅家甸是中国人聚居区，当时是抗日分子的据点，从这里趁着天黑，坐船偷渡松花江，逃往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因为还有这么一条抗日的道路。 这样一来，只差一步就能抓到“莱欧”啦。但不久发生了张鼓峰事件，搜查“莱欧”就停下来了。因为张鼓峰事件的缘故，各地不是罢工就是暴动，所以还必须警惕赤色分子等的出没。特务机关掌握了苏联已指令总部设在哈尔滨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举行武装暴动的情报，八月一日国际红色日也许就是行动之日，因此，以违反暂行惩治叛徒法嫌疑，一举逮捕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抗日活动家。有幸的是，在张鼓峰事件期间，满洲很平稳。 俄国人爱国主义者同盟，是谢苗诺夫的部下尼古拉·列别坚科建立的白俄团体，会员有三十来人，总部设在中央大街一家俄国餐馆的地下室里。这家餐馆的经营者是一个什么伯爵夫人，她是列别坚科的情妇。 那时，在哈尔滨的白俄潦倒不堪。我甚至想，亡国之民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哈尔滨车站前的广场上，一群群俄国公共马车的车夫在等着乘客。在繁华街上一走，就有俄国卖花姑娘硬要来往行人买花。还有俄国人的乞丐、妓女、舞女、女招待、勤杂工在苏联领事馆的隔壁，是一处被称为“巴杂市”的白俄贫民窟，这里有许多人成天晃悠，无事可干。只要给他一角钱，他甚至会行凶杀人。 说得直率一点，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就是这些落魄者及无赖们的团体。 哈尔滨特务机关和甘粕机关出钱让他们干了许多事。利用他们获取俄国人社会的情报很方便，或让他们化装潜入苏联国内当间谍其中还有让他们干了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宇多川中校到特务机关来说，要找五个人，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准确他说，是九月中旬。宇多川及其部丁村田大尉二人来后，和加地少将谈了很长时间才回去。以后又来了几次。 因此，加地就去和尼古拉·列别坚科商量这件事，收罗了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五名干部，并通知了宇多川。 宇多川马上来到哈尔滨，在加地少将的房间里和这五个人见了面，第二天就把这五个人带到新京去了。事后才听说，这五个人被关进新京的满军兵营，进行了某种训练。 这五个的名字嘛，我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们和我很面熟，而且我很能记名字。即使是现在，我连公司工作人员家属的名字都记得住。他们是：尼古拉·列别坚科、列昂尼德，马尔哈库、亢西里·斯米尔诺夫，米卡伊尔·斯尔科夫、阿伊扎库·泽列宁。这五人终于没有再回到哈尔滨，大概是死了。 你是问他们干什么去了吗？我也不清楚。特务机关长加地也许知道，但他自杀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确实了不起。 据我的判断，这五个人可能被送往俄国国内去了。在这之前，陆军第二课多次向乌苏里州及沿海州派过俄国工作人员但是，我觉得这次和以往情况不同，身世调查比过去麻烦，调查了一次以后，又让重新调查一次。第二次调查大概是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命令我们尤其要调查列昂尼德·马尔哈库周围的情况。马尔哈库是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副会长，人很可靠。 五人当中，马尔哈库、斯尔科夫、泽列宁三人有家眷。户主不在的话，家眷生活会很困难，但他们家眷的生活不象有什么困难。据我的想象，大概是宇多川达也那里给这些家眷送了钱吧。” 可以认为，制定“熊工作”计划，是在从张鼓峰事件结束后的八月中旬到留西柯夫等人出国的这年的十二月这一期间。如果宇多川中校在这一期间的行动能弄清楚，也许就能找到查明“熊工作” 计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苏战略的线索。或许在那段时间以后，说不定宇多川中校向谁透露过“熊工作”计划的内容。为此，我想了解有关宇多川中校的所有情报。 我想委托大东京兴信所来调查宇多川中校。但大东京兴信所以没有搞这样调查的先例而加以拒绝了。 我说了情况，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接受了调查的任务。 约在一个月后，我所盼望的调查报告送来了。 [二十七]《关于宇多川达也的调查》（五月十七日）一、从童年到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略）。 二、从在第七师团司令部供职到在关东军司令部供职（略）。 三、从在关东军司令部供职到当满洲国军顾问。 宇多川达也从少校晋升为中校，并到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供职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听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根据甘粕正彦的建议在第二课设立了谋略班，让宇多川达也当班长，据他的堂兄弟宇多川崇讲，宇多川达也起初讨厌这一任命，后来被东条和甘粕说服，勉勉强强地接受了。 宇多川达也任谋略班班长时代的活动留下了许多花絮，列举如下： （一）内蒙古的独立工作。 （二）用军用飞机对乌苏里州、沿海州进行摄影侦察。（三）用飞机向苏联境内散发反苏传单。 （四）绑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儿子。 （五）开展煽动旅居苏联的朝鲜人的活动。 （六）炸毁西伯利亚铁路（未遂）。 （七）创设内蒙古驻军。 （八）计划伪造卢布纸币。 （九）对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窃听工作。 （十）对满洲国国民开展反苏宣传。 （十一）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东南地区进行喷撒毒氯气试验。 就本兴信所的调查而言，宇多川达也的活动有上述各点。 另，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本兴信所特别对宇多川达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时代远在四十年前，而且地点是满洲，所以调查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确信，我们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委托人的期望的。 调查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寻找和宇多川达也有交往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追忆有关宇多川达也在要调查的那段时间里的一切。其次由本公司的分析专家对录了音的证词进行分析，抽出具有实质内容的事实加以整理。比如，有人证明他亲眼看到宇多川达也外出了，但他这外出是郊游去了呢，还是搞军务活动去了呢？这要从全部过程的内在联系来分析判断，如果是后者，就把那些判断出来的事实抽出来。 事实之一：宇多川达也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把三十万日元钞票交给了在大仓土木公司新京营业所工作的堂兄弟宇多川崇，要求替他在新京的正金银行开一存款户头。 事实之二：满映新闻社专务董事末次一弘亲眼看见宇多川达也在新京大和饭店形影不离地跟随着留西柯夫。留西柯夫提着旅行箱子，正要走出饭店，就被两个穿便衣的日本人架走了。末次正想要同以前认识的宇多川达也搭话时，被宇多川达也制止了，他还告诉末次，此事要保密。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的事。 事实之三：他的堂兄弟宇多川崇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到宇多川达也家和他聊天时，他说，不久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件，那是我干的。宇多川崇问他是什么大事件，他说，不久你就会知道的，笑而不答。 事实之四：据宇多川达也家的女佣人白石泷说，宇多川在要调查的那段时间里经常出去旅行。去的地方大都是哈尔滨或大连。他的堂兄弟宇多川崇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明。 事实之五：据他外甥松前升讲，宇多川达也来东京出差时，曾在他姐姐松前房家住过一夜。他在和家人闲聊时曾预言，不要三年时间，就要把中国、蒙古、西伯利亚纳入日本势力统治下，日本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据松前升回忆，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的事。 事实之六：据曾任《满洲日报》报道部长的新户部左近次的证词，宇多川达也曾召集满洲的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的代表到满铁会馆会议室，说明反共宣传的方针。据新户部左近次回忆，这种会议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了两次，在他印象中，宇多川达也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演说，满洲的安全取决于能否使苏联失去力量，为了不通过战争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依靠谋略和宣传。 事实之七：据曾任满铁人事课长的斋藤佐吉证明，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满洲摄影时报》社的摄影记者曾亲眼看见正在星个浦散步的留西柯夫，并拍摄下来了。这位摄影记者当场被警卫抓住，被交给了大连宪兵队，受到拘留审查。斋藤佐吉受他家属的委托，要求一个相识的宪兵军官设法释放，那个宪兵军官叫他到宇多川达也那里去。斋藤佐吉和宇多川达也有一面之交，他就去见宇多川达也，要求予以释放。宇多川达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要不是你的亲戚，就被当作间谍枪毙了。那个记者被没收了胶卷，写了保证不向任何人讲这件事的始末书，才被释放。此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秋天。 事实之八：女佣人白石泷证明，宇多川达也的长子雅也因患急性盲肠炎在陆军卫戍医院住院时，并发了腹膜炎，生命垂危。夫人里子千方百计要和宇多川达也联系，但因他的住址不明，没有联系上。几天后，宇多川达也才回到陆军军官宿舍，他说他一直呆在大连大和饭店。据白石泷的记忆，这好象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初的事。 事实之九：曾在满铁调查部工作的风间务证明，他和宇多川达也在工作 上有过来往。宇多川曾在电话里问他有没有万分之一的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地图。风间务回答说，如果是三万分之一的话，调查部资料室是会有的。他说，那也可以，请借给我用一用。大约过了两小时，奉宇多川达也之命的人来把地图拿去了。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前后的事。 事实之十：和宇多川达也曾有一面之交的军政部顾问远藤哲雄证明，他碰见过住在哈尔滨北满饭店的宇多川达也。远藤问他近况如何，他透露说，最近要干一件大事，现在每天都在作准备工作，忙得很。据说宇多川达也在这家饭店和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加地玲少将见了面，远藤说，虽然具体日期记不得了，但是因为宇多川达也披着斗篷，那大概是秋末或冬天吧。 事实之十一：《满洲日报》报道部长新户部左近次证明，一九三八年十月底，他在新京宾宴楼饭馆亲眼看见过宇多川达也。他和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西野忠、“锦旗会”会长真田春吉以及另外两、三个日本人，加上五、六个白俄，一起吃饭。 事实之十二：宇多川达也的密友宫代与八于一九三八年冬收到了宇多川达也寄来的问候病情的信。宫代与八已把这封信丢失了，但记得信的内容是，明年将一举解决大陆问题和满蒙问题，为此，决心豁上生命。 事实之十三：宇多川达也的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福地丰太郎证明，他在去海拉尔任第二十三师团参谋时，曾到关东军司令部拜访了宇多川达也。 闲谈之中，话题转到了苏联问题。福地丰太郎说，如果不把苏联或者中国作为对手之一，问题就将变得很严重。宇多川达也深表同意，并说，如果要那样做的话，那只有等待斯大林病死，说完哈哈大笑。福地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斯大林如果病死了，苏联内部要发生争权斗争，国内就会大乱。 这样，日本不就可以放心，把全部力量投入同中国政府作战了吗？这岂不是一箭双雕！福地嘲笑般地插嘴说，然而，斯大林并不象要死的样子呀。宇多川达也回答说，不，俗话说，人命难测，说不定会出现那种事情的。这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或八日的事。 事实之十四：女佣人白石泷证明，当时宇多川达也家有五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宇多川达也的薪俸几乎不交给家里，一家生活全靠夫人里子做些和服剪裁之类的针线活以及娘家的接济。白石泷还证明说，里子的丈夫既不喝酒又不抽烟，也没听说他玩女人，他的薪俸用到什么地方了呢？真太奇怪了。 事实之十五：曾在关东军司令部人事课工作的羽野诚证明，宇多川达也相当独断专行，常和军司令部首脑顶撞，他过分地相信自己的才能，有时甚至当面破口大骂那些依仗权势而又无能力的上司。因此，上司和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他在军司令部很孤立。参谋长矾谷廉介听到有人对宇多川达也独断专行的做法表示不满时，就满腹苦衷地说，行啦，随他的便好了。 事实之十六：军政部顾问远藤哲雄证明，宇多川达也曾让一些白俄住在位于新京宽城子的满洲国军队兵营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地方原是旧俄国守备队的驻地。远藤哲雄从满洲国军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想，宇多川达也对他们进行间谍训练，可能是准备让他们潜入苏联境内吧。这些白俄在一九三八年底就无影无踪了。 事实之十七：宇多川达也的内弟神崎诗郎到满洲出差，顺便到宇多川家探望，闲谈之中，宇多川达也透露说，对苏联间谍切不可疏忽大意，因为他们无孔不入啊。神崎诗郎追问他何故时，他说，不久前刚从大连向欧洲派遣了几个白俄，在这些白俄中也混进了间谍。神崎诸郎虽然没有进一步追问， 但是宇多川达也却表现出似乎在思索什么的样子。这是一九三八年年底的事。 事实之十八：堂兄弟宇多川崇证明，一九三九年，他到宇多川达也家去拜年时，宇多川达也曾预言说，今年也许是日本历史大转折的年头。第二年新年，宇多川崇又去拜访时，想起了宇多川达也的这一预言，便说，日本的历史不是没有出现大转折吗？宇多川达也露一丝苦笑说，那时我觉得全世界的命运就好像握在我的手心，但是，后来发生了出于意料之外的过失。宇多川崇问他所说的过失是指什么而言时，宇多川达也却把话给岔开了。 本兴信所根据上述“事实”认为，谋略班班长宇多川达也在要调查的那段时间里，正在计划着并准备搞什么名堂。这点从事实之三、之十、之十八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而且可以断定，这个计划是要“一举解决大陆问题和满蒙问题”（事实之十二）的、关系到“全世界命运”（事实之十八）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本兴信所根据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的性格分析，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宇多川达也既没有撒谎的习性，也没有夸大妄想的习性。因此，我们认为，对证人在证词中提到的宇多川达也所讲的话，是完全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 从宇多川达也曾负责对苏谋略，有白俄参与了这一活动，宇多川达也想搞到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地图等事实可以推断，这个计划就是对苏联的谋略计划。 本兴信所为了了解这项计划的内容，调查了宇多川达也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是否向什么人泄露过这项计划的内容的问题。结果，得到了下述确凿的证词和资料： （甲）原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员名和明德证明，日军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渗败时，宇多川达也悔恨不已他说，如果搞掉了斯大林，就不致于出现这样的结果。名和明德从这句话推断，宇多川达也有可能对斯大林搞了什么阴谋。 （乙）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西野忠的长子西野满证明，他曾听人说过，去向不明的宇多川达也还活着，朝鲜战争时，还协助了苏军。那时，西野忠私下对西野满说，斯大林是不会原谅企图杀害他的人的。当时正在上大学的西野满说，他当时没有问他父亲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放过去了。 （丙）战争结束时担任宇多川达也副官的川崎英明，在根据赤塔俘虏集中营听到的宇多川达也的回忆，复员后写了题为《宇多川达也中将死亡之谜》 的文章，发表在《内外情势》杂志上。据川崎英明说，宇多川达也曾说过，他收罗了几个白俄于一九三八年底派遣他们去暗杀斯大林。但由于内部出了叛徒，暗杀计划告吹了。 从上述证词和资料可以推断，宇多川达也在要调查的那段时间里准备的计划岂不就是针对斯大林的吗？但遗憾的是，本公司无法知道该计划是怎样付诸实行的。 四、从满洲国军顾问到去向不明（略）备考下达资料作为参考资料，一并送上。 （甲）电子计算机根据有关人员的证词分析宇多川达也性格的报告。 （乙）尽可能收集到的宇多川达也的复制照片（共二十八张）。 （丙）现在尚健在的有关人员名单。 （丁）《内外情势》杂志一九四八年八月号刊登的《宇多川达也中将死 亡之谜》（作者：川崎英明）的复印件。 大东京兴信所调查员笹沼美智郎[二十八]川崎英明写《宇多川达也中将死亡之谜》（刊于《内外情势》 杂志一九四八年八月号）宇多川达也在战争结束时是中将、第一百四十一师团师团长。他在被拘留于苏联赤塔集中营期间，被苏联内务部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战后不久，他看见中将在哈巴罗夫斯克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协助苏军。并且在朝鲜战争时，传说宇多川达也中将在北朝鲜为苏军从事秘密工作。 战争结束时曾是宇多川中校副官的川崎英明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号《内外情势》杂志上发表了《宇多川达也中将死亡之谜》一文，否定了他尚健在的说法。 《内外情势》，是当时大量发行的一种专门从事宣扬低级趣味的杂志，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便停刊了。川崎英明于一九六五年在冈山县病死。 “师团长躺在病床上，瘦削得简直看不出人样子了。集中营的医生诊断是肠炎，实际上是斑疹伤寒。当时，赤塔集中营普遍流行斑疹伤寒。 重病号住在隔离病房，苏联医生的所谓治疗只不过是给我们两片阿斯匹林药片而已。 师团长住进隔离病房一周以后，我也得了斑疹伤寒，也住进了隔离病房。 我是在隔离病房里和师团长再次见面的。 幸运的是，我的病情不像师团长那样重，所以能够照顾师团长的日常起居。师团长就是在这时告诉我陆军曾企图暗杀过斯大林。 师团长在病床上常回忆往事：幼小时，他非常淘气；父母教养严格；还有在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时的情景等。一想起这些往事，他就没完没了他讲给我听。 一九四五年十月前后，师团长小声地说，如果那时暗杀斯大林成功了，就不会出现败战的局面了！可是我站在床边不觉大吃一惊，劝他说：‘’ 阁下，这些话让谁听见了，也许会向苏方告密的，不要说了吧。” 师团长大声笑着说：“那有什么要紧的！俄国鬼子是要在这里把咱们折腾死的。反正是要被整死的。还不如早点来好。” 不管怎么说，这究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尽可能地不去涉及暗杀斯大林这件事。事到如今回想起来，后悔莫及。当时要是能更详细地问一问该多好啊！ 如果这一暗杀斯大林的阴谋失败了，就很可能使日苏关系恶化，因此，为求计划准确无误地实现，据说还建立了庞大的掩护组织。 但是，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由于内部出现了叛徒而被密告了苏联当局，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好像是诺门坎事件前夕的事。 如果暗杀斯大林成功了，就一定不会出现诺门坎悲剧，也不会发生苏联非法的对日参战。真是太令人遗憾了。 我提醒他：“此话不得再对任何人讲了。”这是因为，在集中营里，为了取悦于苏联看守士兵，告密盛行，对谁都不能信任。有的人真是卑鄙之极。 为了一碗汤而出卖昨天的朋友，是大有人在的。 师团长在对我讲了暗杀斯大林计划以后，约过了一个月的一天，他就被前来集中营的秘密警察从赤塔集中营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对此，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真假不明。有一种传说是：苏联非常赏识字多川师团长的谋略手腕，因而苏联正利用他来搞对日谋略和对美谋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师团长正在向北朝鲜军队传授谋略工作。这也是不可信的。 师团长被从赤塔集中营带走时，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那天，午饭过后，我正在和师团长海阔天空地闲聊。这时，在集中营负责人的带领下，来了三个俄国人，其中有一个人用俄语问师团长，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也用俄语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另一个俄国人走到前面，向师团长搭话。师团长一见到这个人，似乎大吃了一惊，他把脸转向我，大声喊到： “就是这个家伙，就是他把我们一切的一切都给毁了！”他笑起来了。说时迟来那时快，在集中营负责人的暗示下，在我背后待命的看守猛地扑向我，我被赶进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师团长和俄国人用俄语说了一会话。过了大约五分钟，看守拿来了担架，把他抬走了。在那间病房里塞进了三十来个病号。师团长走出病房时向大家打招呼说：“受到你们多方关照，非常感谢。各位一定要早日恢复健康，平安地回国啊！” 我觉得不可能再见到师团长了，于是奔向担架，大声地说：“祝阁下平安。在（日本）国内再会吧！”师团长“嗯，嗯”地点点头，就被担架抬走了。我想跟在担架后面，以便看清师团长的去向，但被看守制止了。 以后，病房里的人经常对这件事发出各种议论，但我认为，也许是由于那个谋略案件而被带走的，便一直沉默着。此事是首次在本杂志上发表的。 我认为，宇多川师团长被带走以后，或者被处决，或者病死，二者必居其一。因为被带走时，师团长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也许经受不了苏联当局的审讯。日本政府有责任立即照会苏联政府，以查明宇多川师团长的生死存亡。 第三章密谋策划 即使宇多川中校曾经计划过暗杀斯大林，这也是一个中校所难以胜任的谋略，该不是中校擅自计划的吧！事实上，川崎英明着的《宇多川达也中将死亡之谜》一书中写道：“建立了庞大的掩护组织”。另外，井上良藏在证词中承认，关东军首脑批准了“熊工作”计划。被定名为“熊工作”计划的暗杀斯大林计划，岂不是一个内容深奥的大规模谋略计划吗。 我为寻找谈及“熊工作”计划的资料或者能给我以启发的片纸只字的记录，搜寻了旧军人的回忆录、历史书以及记录文件，结果发现了东京审判中作为证据资料而提出的威兹萨克的笔记。 当时的德国副外长恩斯特·冯·威兹萨克，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从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那里收到了参谋本部的建议。这个建议的原文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德国都已经遗失了。不过，威兹萨克副外长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了。 我感兴趣的，当然是它的内容。发出这个建议的时间同留西柯夫在东京九段办事处受审的时间相同。 [二十九]威兹萨克笔记（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绝密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的防共协定的精神，海军以外的德国国防军同帝国陆军就下列几点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双方交换搜集到的有关红军及苏联的情报；二、双方应共同努力破坏苏联；三、双方为便于进行上述的交换情报及对苏破坏工作，或者为发扬防共协定的附属协定的精神，每年至少互相磋商一次。” [三十]小泉太一郎（五月二十六日采访）威兹萨克笔记中写的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参谋本部建议。是向德国提出要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 这就是“二、双方应共同努力破坏苏联。”我谈到这一项时就想象到，宇多川中校的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不正是根据参谋本部这个方案研究出来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等于说，暗杀斯大林是陆军中枢的方针。问一问这个问题则是我采访小泉太一郎的目的。 作者：刚才你让我看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参谋本部的建议。这个建议向德国国防军发出呼吁，要相互交换对苏情报，共同进行对苏破坏活动。小泉先生当时在第五课工作，我认为你是了解草拟这个建议的情况的。 小泉：记得的。那与汉口战役有关，这样说你或许不明白。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徐州战役结束了，下一步就该进攻汉口了。我记得，确是在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批准了汉口作战计划。汉口作战计划将于当年秋天实施。 那样一来，对苏联的防御就变得薄弱了。据说防御苏联需要十九个师，但是因为要进行汉口战役而分兵，所以对苏联只能配备九个师，这就是说对苏防御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理由，为了牵制苏联，决定要加强防共协定，便产生了这个建议。 作者：六月十六日，板垣陆军大臣在五大臣会议[注1]上作了一个《关于指导支那事变的说明》，解释了“对抗苏英，加强防共协定，以谋求妥善处理对美关系”的方针，而且，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五大臣会议上再次提出了 这个方针，并被定为“今后的支那事变指导方针”[注2]。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才在六月二十八日向德国提出了建议的吧！ 小泉：那么详细的情况我已经忘光了。 作者：起草建议的是哪一位呢？ 小泉：草拟这种文件的是陆军省的军务局军务课。 作者：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时的军务课长是影佐祯昭上校。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影佐是六月十八日由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转任军务课课长的，很有意思。参谋本部第八课是负责搞谋略的。如果从时间顺序上看，影佐上校是在六月二十四日的五大臣会议上决定“加强防共协定”的方针之后，起草那个协定的了。 小泉：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是本间雅春。他在任第二部部长之前曾任过驻苏武官，后来被迫承担“巴丹的死亡进军”的责任，被当作战犯处死了。那完全是盟军的藉口。我认为，影佐和本间在草拟文件时是商量过的，因为情报、谋略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业务。 作者：当时，要同德国国防军合作进行哪些破坏活动呢？已有具体考虑了吧？ 小泉：像破坏活动那样的谋略工作，是由第八课承担，由第二部部长统管，第八课课长负责。所以，在本间和唐山（第八课课长）之间或许已经有了腹稿了。不让象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去打听的。在军部里，其他课是干什么的，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是说，相邻而不相往来。 作者：我查了大岛浩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大岛的证词说，陆军为了加强防共协定而提出的建议，是七月初由信使送到柏林的。信使即运送秘密文件的邮递员。 小泉：参谋本部第二部为了同驻外国武官处取得联系，经常要信使待命。 绝密文件基本上都是由信使传送。信使伪装成外交官或公司职员的身份启程。同时这也成为各国情报人员注意的目标。也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传闻。在一九三七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信使在经西伯利亚铁路赴柏林的途中，在卧铺车厢里因心脏麻痹而死掉了。 作者：德国国防军的回信是什么时间送来的呢？ 小泉：我记得大概是八月初。当时，笠原幸雄（当时是少将）为进修德语而留学德国，他受大岛浩的委托，收到德方的回信就回国了。 作者：回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小泉：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外长[注3]提出了一个三国军事同盟的反建议。我想，查一下记录就会明白的。德国方面打算把六月二十八日的建议纳入军事同盟附属秘密军事协定之内。 作者：这么说来，日德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是在一九四○年九月，所以在这之前合作停顿了吗？ 小泉：是那样的。 作者：那么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假如协定搞不成的话，日本即便是单独干，也要对苏进行破坏活动。 小泉：那是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作了的。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当时是由宇多川达也负责的。 作者：具体地作了哪些事情呢？ 小泉：派遣白俄潜入苏联国内搜集情报或窃听苏联驻满洲领事馆的情 况。向苏联国内派遣飞机，撒反苏传单等。 作者：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夏以前，对华以搞谋略为主，对苏联以搞谋略为副的吧，例如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参谋本部贵宾室召开的陆军参谋会议[注4]，就是研究对华谋略的。会上决定了“对抗日政府内属共产派和反日派的要人实行恐怖活动”。我想问的是，关于对苏谋略，是否也曾在类似陆军参谋会议的那种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会议上制定过具体的方针？刚才你说，在三月十五日的会议上拟定并研究了《适应长期抵抗的对华谋略计划大纲》[注5]。 小泉：我不知道陆军中央有什么样的对苏的谋略计划。你所说的陆军参谋会议，是陆军的最高会议了。会上所讨论的问题是最高机密。当时我作为一名大尉是不会知道的。作者：是啊，我想你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一个证据证明，军队上层从一九三八年六月末到七月初已经痛感到有对苏展开谋略的必要性。那就是陆军省在七月三日非常秘密地颁发的《陆军关于时局外交的希望》的小册子。我带着副本来了，现在念一段： 《对苏工作要纲》 一、方针对苏联开展各项工作，使之不能积极参加这次事变。 二、要纲（一）充实国力，尤其是充实满洲的经济建设及满洲军备，以保持和增强对苏的抵抗力量。 （二）向海外，特别是对英、美、法宣传苏联的真相及其背信行为，以降低其国际地位，使之孤立。 （三）要以公正及坚决的态度对待同苏联的直接外交，特别是要迫使它全面履行现有条约。 （四）宣传苏联的对华策略和对日满的非法行为，以唤起国内的舆论。 （五）不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这里虽然看不见要暗杀斯大林等那种险恶的语言，但是它表明了陆军上层已经痛感到对苏工作的必要性了。小泉：我知道那个内部文件，是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写的。他虽然刚从第八课调到军务课，但他早就提出宣传战及谋略战的必要性。战后的历史学家应给影佐以更高的评价。作者：就是说，可以认为以前的对苏谋略只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宇多川中校的谋略班负责的。 这一次的决定是把它作为陆军中央的方针，将要多方面地、有组织地进行贯彻了。是不是这样呢？ 小泉：啊，就是那样的吧。 作者：被迫不得已那样做的原因是，在六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上经天皇批准，决定从同年秋天进行汉口战役。由于要进行汉口战役，用武力已经不能抑制远东苏军的攻势了。陆军中枢所担心的，或者说最感头疼的问题是，在汉口作战期间如何抑制苏联，只想这一个问题了。 小泉：是啊。当时苏联已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们把这个条约看成是一种军事同盟条约性质的东西，认为苏联会在中国处境危险时出来支援。当时军队中央所抱的危机感，现在已经不值得一谈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苏联如果在汉口战役期间攻进来，日本就只好举手投降了，无法同苏联作战的。 作者：可是，陆军中央部门为什么决心进行汉口战役呢？这是一个决定 日本命运的决断。是否是因为已经产生了通过加强防共协定或者谋略手段，能够抑制住苏联的想法呢？我认为这种想法的中心人物，是六月十八日由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调任陆军省军务课长的影佐上校。 当时的情况是，陆军中央争取在年内结束“日华事变”，计划六月初开始发动汉口战役，六月十五日得到了天皇的批准。第二天，陆军大臣板垣在五大臣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指导支那事变的说明》这样一个陆军的方针的说明。当时解释了“为对抗苏英，要加强防共协定和谋求妥善处理对美关系” 的方针。 六月十八日，陆军大臣板垣将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上校提拔为军务谋长。所谓军务课长乃是陆军政略的制定者。 影佐上校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六月二十一日拟就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 的文件，并提交给了陆军大臣。这个文件是以陆军大臣板垣在六月十六日向五大臣会议提出的《关于指导支那事变的说明》为基础而起草的，并提交给六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五大臣会议。这个文件提出了加强防共协定和对苏工作的必要性。 《支那事变处理纲要》在六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上，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通过了。结果，进入了研究方针的具体内容并加以实行的阶段。 担负起这项工作是军务课长的任务。可以作出结论说，文件的草案就是在威兹萨克笔记中所看到的日本方面的提案。 笔记的第一项是呼吁互相交换苏联情报。由此可以看出陆军的意图是： 我控制着一位名叫留西柯夫的苏联高级官员，只要德国在对苏破坏工作方面进行合作，我就把从留西柯夫那里获得的情报告诉德国，以此引诱德国上钩。 作者：小泉先生以前曾讲过，在留西柯夫逃亡后不久，德国武官曾要求看审讯记录，但被日方拒绝了。 小泉：那是因为同德国国防军之间还没有缔结交换情报的协定。 作者：德方也一定是急不可待地想得到从留西柯夫那里获得的情报。 小泉：那自然。 作者：影佐上校使用“破坏工作”这个词，具体设想了些什么呢？ 小泉：不知道。当时我是在第五课，谋略宣传由第八课负责。如果问一下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春或山口喜三郎和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就会清楚的，但是他们三人都已成敌人了。因为刚才已经说过，谋略是第二部部长主管，第八课课长负责的。 作者：我为什么要提出对苏谋略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怀疑暗杀斯大林是军队高级官员决定的，说得明白点，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底到七月初，作为陆军中央的决定而计划暗杀斯大林的。 小泉：真令人吃惊，你以什么为根据？ 作者：宇多川达也中校曾经说过，计划过暗杀斯大林。这是件一个中校难以胜任的大事。无论如何也叫人难以想象是宇多川能单独一个人准备这个计划。因此，我查阅了各种记录，发现了陆军中央部门曾认真地考虑过对苏谋略的事实。因此我想，这个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会不会是整个陆军中央的意图，决定是由地位更高的人作出的呢。 小泉：你打听过留西柯夫的消息吧？ 作者：是的。在追踪留西柯夫消息的过程中，感到留西柯夫好象是被利用来作为暗杀斯大林的刺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同其他六个俄国人一起 被送到意大利去了。 小泉：军务局和第二部搞对苏谋略，这是事实，但是暗杀斯大林，我是刚才第一次听说的。作者：以前我也不相信，但是看了六月二十八日的建议和七月三日陆军省发的小册子以后，我就感到那是可能的。暗杀命令是否来自于军队上层呢？ [注1]五大臣会议由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五人组成。 [注2]六月二十一日由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员研究了议题，二十四日提交五大臣会议讨论。在议题之三的外交方面，决定了下列方针：（一）加强防共协定，（二）开展对苏工作，（三）开展对英工作，（四）开展对美工作。 [注3]里宾特洛甫原是一个贩卖葡萄酒的商人，在希特勒掌权后当上了希特勒的外交顾问，一九三八年二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处决了。 [注4]下列高级官员出席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召开的陆军省参谋会议：总参谋长、陆军次官、参谋次官、陆军省总务部长、第一部部长、第二部部长、第三部部长、军务局局长、庶务课课长、第二课裸长、第三课课长、第七课课长、第八课课长、军事课课长、军务课课长。 [注5]《适应长期抵抗的对华谋略计划纲要》提出如下方针：甲、在作战行动中，阻止和切断各国对抗日政府的补给。乙、在我占领区内设法建立会导致抗日政权垮台的巩固组织，支援并推进它，以助长我区以外的全中国的军队和民众的反对抗日政权的行动。丙、利用红白两种力量和反日、亲日两种力量的存在，激化抗日政府内部的争斗，促使它导致自我毁灭。丁、采取一项特殊措施，使抗日政府的金融崩溃。“对抗日政府内部的共产派和反日派的要人采取恐怖行动”，这是作为丙项方针中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列举的。 所谓汉口战役的命令和指示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下达的[注1]。在中国战线共有陆军兵力七个师团，为了进行汉口战役，决定再增加十一个师团。这样，就在中国战线上投入了总共十八个师团，占陆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 [三十一]有关汉口战役的资料“大陆命第一百一十九号命令一、大本营有在初秋以期攻下汉口的意图。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于长江与淮河的正面逐步向前占据地盘，应准备其后的作战。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现行的关于稳定确保所占地区的任务，特别需要努力扫荡该地区内的残敌。另外，为了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把敌牵制在北方，应准备局部作战。 四、有关详细内容，将由总参谋长指示。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奉诏传旨总参谋长载仁亲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大陆指第一百六十一号指示根据大陆命第一百一十九号，发出下列指示： 一、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战役之战果，协同海军相机占领黄梅、九江 一线。 二、华北方面军稳定确保占领地区（包括开封）的要领在于：尽可能迫使残余之敌部队归顺，对无这种可能的敌主力则进行扫荡。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对汉口的作战，让一部分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以进行牵制敌人的作战，进行研究准备。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总参谋长载仁亲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注1]汉口战役的实施命令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下达的（大陆命第一百八十八号）。 大本营进而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命令实行广东作战计划（大陆命第二百零一号）。 在中国进行的汉口战役和广东战役，明显地加强了防共协定和促进了对苏工作。 在《朝日新闻》当时驻欧洲的特派记者滨田常二良的着作中有如下一节描述。 [三十二]滨田常二良着《大战前夜的外交内幕》（一九五三年千代田书院出版）“一九三八年夏，听说有一架满洲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柏林飞往满洲，住在柏林的日本人和满洲人连早饭都没吃，很早就前往滕佩尔霍夫机场去送行。可是到了预定起飞的时间，飞机却没有要飞的迹象。据在机场听到的谣传说，不起飞的原因是，陆军少将笠原幸雄也要搭乘这架飞机回日本，但是他还没有作好出发的准备，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行。” [三十三]高田公彦（原日本驻柏林使馆二等秘书，五月十三日采访）笠原幸雄陆军少将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和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当时他被派到柏林去进修德语。 在《日德意“三国协定”问题的经纬》（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陆军省军务课编）一书的记述中有这样一节： “到七月上旬，德方向当时的陆军武官大岛中将提出了有关本件的非正式提案。对于当时德方的意图，从里宾特洛甫外长对携带本协定草案踏上回国之途的笠原少将所作的阐述来看，就一目了然了。” 从这件事就可以证实：笠原少将乘飞机回国是为了把关于三国协定的德方提案送回日本。可以想像得到，德方的建议是对参谋本部建议的一个反建议。 那么，参谋木部的提幸为什么遭到德国的拒绝呢？我就这一点访问了当时曾在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任职的高田公彦。高田现在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正活跃于新闻宣传界。 作者：为了学习语言而留学德国的笠原幸雄少将，是在张鼓峰事件时回到日本的吧？ 高田：七月初，陆军参谋本部通过大岛[注1]向德国提出了一个建议。 作者：是关于交换对苏情报和对苏破坏工作的合作吗？ 高田：就是那么回事吧！对此，德方向大岛提出了一个关于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草案的建议。大岛委托笠原少将向参谋本部转达这个建议的内容和说明。 作者：我认为，德国政府的建议本来应该告诉东乡（日本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注2]，再由东乡送交外务省。 高田：是应该这样。日德两国参谋本部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军事同盟，是两个等级不同的问题。后者是应接正规的外交渠道处理的问题。 作者：没有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田：我认为德方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日本真正掌实权的是陆军，是陆军的首脑——参谋本部。加上他们认为，直接做工作，谈判容易达成协议。 而外务省对结成同盟抱消极的态度，所以作者：参谋本部于六月二十八日向德国提出的建议，为什么不能为德国所接受呢？ 高田：因为那只不过是两国参谋本部之间的合作，对象和目的都限制得非常狭小。这个建议被威兹萨克副外长作了如下的修改：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的防共协定的精神，除海军之外的德国国防军同帝国陆军就下列几点取得一致意见： 一、双方参谋本部交换关于红军及苏联的情报。 二、双方共同实行对苏防卫。 三、双方为易于进行上述情报交换及对苏防卫活动，在防共协定的范围内追求有关国防的目标，至少每年会晤一次。双方磋商的时间，原则上决定在每年的三月份。磋商的地点、参加人员及磋商的内容，事前由双方商定。” 大岛先生接受了这个修正案，于是很快就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开始了谈判。 作者：什么？那也就是说，参谋本部之间的合作问题与军事同盟的谈判是同时平行进行的了？ 高田：对。 作者：据曾在参谋本部第五课任职的小泉太一郎说，两国参谋本部之间的平时合作的谈判，因为要以缔结军事同盟为先决条件，而被搁置起来了。 高田：那就奇怪了。小泉不会不知道，在七月中旬，关于平时合作问题，按照威兹萨克副外长的修正草案，在大岛和卡那里斯提督之间已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协定书。并且，在签订轴心同盟之前，还曾进行过两次磋商。 作者：所说的卡那里斯提督是高田：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内有一个外国情报局。卡那里斯提督是这个局的局长。大岛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当上了驻德武官，据说他同卡那里斯提督相当亲密。然而，即便是这个大岛也不知道卡那里斯提督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参加了反希特勒运动[注3]。 作者：您了解大岛武官同卡那里斯提督谈判的内容吗？ 高田：关于这个问题，战后我也曾调查过，但是详细内容还是不清楚。 不过，关于协定的谈判是已达成协议了，卡那里斯提督派部下来日本取留西柯夫的供词的事实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因为协定里有平时交换对苏情报的条款。 高田：这是闲话了。苏方的情报机关察觉了德军向日本派遣特使的事，并指示当时住在东京的卓尔基跟踪这名特使。卓尔基把这位特使从日本参谋本部拿到的留西柯夫的供词记录拍了照片，并送到了莫斯科。 作者：苏联的情报活动也是很活跃的了。 高田：恐怕在当时是与德国并列于最高水平吧。苏联在德国的情报机关 则注意上了大岛浩，把大岛的住宅置于经常监视之下。 作者：由于留西柯夫的供词具有一级的情报价值，所以德军也非常想得到它。日本的参谋本部放出供词的风来，企图拉德国一起作对苏破坏工作。 高田：我也是这么看的。 作者：那么，第二项的联合进行对苏防卫，是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实行的呢？ 高田：当时日本大使馆设在菩提树下街，大使馆办事处设在阿尔霍伦街，武官处设在诺伦多夫街。所以，陆军武官处在干些什么，是完全不告诉大使馆的。但是，我已经模糊地感到那就是由日德联合搞的乌克兰独立运动。 作者：是乌克兰独立运动吗？ 高田：是的。德国国防军从一九三六年前后就开始支援乌克兰独立运动。 苏联的乌克兰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个分寓独立运动盛行的地方。国防军为了削弱苏联而援助乌克兰独立运动。而且，陆军驻欧洲的情报机关在张鼓峰事件以后，以同国防军合作的形式，参与了乌克兰独立运动。 作者：是乌克兰独立运动，而不是暗杀斯大林吗？ 高田：暗杀斯大林？什么？那是怎么回事？ 作者：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一位名叫宇多川达也的中校，他是对苏谋略专家。这个人企图暗杀斯大林，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将一名日本人和七名俄国人送到意大利去了。其中的一名俄国人便是在同年六月逃亡到满洲去的格利希·留西柯夫，另一名叫作鲍里斯·别济曼斯基，是满洲国外交部的嘱托。他们打算偷偷潜入苏联境内，去暗杀斯大林。 高田：嗬，我第一次听说。但是，从意大利是不能进入苏联的，它们的边界不接壤。 作者：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如果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的话，是应该被送到德国去的。 高田：最后的结局是，暗杀失败了。因为斯大林是战后病故的。 作者：好象在七名俄国人中有叛徒，向苏联当局告密了。据说因此而失败了。我很想知道那个人是七名俄国人中的哪一个。那么，乌克兰独立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呢？ 高田：前面已经讲过了，到柏林留学的笠原少将受大岛的委托，把德方提出的军事同盟草案和军事合作协定书带回日本，那是八月初的事情。 作者：我也调查过了。笠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到达东京的。 高田：就是那个时候。 作者：笠原少将带到东京的德方三国军事同盟草案有哪些内容呢？ 高田：那个草案的内容有三条，是里宾特洛甫外长在七月初亲手交给大岛武官的。我手头的资料里是这样写的： “第一条：缔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在同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之间产生外交上的困难时，各缔约国应就必须采取的协同行动问题立即进行磋商。 第二条：缔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在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的威胁时，其他缔约国将给予全面的政治及外交上的支援，以排除这种威胁。 第三条：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在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的攻击时，其他缔约国有义务对其进行武力援助。” 笠原少将向陆军省的军务裸长影佐祯昭转达了德方的建议。军务课长影佐向海军省的军务一课课长冈敬纯传达了这个建议，还向军务局长中村明 人、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以及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了说明。板垣、东条、中村和影佐四人完全赞同德国建议[注4]。这些事情是同张鼓峰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 张鼓峰事件的停战协定是八月十日达成的。以后，笠原少将带回来的德国建议，在陆军的军务课长影佐、海军的军务一课课长冈和外务省的欧亚局局长井上庚二郎三者之间正式地进行了研究。但是，外务省以德国建议将英美也包括在假想敌国中为理由而表示反对，主张应将假想敌国限于苏联一国。海军也同意了外务省的方案。 最后决定，由八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作出最后决定。陆军大臣板垣向外务省方案让了步，决定将外务省的方案告诉德国。 驻柏林的大岛武官在八月二十九日收到了陆军省发出的外务省方案。日本政府也希望迅速缔结协定，所以指示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开始谈判。 大岛在这里第一次向东乡大使说明了情况，并委托他同里宾特洛甫外长进行谈判。但是，大岛对东乡的说明，只限于军事同盟的问题，而不谈参谋本部之间的平时合作的问题。 作者：这是外务省和陆军省搞二元外交。 高田：对。虽然东乡大使曾作出努力，试图压制一下武官处对外交的干涉，但是在同年九月底就被解职了。而大岛武官当了大使。大岛的后任武官冈边（熊四郎）上任了。 作者：那时，二元外交至少是得到消除了吧？ 高田：比东乡时好一些了。大岛好象也曾努力过想积极地消除同我们外务省的人之间的隔阂。大岛的外交手腕有些问题，但是没有什么个人感情隔阂。 作者：请您再谈谈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问题。 高田：笠原少将的确是在那年的九月二十日回到柏林的，同时，把竹中广一少校以外务省秘书的身份带到了柏林。 作者：是参谋本部第八课的竹中广一少校吗？ 高田：是的。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曾很想在缅甸及印度进行反英工作。 竹中广一到柏林就和助理武官石井谦三大尉两个人建立了月机关，同卡那里斯提督的外国情报局联系，搞乌克兰独立运动。 作者：假如你苏联在满洲煽动抗日运动，我们日本就在乌克兰煽动独立运动，就是这么回事吧！这种计划很可能是笠原少将把德国国防军的建议带回来以后，陆军的智囊人物想出来的吧？ 高田：由德日合作进行乌克兰独立运动，好象一直持续到德苏战争，虽然不知道日本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作者：有关的人中，战后还有活着的吧？关于这一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没看到过有关的资料，现在是第一次听说。 高田：总而言之，连谁是月机关的成员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历史深处动向，是随着当事者的死亡而被永远埋葬掉了。历史学家只不过是描绘一下表面而已。这样一想，就是历史学家也会深感无能为力吧。 作者：当事者可能有怎么也不说的痛快感吧，认为只有自己了解真相，那种欺骗后代历史学家的痛快感[注1]大岛浩生于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九日，岐阜县人，其父大岛健一曾任过陆军大臣。大岛浩于 一九三四年任驻德武官，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三九年十月，一九四○年十一月到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任驻德国大使。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一九五五年获释，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逝世，一直保持沉默不语。[注2]东乡茂德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三八年十月任驻德国大使，后历任驻苏大使、外务大臣等职。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逝世。[注8]卡那里斯海军少将一九三五年任外国情报局局长，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同反希特勒运动发生了关系。他在战争结束前夕，因与一九四四年发生的暗杀希特勒事件有牵连而被处死。[注4]当时的陆军省首脑人物如下：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次宫东条英机，军务局长中村明人，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兵务局长今村均。 乌克兰独立运动[三十四]欧根·布托卡马所写的《外国情报局》（一九六二年、慕尼黑）日本一点也没有关于日德合作进行乌克兰独立运动的资料。日本的有关人士企图以彻底的沉默将这一事实悄悄地埋葬。至少，再过十年，有关的日本人将一个也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在西德也几乎没有关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资料。欧根·布托卡马所写的《外国情报局》稍稍提到一点，就是在作者引文中出现的原有兰敦堡团的成员。正因为如此，我以为他是通晓乌克兰独立运动内情的。我为了得到这本书采取了如下的办法：首先查阅了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文献表》（一九七三年、波恩），抄下了估计可能会涉及到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八本书名。其中两本藏在国会图书馆，我看了一下，与期待相反，没有一处是写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其余六本中的一本藏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另一本是在神田的外国书店里发现的，但都以失望而告终。最后的四本是通过丸善书店订购的，但是在三个月以后只收到一本，仍然以失望而告终。未收到的三本书已经绝版了。因此，又向远东书店订购了这三本书的缩微胶卷，五个月以后拿到手了。其中两本没有关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内容，另一本就是布托卡马的《外国情报局》，拿到这本书时，所有的调查都已结束了，但从内容的顺序来说，将引用的资料插叙在这里。 “如果问希特勒是何时下准备对苏进行战争的命令，人们一定会回答说，是在一九四○年七月，即在攻占法国之后。 但是，那是违反事实的。希特勒在苏联相继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相互军事援助条约的一九三五年，就有了同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明确定见了。 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到十一月底期间，希特勒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每周召开一次‘炉边会议’。由于会议是围在暖炉周围进行的，因此叫‘炉边会议’。只有极少数的实力派人物被允许参加这个会议。有赫斯、戈林、沙赫特、内拉特、勃洛姆堡、希姆莱等[注1]。 大部分历史学家忽视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认为作了霍斯巴赫笔记[注2]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会议是希特勒制定领土扩张计划的起点。实际上是在霍斯巴赫笔记的两年之前的‘炉边会议，上就制定了扩张计划。 扩张计划包含有：将在四年后着手进行对苏战争，所以要预先准备好国防军的装备及后勤物资等问题。 国防部办公厅根据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指示，拟定了一个以四年后为目标的扩充军备计划，统帅局开始抓作战方案的研究。 以卡那里斯提督为局长的外国情报局的第一处（情报）开始了搜集苏联情报的活动[注3]。（中略）赫尔特林克上校[注4]就对苏联的破坏活动问题，同汉斯、格哈特博士进行过商谈。格哈特是阿尔弗雷德·卢森堡负责的纳粹外交政策部[注5]政 治部长，对苏联有详细的了解。他的政治部组织了来自乌克兰的逃亡者，并给予援助。博士本人也是来自敖德萨的逃亡者。 格哈特博士曾建议赫尔特林克上校，训练逃亡的乌克兰人，并让他们回到乌克兰去搞破坏活动。实际上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粮仓地带的乌克兰的农民，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布尔什维克时代，都一直对来自莫斯科的统治抱有反抗心理。乌克兰是一个粮食生产过剩的地区，由于它的粮食被粮食生产不足的北方地区榨取去了，所以乌克兰的农民表现出拒绝来自中央的统治，具有要求分离的倾向。 格哈特博士关于发动乌克兰农民起来叛乱、建立独立的亲德政权的设想，立即由破坏工作处作了研究。这诚然是个很好的主意。如果还有怀疑的话，破坏工作处会用数字对你说明：在断绝来自乌克兰的粮食供应的俄国，将会有数百万人饿死。 赫尔特林克上校很快就将格哈特博士的设想付诸实行。上校通过博士的介绍，在位于菩提树下街的酒馆里会见了斯特凡·邦德拉[注6]。 邦德拉是一个胡须虬虬的大个子农民，脸晒得黑红，肩膀宽厚，双手粗大。他因为忍受不了斯大林的压制而逃亡到东欧，受到乌克兰农民的狂热支持。他兼备乌克兰农民特有的狡猾和耿直，他听完赫尔特林克上校的说明后，举起双手表示赞成。 赫尔特林克上校当时感到兴奋，他觉得，在菩提树下街酒馆的密谋也许不久之后会成为可能改变世界命运的一个大事件的开端。 一九三六年一月，斯特凡·邦德拉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叫作‘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政治团体。赫尔特林克上校和格哈特博士也参加了成立大会，都分别强调了成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历史意义。 赫尔特林克上枝决定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成员赶紧在布兰敦堡团[注7]接受特殊训练，包括作为情报员的基础训练、扰乱后方和破坏工作的技术及煽动居民的方法等。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逃亡的古巴人所做的事情，外国情报局破坏工作处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做过了。这个功劳应该归于赫尔特林克上校的先见之明。 到了一九三七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已经成长为一支很出色的游击队。这时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能力了。同年三月，破坏工作处决定让十二名战士经罗马尼亚潜入乌克兰，在敖德萨建立第一个据点。 一九三八年底，在乌克兰地区的地下组织有十八个之多，都受总部设在华沙的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 他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宣传，让乌克兰农民叛离共产主义体制。例如： 特尔诺波利的安德烈·雅科夫列夫支部，避开格别乌的严密监视，在近郊农村散发了共达十五万张的传单，取得很大的成功。它的一个支部在一年时间里把秘密党员增加到三倍。 另一方面，也发生过悲剧。克洛斯特尼支部在一九三八年七月遭到格别乌的搜索，经过激烈的枪战后，这个支部垮了。两个月之后，鲁诺支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破坏工作处继续向民族主义者组织提供资金、武器、无线电器材、小型印刷机等等。破坏工作处有一个组伪造了每一个苏联人必需的各种各样的证件：学校毕业证书、劳动手册、防疫证、休假证、通行证、领取住宅家具证及粮食供应证等。 赫尔特林克上校坚决禁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武装暴动，而要求他们从长远出发，对居民开展宣传战。并且，只有在确实有安全把握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进行破坏活动和采取恐怖行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设在德国和波兰的日本情报机关同破坏工作处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进行合作。当时，日本已同中国打了一年多的仗，战线越来越扩大。因此，日本担心苏联会介入，而越来越需要同德国进行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是由第三处处长拉霍森上校和日本驻德国武官大岛之间签署的，建立了由日德双方的参谋组成的参谋部。 德方期待日方提供苏联的情报，因为外国情报处的情报活动主要是针对英国和法国的，在对苏的情报方面，德国远远落后于日本。日本的对苏情报活动以哈尔滨、华沙、里加为据点，从几年前就积极地展开了。恐怕当时的日本在对苏情报方面，无论质和量都可以说是世界最高水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希特勒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与此同时，乌克兰独立运动就煞住了。因此，直到希特勒下定决心对苏进行战争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然而，在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签订之前的约十个月期间，参谋部将在布兰敦堡团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战士共五千多人派遣到乌克兰地区。” [注1]赫斯是总统办公厅主任，戈林是航空部长兼空军总司令，沙赫特是经济部长兼联邦银行行长，内拉特是外长，勃洛姆堡是国防部长，希姆莱是党卫军护卫队长。[注2]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希特勒对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说明了以后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其内容由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作了笔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断定，这次会议策划了德国的侵略战争。霍斯巴赫笔记是被当作证据文件提出的。[注8]国防军外国情报局的机构是：第一处——情报，第二处——防谍，第三处——破坏工作。 [注4]欧根·布托卡马说，赫尔特林克上校是布兰敦堡团的参谋长。 [注5]纳粹外交政策部，是希特勒掌权后在纳粹党内设立的机关，着名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卢森堡曾任部长。它将全世界划分为五个地区处，其中东方处的负责人是汉斯·格哈特博士。卢森堡和格哈特组织流亡在西欧的白俄成立了“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总部设在柏林），另外，作为“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层组织，还组织了两个团的突击队。 [注6]对斯特凡·邦德拉不甚了解。他一九○九年生于乌克兰，一九五九年死于伦敦，“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总部设在华沙）的领导人，似乎接受过国防军外国情报局的援助。[注7]布兰敦堡团是直属于外国情报局破坏工作处的特殊部队，它的活动是个谜。 可以认为，策划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假如是的话，那么“熊工作”计划也是由第八课策划的，并向宇多川中校下达了实行命令。 岩野须磨雄是第八课课员，我想他会知道对乌克兰独立运动是怎样作出决定的，是否付诸实行了？他几次以繁忙为理由谢绝我对他进行第二次采访，但是，他受不过我的执拗纠缠，终于同意了让我去采访他。 [三十五]岩野须磨雄（五月三十一日谈话）“苏联曾指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满洲发动武装暴动。所谓乌克兰独立运动，就是仿照这种扰乱后方的战术。 如果循序来说明的话，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天皇批准了汉口战役计划后，就决定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对华搞谋略活动。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由第八课课长转任陆军省军务裸课长的影佐。所以第八课制定 了一个‘第二期谋略计划’[注1]，确实是在六月十七日传达给当地驻军了。 第一期谋略计划是指在同年三月开始的谋略。 七月中旬，山口取代本间任第二部部长后，即指示研究制定对苏联的谋略计划，但因为要准备对华的谋略和张鼓峰事件而推迟了。 到了张鼓峰事件之后，更加痛感到有对苏搞谋略的必要。在第二部部长山口和第八课课长唐山的指挥下，研究了各种有效的对苏谋略。正在这时，在德国留学的笠原临时回国。据他报告，德国国防军在对苏的破坏工作方面可以同日本进行合作。因此，正当第八课纷纷议论通过什么来同德国合作的时候，斯波提出了搞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建议。苏联如果进行把满洲分离出去的工作，日本就进行把乌克兰分离出去的工作。斯波可真是气度不凡啊！ 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暗语叫作‘陆工作’计划，在大本营陆军参谋会议上被批准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八月二十日前后的事吧[注2]。 结果，根据斯波中校的推荐，竹中广一[注3]作为行动负责人以外务省秘书身份被派往德国。竹中与将要回德国的笠原同行，于九月初乘飞机离开日本。 竹中在德国建立了月机关的组织。当时在柏林的陆军武官处，以大岛浩武官为首，共有两名助理武官及技术员、会计和秘书等四、五十人。此外，还有很多陆军的技术官员及语言进修生在德国留学，出入于武官处。月机关的成员好象是从这些人中间挑选的。我虽然不知道都有谁，现在总还会有活着的吧。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决不会一点真相不露就离开人世的。 当时，对苏的情报工作前哨据点，在远东是哈尔滨的特务机关，在欧洲是驻波兰华沙的陆军武官处和满洲国领事馆。华沙是欧洲外交的焦点，各国情报人员和特工人员明争暗斗，异常活跃。竹中少校频繁地往返于柏林和华沙之间，同驻华沙的武官平野伦平及满洲国领事馆的川藤章三中校保持着联系。川藤中校是以满洲国外交部秘书官的身份驻在华沙的。 我不知道竹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负责‘陆工作’计划的。因为当时的通信手段不象现在这样发达，竹中给第八课的报告很少，所以对他的工作进展情况不了解。重要的联络是委托旅行者带信，或者派机关成员送信。所以联络很花费了一些时间。第八课想要直接指挥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连第八课的人也不了解‘陆工作’计划的全貌。 您所说的‘熊工作’计划，第八课没有计划过。你说所谓‘熊工作’计划就是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但是，如果是第八课策划了那样的计划，那里有几名课员和课长、第二部部长，而且还需要经过陆军参谋会议批准。所以，战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早就该公开了。假如曾有过那种事情，也只能认为是谁非正式地曾计划过。所谓非正式的意思是说，没有交给正规会议讨论，没有得到指挥系统的批准，即没有按手续办事。例如，即使是谋略工作，最后也需要总参谋长的批准。 假如有过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会干出这样事情的是谁呢？据你说，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宇多川中校召募的刺客，并派出去了。可是当时与宇多川中校保持联系的是斯波中校。 斯波中校在张鼓峰事件后，由少校晋升为中校，从第五课调到第八课来了。上次谈话时已经说过了，在有了将九段办事处发展成科学谍报机关的方针以后，由斯波中校负责建立组织。这个组织将作为第十一班独立，但是因 第五课反对而拖延下来了。因此，九段办事处没人管，第二部部长山口和第八课课长唐山打算在作出独立的决定之前，将九段办事处置于第八课的管辖之下。斯波中校在九段办事处上班，有时为了向山口和唐山汇报工作而到参谋本部去。 斯波中校是个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又要引进科学情报、又倡议搞乌克兰独立运动，总而言之，他的计划是雄伟的。我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分配到第十八班，当我到斯波中校的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日本、朝鲜、台湾当然不用说了，就连满洲、中国、蒙古和西伯利亚都被涂成了红色（译者注：日本战前出版的地图，把其本国和殖民地涂以红色），变成了日本领土一样。 所以，如果是斯波中校的话，是不会不想到暗杀斯大林的。中校与宇多川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当时两个人经常来往。一九三八年秋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曾看到过斯波中校陪同宇多川同山口和唐山在进行商谈，难道说那真的就是商谈暗杀斯大林吗？ 假如您想了解一九三八年当时的斯波中校的行踪，翻阅中校留下的日记怎么样？他会留下日记的。记不清是几年以前了，我听说斯波的女儿曾向一家出版社提出过要求，出版她父亲的日记，但被拒绝了。” [注1]蒙岩野指出，我调查了对中国的“第二期谋略计划”。在“计划”的“第二、实施要领” 的项目中写有如下内容： 一、鸟工作：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造成建立强大政权的形势。 二、兽工作：怀柔处于蒋政权威严下的杂牌军，并使其归顺，以削弱蒋政权的威力。 三、山工作：利用李宗仁、白崇禧。 四、海工作：通过操纵各地的新银行等办法使法币崩溃。 为了实行这些谋略计划，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中将为最高负责人的机关，这就是所谓的土肥原机关。[注2]现在还没有发现据说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召开的大本营陆军参谋会议的记录。即使有会议记录，可能也在战争结束时被销毁了。 [注3]竹中广一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毕业生，一九三八年，他是参谋本部第八课课员，一九四五年在缅甸失踪。一生未曾婚娶，甚至连他的弟弟竹中正二郎也不了解他的经历。 削弱苏联的力量[三十六]斯波行雄《日记》（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二月）斯波行雄中校是陆军士宫学校第三十四期毕业生，从一九三五年二月至三七年底曾是上海特务机关成员，后来在参谋本部第五课和第八课工作，一九三九年八月在视察诺门坎事件战场的归途中，困车祸死亡。 为了寻找斯波行雄的遗族，我查了诺门坎战史研究会发行的《诺门坎》（共三卷）的附录和《诺门坎事件战死者名簿一览》，但都没有记载因汽车车祸而死的斯波中校的名字。 我进而又查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名簿》，那上边没有记载出生地。因此，又从名簿中查找同期生中还活着的人，向他们打听斯波行雄中校的出生地。 在斯波中校出生的福井县武生市，已为中校树立了一座很漂亮的墓碑。 据斯波中校的本家侄子斯波彦一说，中校的夫人已在一九五三年逝世了，在四个子女中只有三女儿美佐子现在还活着，嫁给了西宫市的赤松富久治。我请斯波彦一把地址告诉我，就直接从武生市奔向西宫市去。我访问了赤松佐美子，她除了让我看了大量的日记外，还让我看了斯波中校的遗物。 日记记述的时间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用钢笔简洁地写在笔记本上。本书将把一九三八年六月到同年十二月的日记引用在卷末。 在斯波中校六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写着：“于胡月同宇多川、大贯两君密谈”。说到六月十八日，那正是朝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大贯将隆上校结束对留西柯夫的审讯的日子。斯波、大贯、宇多川三人到底密谋了些什么呢？我认为，这次密谋可能就是暗杀斯大林计划的开端。 大贯将隆在上次的会见中说，他不知道留西柯夫的消息。他很可能是为了掩盖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而撒了一个谎。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要求第二次会见大贯将隆。 [三十七]大贯将隆（六月十八日采访）作者：刚才您看到斯波中校六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写有“于胡月密谈”吧？ 大贯：那算不上密谈。我与宇多川中校、斯波少校偶尔也因留西柯夫事件而碰碰头。所以为了叙旧，我顺便把他们两个人请到“胡月”去了。 作者：从今天起往回算，正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你们在那里都谈了些什么呢？ 大贯：夸大点说，就是交换对苏情报，或分析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但并不是那么认真的，可以说是聊天吧。 作者：能请您具体说明一下吗？ 大贯：当时我们最关心的是，苏联会不会乘日华事变打进满洲。我们在“胡月”议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结论是苏联迟早要来的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留西柯夫是怎样讲的呢？ 大贯：关于远东苏军的部署情况，留西柯夫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知道，苏联远东军在一九三七年底建立了防御态势，一进入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了进攻的准备。 作者：所以你们判断，苏联即将在满洲发动军事攻势。 大贯：是的。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到了秋天，欧洲的形势变得危险了，才使斯大林打消了发动进攻的念头。不过在留西柯夫逃亡的六月中旬，作出那样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作者：对于苏联的进攻，日本应该怎么办呢？在“胡月”没有谈这个问题吗？ 大贯：我记得谈到了。如果不赶快解决“日华事变”，致力于对苏军备的话，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三个人都为“日华事变”的长期化而感到心情沉重。 作者：不过，现实是日中战争非但不能早日解决，而且出现了长期总体战的状态。因此，对付苏联的军备相应地越来越马马虎虎了。当时已经是软弱无力到难以确立对苏战略的程度了吧？对此，日本的对苏对策该怎么办呢？ 大贯：那么大的问题应由军部中央来解决的，我们的议论没有超出书生的主张范围。 作者：不会是那样的吧？因为斯波中校被称为是对苏情报的权威人士。 大贯：你想说什么呢？ 作者：而且谈到了应该尝试一下对苏联具有决定意义的谋略。你们没有谈类似这样的话吗？如果在军事防御方面做不到的话，应进行削弱苏联力量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 大贯：当然谈到了。因为我们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官，我们日夜考虑的 就是：应加强搜集苏联情报的能力，应进一步积极开展对苏工作等等。 作者：关于对苏工作，具体地都设想了哪些问题呢？ 大贯：当时对苏工作主要是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宇多川负责的，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有决定意义的效果，尽管作了各种工作，但规模太小。宇多川经常抱怨参谋本部对他的工作不够理解。 作者：参谋本部不是有个第八课负责搞谋略工作吗？ 大贯：那是影佐（祯昭）在一九三七年底建立的，是专门进行对华工作的。第八课真正开始进行对苏工作，是在张鼓峰事件以后。 作者：一九三八年五月底，主张应该实施汉口作战计划的意见占上风了，军部领导干部已痛感到有对苏进行工作的必要了。而且，在张鼓峰事件以后，斯波中校调到了第八课，推动军部上层认识对苏工作的必要性。我认为，当时在斯波中校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你们是不是在“胡月”已经商量了这个计划？大贯：当时话题很广，无奈因为都是过去的事情，不能都记得了。总之，谈到了应该利用留西柯夫提供的情报，进行决定性的工作。 作者：没有谈到暗杀斯大林吗？ 大贯： 作者：怎么样？ 大贯：也许宇多川谈起过那样的事情。 作者：是宇多川提起的了。 大贯：当时以为是玩笑，听听就算了。 作者：不是玩笑话，而是认真讲的吧？ 大贯：是开玩笑，我们并不认为那样狂妄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我们考虑了那样的计划，我想上层也不会批准的。 作者：你们不是已经计划好了，并且也得到上层的批准，而付诸实行了吗？ 大贯：你根据什么这么说？ 作者：斯波中校确实考虑过暗杀斯大林。我在看中校的日记以前，曾认为这个计划是宇多川中校想出来的点子。但是我认为那个计划是斯波中校与宇多川中校合作的产物。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斯波中校的日记里夹着一张剪报。大贯：噢，是什么样的剪报？ 作者：剪报夹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但没有注明日期，所以我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查阅了当时报纸的缩微胶卷，结果弄明白是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剪下来的。 大贯：剪报上写的什么？ 作者：那是一条五月中旬在苏联国内揭发出来的格别乌人员阴谋打倒斯大林的消息，六月二十四日的《朝日新闻》加上了《超过侦探小说》的标题予以报道了。消息说，发现四名格别乌军官在地下广播中发出“打倒斯大林” 的呼吁，他们当场被打死了。 在同一版还报道了另一件事：一个红军军官集团曾计划过暗杀斯大林。 大贯：你凭什么说这个消息给斯波中校以启发了呢？ 作者：这是一个让格别乌的三等国家保安委员留西柯夫去暗杀斯大林的设想。这两条消息成了这个设想的动机。斯波中校看了格别乌军官阴谋打倒斯大林和红军军官阴谋暗杀斯大林的两条消息后，脑子里闪现了一个东西。 否则是不会把报纸剪下来夹在日记本里的。 因此，是不是在“胡月”成为话题的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开始以具体形式出现了呢？ 大贯：那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什么也不能回答。你也不能去问斯波。 作者：即使斯波中校不在了，他的日记还是会讲话的。少校晋升为中校并调到第八课去，是在当年八月十八日。斯波少校在当天和前一天会见了第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和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虽然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是我认为是斯波少校逼他们两人实行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并取得了同意。斯波少校晋升为中校，并由第五课调到第八课，不正是意味着取得了同意吗？ 在张鼓峰事件以后，山口部长和唐山课长也都感痛到对苏联搞谋略的必要性。促使两人作出决断的原因之一，是你大贯的报告。 大贯：你胡说些什么作者：朝鲜军司令部在张鼓峰事件后不久，向参谋本部呈送了一份《苏联在事件中的意图》的报告，时间是八月十五日。从文件的性质看，我认为一定是第二课的高级参谋你写的。 大贯：啊，如果是那份文件，就是我写的，但是那里一句也没提到暗杀斯大林的问题。 作者：并非如此。你起草的报告的结果，使参谋本部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暗杀斯大林和进行乌克兰独立运动都是不得已的。报告列举了四条关于苏联为什么制造张鼓峰事件的原因：（一）企图将人民反斯大林的情绪转移到对日危机方面；（二）远东军司令官勃柳贺尔元帅利用了边境纠纷以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三）留西柯夫的后任格别乌长官为捞取功名而进行了精彩表演；（四）对中国的间接支援。参谋本部感到可怕的是第四条，就是说，假如张鼓峰事件是为了牵制日本以支援中国，则以后苏联还可能制造同样事件。 大贯：坦率地说，苏联为什么在张鼓峰制造事端，我现在也不明白。现在看来，苏联的动机是想在日本因对华战争而受到束缚之时，确保在没有划界的边境地区的战略据点。不过在当时只能考虑到上述四条理由。 作者：不，我不是品评你的判断。而且设想可能发生的最坏事态，确定对策，这并不是坏事。我要说的是，参谋本部在张鼓峰事件以后更加害怕苏联的武装入侵了，因而为消除这种威胁而苦心焦虑，决定碰碰运气，试一试暗杀斯大林，并决定委托斯波中校来实行这一方案。是不是在八月二十日前后召开的陆军参谋会议上决定这样一种方针的？ 大贯：你是说在陆军参谋会议上决定了暗杀斯大林的方针吗？ 作者：是吧！而且已经有了决定暗杀中国要人的前例，象暗杀斯大林计划这样大的谋略是不能不提交会议讨论的，是第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将斯波中校的提案提交会议并取得批准的吧？我认为会上讨论了第五课和第八课研究制定的几个对苏谋略方案，确定了方针，有乌克兰独立运动，有暗杀斯大林，等等。 大贯：你有这方面的什么证据吗？ 作者：因为出席当时参谋会议的人都已成敌人了，会上谈了什么内容，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了。虽然是应该有会议记录的，但是在战争结束时都被销毁了。这些全是我的想象。 暗杀斯大林计划是否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呢？大贯先生是了解这些情况 的一部分的。这是我再次访问你的原因。 大贯：你又说走板了。我当时在朝鲜军司令部工作，不是处在能了解军部中央活动的地位上的。 作者：是吗？ 斯波中校在八月二十二日陪同九段办事处的宪兵大尉浅野和长谷部太郎去满洲了。另一方面，在新京的宇多川达也中校在八月二十五日接收了留西柯夫，并于八月底让他的堂兄弟宇多川崇将一笔三十万日元的巨款作为活期存款存到新京的正金银行。斯波中校向宇多川中校说明了计划，宇多川中校很决就着手进行了准备。长谷部太郎是为了协助宇多川中校而到满洲去的，并在同年十二月五日同七名俄国人一起出国了。可以认为，那三十万日元是斯波中校交给宇多川中校的资金。 斯波中校于八月二十七日回国，在他的日记里写着“大纲已成”，意思是同宇多川中校商谈后，暗杀计划的大纲已经拟就。 到九月十四日，宇多川中校从满洲赶来，会见了斯波中校，在他表姐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同斯波中校一起回满洲去了。斯波中校二十一日回到了东京。就在这个时期，宇多川中校将在哈尔滨的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五名骨干带到了原在新京宽城子的旧俄国守备队用过的满洲军队营房的一角，让他们进行训练。这个所谓训练恐怕就是进行袭击斯大林的方法的训练。斯波中校很可能也参加了训练吧。 斯波中校在十月初和十一月中旬都到满洲出过差。十一月中旬那次出差是将暗杀队从大连送出满洲，但是十月初那次出差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大贯： 问我也是不知道。 作者：大贯先生在七月二十五日和十月九日同斯波中校见过面，还有书信往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你也同“熊工作”计划有关系，斯波也向您说明了那个计划。 大贯：我同斯波见面和书信往来不都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在诺门坎事件时因事故而死之前，我们经常见面和通信。作者：如果大贯先生能谈谈真相的话，问题一下子就公诸于世了。 大贯：。 作者：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哪还存在隐瞒真相的必要呢？ 大贯：总会有说的时候，但是现在不行，请你原谅。 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熊工作”计划确实存在过，被认为了解真实情况的另一个人是当时任陆军省兵务局防谍课满洲分室室长的三枝正行先生。 三枝正行在会见我时说，他不知道张鼓峰事件以后的留西柯夫的消息。但是据当时在大连警察署工作的川上音造说，三枝在大连大和饭店事件发生时，经常出入于大和饭店。 三枝不愿谈出真实情况反而恰恰间接地说明，“熊工作”计划的存在并与三枝本人有关。 对三枝正行的第二次采访是通过长途电话进行的，他住在大阪的新阪急饭店。 [三十八]三枝正行（六月十九日电话采访）作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宇多川中校和斯波中校为暗杀斯大林而向国外派出了七名俄国人。在即将出发之际，发现七个人中有一个是莱欧，你就开始调查了。 三枝：你突然在电话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不起来了。 作者：七个人中也包括留西柯夫，就是上次向你说的那个苏联的留西柯夫将军。虽然你曾说过不知道留西柯夫的消息，而实际上你是知道的吧？ 三枝：你再不要提留西柯夫的事了，我不想谈。 作者：这是因为你不想让人们知道“熊工作”计划的真相吗？ 三枝：你就是桧山先生了。大贪先生告诉我说，你正在从留西柯夫的问题开始调查“熊工作”计划。真相就象你向大贯说明的那样。除此之外你还想知道什么呢？ 作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等待暗杀队的是谁？长谷部太郎是个什么人？袭击计划的内容是什么？暗杀为什么失败了？莱欧是谁？留西柯夫的命运怎么样了？这些问题都是我想知道的。 三枝：你知道了又想于什么呢？斯大林最后还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下午九时五十分因脑溢血而逝世了。“熊工作”计划是失败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来挖掘那个失败了的暗杀计划了吧？ 作者：失败了的暗杀计划确是多到数不清的程度，其中的大部分在历史上没有遗留下任何痕迹就消失了。但是，现在我没有工夫同你进行这种历史问题的探讨。只是我想了解真实情况，了解我所不了解的过去曾是个什么样子。 三枝：真的仅仅为了这一点而调查“熊工作”计划的吗？ 作者：是的。 三枝：你不是别有目的吧！ 作者：没有。所以请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三枝：很遗憾。有关的人中还有人健在，不能给他们造成麻烦，所以我不想谈。因为我很忙，到此就失陪了。 作者：三枝先生，请等等！ 第四章偷越国境 留西柯夫等七名俄国人和长谷部大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到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一个人到那不勒斯码头欢迎这一行人。这个人是谁呢？ 我想，如果找到当时驻意大利的陆军武官柏木俊介，他可能会提供我关于此人的一点线索。所以我就写信去问柏木俊介。坦率地说，我下大指望柏木的答复，然而他却寄来了书面答复。 [三十九]柏木俊介[注]（当时驻意大利的帝国陆军武官、七月十三日）“对你所提问题仍用书面答复。 一、鄙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三九年九月三日，曾任驻意大利的帝国陆军武官。在我任职期间从未曾计划过暗杀斯大林或参与过与此有关的活动。 二、鄙人孤陋寡闻，即不知道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到达那不勒斯的“暗杀队”的事，当然在任职期间更没有会见过暗杀队。 三、鄙人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从过去的一个同僚那里听说过曾有过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实，但关于计划的全部内容及有关人员则毫无所知。 四、鄙人因为很忙，同时也讨厌见新闻记者，所以难于应承诸如电话、书面、面谈等一切采访。 五、鄙人告知你，如果你对鄙人过去同事的名誉，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非法进行中伤和损害，鄙人将采取坚决的措施。 参议院议员柏木俊介七月十三日” [注]柏木俊介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期毕业生，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三九年九月三日，任驻意大利陆军武官。后来曾任过陆军省军务课长、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从一九四二年到战争失败一直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要职。战后参加了冈边机关，并拟定了日本重新武装的方案，一九五八年，以旧军人组织为背景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他还是日韩议员联盟的副召集人。 柏木在这个时期被卷进一个事件。原因是：由韩国的三海重工业公司和日本的有仓总业公司合资办一家公司的方案，最近进展顺利。据报纸报道说，这件事的背后总管是柏木俊介和真田春吉两个人。 [四十]大野华（原驻意大利陆军助理武官大野英太郎的夫人。七月十六日采访）接到柏木的书面答复后，我首先到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查阅了一九三九年一月驻意大利的陆军助理武官的姓名。当时在意大利驻有两名助理武官：大野英太郎（一九七五年死亡）和马场武雄（一九六○年死亡）。 据《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名簿》记载，大野英太郎的现住址在宇都宫市。 我向他的未亡人华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因为我想，她或许会从大野英太郎那里知道在那不勒斯迎接暗杀队的那个人。 大野：我们结婚后不久就去意大利上任了作者：你还记得一九三九年一月前后的事吗？ 大野：是什么事吧？ 作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有一名自称长谷部的日本人和七名俄国人从 满洲乘帝国邮船公司的“亚洲丸”来到了那不勒斯。俄国人中有一个自称阿列克谢·瓦尔斯基，还有一个自称鲍里斯·别济曼斯基。 大野：谈起一九三九年一月，也就是近卫先生辞去首相职务，平沼男爵组阁的时候[注1]。所说的俄国人是什么时候到那不勒斯的？ 作者：准确地说，“亚洲丸”是一月十四日到达那不勒斯港的。你丈夫是不是在这前后到那不勒斯去旅行过？ 大野：你说我丈夫到那不勒斯旅行？那时，因为轴心国就要结盟了，所以我丈夫好象是为准备其事而奔走，主要是会见在柏林的冈边先生及川本先生[注2]。但是我不记得他去那不勒斯旅行过。 作者：到各地去旅行是确实的吧？ 大野：那不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他任职期间几乎每天都出去跑，这好象也成为当然的事了，所以我也没有一一过问他到哪儿去。 作者：在一月中旬，冈边先生或川本先生从德国到过意大利，有这件事吧？ 大野：一月五日，大岛先生为了会见白鸟先生而到意大利来过。大岛先生和白鸟先生决定在桑·雷莫会面，我丈夫也和柏本先生一起到桑·雷莫去了[注3]。据说当时冈边先生和川本先生也同大岛先生一起来了。这是听我的丈夫生前讲的。 作者：您丈夫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野：记不清了，两、三天后回到罗马来的吧。作者：以后有谁来访问过他吗？ 大野：被外务省派到德国去的竹中先生和我丈夫一起从桑·雷莫到罗马来了。 作者：那个人的名字叫竹中广一吧？ 大野：嗯，好象是，您认识他吗？ 作者：只是听说过名字。那么竹中先生为什么要到罗马来呢？ 大野：他说要去土耳其旅行，顺便到了罗马。作者：他到您家去了吗？ 大野：没有。使馆举办了个晚餐会，我也得到了邀请，是在晚餐会上见到竹中先生的。 作者：请您谈谈当时的详细情况。 大野：是晚餐会的情况吗？ 作者：遇见竹中广一先生的情况。大野：当时竹中先生同柏木先生，就是现任参议院议员的柏木先生，正在说笑。我记得，意大利总参谋部的将官也在座，我丈夫带我去作了介绍。 作者：准确地说，晚餐会是什么时间呢？ 大野：我记得那是一月十日。白鸟敏夫来就任驻意大利大使，据说那个晚餐会就是宣布大使上任的招待会。我还看见了意大利的齐亚努外长，那是个盛大的宴会。齐亚努外长是墨索里尼阁下的女婿，是个颇有吸引力的人。 作者：您同竹中先生交谈过吗？ 大野：嗯，他是个很活泼的人，使大家都很高兴作者：比如说，谈了什么话呢？ 大野：他说：“夫人，在德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客满的公共汽车上，一个男人问他旁边的一个男人：“喂，您难道是海因里希·希姆莱阁下的亲属吗？” “不是。” “那么在党的干部中有朋友？” “没有。” “你也不是党员吗？” “对。” “那好——、你这个混蛋，你踩着我的脚好半天了，还不知道吗？” “啊，哈哈哈” 作者：哈哈。 大野：另外还开了很多各种玩笑，逗引女士们发笑。作者：他没有说要到那不勒斯去吗？ 大野：不，他说因为有事要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作者：伊斯坦布尔？ 大野：我丈夫是这么说的。回到家以后，我说：“竹中先生这个人很滑稽。”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伊斯坦布尔。” 作者：您丈夫没有将重要事情的内容告诉您吧？大野：嗯，女人是不能过问男人的工作的。不过近来女人也变了。 作者：您和竹中先生只是那时见过一次面吗？大野，不，后来也见到过几次。他好象来往于柏林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有几次是途中顺便到罗马的。 作者：他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呢？ 大野：因为他去拜访外务省的人，大概是有关外交方面的工作吧。 作者：大野先生知道竹中广一先生原来是以外务省秘书的身份被派遣到欧洲的陆军情报军官吗？ 大野：莫的吗？您是开玩笑吧？ 作者：您丈夫是应该知道这件事的。 大野：令人难以相信，那么活泼有趣的人竟是情报军官。 作者：您丈夫一次也没有向您说明这件事吗？大野：因为我丈夫在家里，关于工作的事几乎一点都不谈的。以前的军人都是那样的。作者：准确地说，您最后一次见到竹中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大野：让我想一想，唐山先生接替柏木先生任陆军武官是在一九三九年的三月，所以可能是在那以后。 作者：你说什么？唐山先生就是唐山安夫吧？当时他任参谋本部第八裸课长。 大野：是，您认识他？ 作者：不，因为您谈的很有意恩，我有点惊奇。 大野：您的表情好象非常兴奋，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作者：只是感到有点惊奇。请您谈谈竹中先生的情况。 大野：当时，竹中先生在从柏林去伊斯坦布尔的途中，说是有事情要同唐山先生和我丈夫商量，就来到罗马了。 作者：商量什么事情呢？ 大野：至于谈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竹中先生说想吃顿日本饭，我丈夫把他邀到在巴尔贝里尼广场前我们租的公寓来了。一打开公寓的窗子，就可以俯视托里托内的喷泉，这里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竹中先生说，他在威尼托街的饭店订了房间。 作者：他没有说因为什么事情到伊斯坦布尔去的？ 大野：我没问那么深。那时德国刚刚征服了捷克，把捷克变成保护国了[注4]。我丈夫和竹中两个人谈的是叫人难懂的外交问题。第二天，因为竹中先生要离开罗马，所以我和我丈夫一起到饭店去了，并到特尔尼车站为竹中先生送行。 作者：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吗？那里是欧亚两洲的连接点，各民族的烘炉；那里有栉比的清真寺，蔚蓝的金角湾[注1]近卫内阁总辞职和平沼内阁组阁，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前内阁的外务大臣有田、陆军大臣板垣、海军大臣米内留任[注2]冈边是曾任驻德武官的冈边熊四郎，川本是曾任驻德助理武官的川本信次。 [注3]桑·雷莫会议，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驻德国大使大岛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举行的会议。 [注4]德国把捷克变为保护国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我认为到那不勒斯迎接暗杀队的是因推行“陆工作”计划而被派遣到柏林去的竹中广一少校。 那么竹中又为什么从那不勒斯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呢？当时的驻德大使大岛洁是会知道竹中少校去伊斯坦布尔的吧？ 我在外务省资料室查阅了柏林的大岛大使发给本国及外务省的电报。因为我曾想过，这里或许会隐藏着一种启示，暗示出“熊工作”计划来。结果发现了一封一月四日的电报。这一天正是大岛大使动身去桑·雷莫的前一天。这封“急件、绝密”电报由八条内容组成，其中第六条阐述了对苏外交战略。 [四十一]大岛大使给有田外相的电报[注1]（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柏林发）“（前略）六、对我国来说，对苏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而削弱苏联的力量，解除北顾之忧，此乃我国贯彻大陆政策最关紧要之事。对此，我国当然需要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准备与决心。如果对苏作战，必须彻底压迫之，使之分裂，以期使之不能再起。为此，要同以对付苏联为国策之原则的德国合作，不仅刺其手足，而且刺其心脏，乃是最良之策，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德国为此则有必要利用意大利以牵制英法。关于日本对意大利的立场，亦可谓相同（后略）。” [注1]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同英法对立的意大利和正在计划征服捷克的德国，就一月下旬缔结军事同盟的问题秘密地交换了意见。大岛发出这封电报的目的在于不放过这个时机，促使有田外相尽快同德、意两国缔结军事同盟。 在上述资料里，大岛大使提出了“同德国合作”进行“压迫分裂”苏联的工作以及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进行对苏工作的建议。前一个工作显然是指“陆工作”计划。后者正是“熊工作”计划吧？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事前就把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告诉了大岛大使。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向高田公彦提出了第二次采访的要求。 [四十二]高田公彦（七月十九日采访）作者：刚才我向你说明的是大岛大使一月四日的电报，这封电报表明了大岛的对苏政策是很有意思的。大岛建议：同德国合作进行分裂苏联的工作和日本单独进行对苏工作。所谓分裂苏联的工作，显然是指乌克兰独立运动，即所谓的“陆工作”计划。 高田：那封电报是大岛大使根据他一月二日同里宾特洛甫外长会谈的结果起草的。那时，在德国与意大利之间已经就建立军事同盟方案达成了谅解，以后就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如何了。所以，大岛先生才催促外务省。上边引用的就是当时电文的一部分。 作者：电报中有一段说：“削弱苏联的力量，解除北顾之忧，此乃我国贯彻大陆政策最关紧要之事。对此，当然需要有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准备与决心”。大岛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具体地设想了些什么呢？ 高田：我的理解是，那只不过是阐述了对苏联的一般方针。 作者：我认为它是有更多内容的，字里行间不是暗示了“熊工作”计划吗？ 高田：这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作者：不能这样说吧！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大岛浩大使离开柏林，到桑·雷莫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进行会谈。竹中少校也一同去了。可以认为，竹中少校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迎接了暗杀队，并把他们带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认为大岛大使知道竹中少校的伊斯坦布尔之行，也是很自然的。这封电报表明，大岛大使起码是知道“熊工作”计划的。 高田：我不知道大岛先生和竹中先生等是否策划过暗杀斯大林。不过，竹中先生和大岛先生一同去桑·雷莫，则是事实。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同已经到任的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先生磋商三国同盟的推进方法。地点原预定在蒙特·卡洛，后来改为桑·雷莫。 作者：大本营陆军参谋会议批准“陆工作”计划，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前后。竹中少校为了承担实行“陆工作”计划而离开东京，是九月三日。还可以认为，竹中少校在将要离开东京时，斯波少校对他说明了“熊工作”计划。因为据说推荐竹中少校的是斯波少校，竹中少校到达柏林是什么时间呢？ 高田：他是同笠原少将一起回来的，所以那是九月二十日。我第一次见到竹中少校是在满洲国友好代表团一行到达柏林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时候。 作者：你是说以甘粕正彦大尉为副团长的满洲国友好代表团吧？据记载，代表团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在柏林逗留以后去西班牙了。 高田：我也曾这样认为过。可是后来还两次在柏林见到过甘粕先生。我在战后才知道，友好代表团在十月十日宣布说，在西班牙可以自由活动了。 作者：是甘粕宣布的吗？请您说明一下他出现在柏林的情况。 高田：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欢迎冈边熊四郎少将就任驻德武官的宴会上。因为大岛先生由武官升任大使，冈边先生作为武官上任了。我记得这是在十月中旬前后，第二次是在十一月初。武官处给大使馆的大岛打来电话，当时大岛不在，是我接的电话，来电话的人让转告大使，希望当天晚上在雄鹰饭店大厅会见大岛大使。给我的印象，那是一种似乎极力控制住感情的、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作者：甘粕正彦被称为满洲的“深夜帝王”，是个被形容为天生阴谋家的人物。他在欧洲旅行的归途中，在香港碰上了载着暗杀队驶向欧洲的“亚洲丸”轮船，并乘汽艇访问了“亚洲丸”。我感到奇怪的是，正在欧洲访问的甘粕怎么会知道暗杀队坐的是“亚洲丸”呢？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 的。他在欧洲出发前就已经被告知了“熊工作”计划及暗杀队将乘“亚洲丸”。 这是满洲国外交部的政务司司长西野忠告诉他的。因为据说甘粕先生和西野忠先生在这个时期是经常互相保持联系的。 高田：也许是吧。但是为什么需要甘粕先生合作呢？ 作者：我不知道。虽然不清楚甘粕先生的作用，但我总觉得似乎甘粕先生也同计划有关系。冈边熊四郎[注]先生取代了就任大使的大岛先生，作为武官到任是什么时间？ 高田：我记得大概是十月中旬，准确地说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作者：在斯波少校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写道：“与唐山上校、冈边少将、山口少将磋商”。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菊水’出席冈边少将的送别会”。向即将启程作为陆军武官到柏林上任的冈边熊四郎先生讲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并且要求他给予合作，这样想并不为过吧？ 冈边先生是乘坐什么去柏林的？高田：是乘西伯利亚火车去的。因为是大岛先生亲自到柏林的弗利德里希车站去迎接的，所以我还记得。作者：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去，必须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或满洲里的铁路线。 高田：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横渡满洲之后到满洲里，再从满洲里乘上去西伯利亚火车的。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这条路线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既快又方便。大约有两周就可以到达柏林。 作者：那么，冈边少将还可能会见了在新京的宇多川中校了。不，等一等，也可能是斯波少校陪冈边少将到满洲去的。斯波少校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去满洲了。这时的日记有空白暗示了这一点，还有证人。以前我不明白斯波少校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去满洲有什么意义，也可能少校是陪同冈边先生去满洲了。 另外，据宇多川中校家的女佣人白石泷说，中校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到大连去旅行了。斯波、宇多川和冈边三个人很可能在大连的大和饭店开过会，商谈派暗杀队的问题。这样一想，各种事实就象镶嵌画一样，放进去恰到好处。高田：冈边少将板着面孔从车厢里走到月台上。看来，他是带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 作者：冈边少将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毕业生，甘粕先生也是第二十四期的，真不愧是“同期之樱”了。高田：据说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在战后出的甘粕先生的传记里，冈边少将作为密友经常出现。 作者：那么说来，就更有可能是冈边先生将计划告诉甘粕先生的了。甘粕先生十月十五日出现在柏林，不仅仅是为了出席同期生的欢迎宴会，而且或许是为了向冈边先生打听“熊工作”计划的进展情况。 高田：不过，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了。 作者：让我们整理一下事实看吧。 在欧洲逗留的甘粕先生通过华沙的满洲国领事馆，同在满洲的西野忠先生互相保持联系。满洲国领事馆于十一月初拍了一封要求给领事馆工作人员送皮斗篷的电报。西野先生在发出“尽快送去”的复电之后不久，就安排给暗杀队办理出国护照了。由此看来，所谓“送去斗篷”就是“送去暗杀队” 的意思吧。这样一来就可以考虑，冈边先生、竹中先生和甘粕先生等，最迟在十一月初已经做好了迎接暗杀队的准备了。在柏林的商谈，是在冈边到柏林上任之后、十一月初以前进行的。 高田：大岛先生被正式任命为大使是十月二十七日。实际上他在十天前 就担负起大使的工作了，由诺伦多夫街的武官处搬到梯尔加登的大使宫邸了。里宾特洛甫外长好象等不得大岛先生就任大使似的，大岛一被任命，他就去罗马同齐亚务外长商谈了三国军事同盟的问题去了。而且一回到柏林就把德方的军事同盟草案第一次正式向大岛先生提出来了。 在同一时间，诺伦多夫街的陆军武官处得到了希特勒在十月二十一日秘密命令国防军准备进攻捷克的情报。这是抄收了参加反希特勒运动的陆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向驻瑞士的英国军事情报部人员通报的情报。冈边先生向大岛先生报告了这个情报，同时又命令助理武官川本抄收德国国防军的作战计划。假如准备进攻捷克的这份情报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德国要破坏九月二十九日缔结的慕尼黑协定，很容易发展成为同英、法之间的战争。而作为日本来说，不应冒着危险去参加将被卷入这场战争的三国军事同盟。 而且，复杂奇怪的是，阿尔霍伦街的大使馆办事处得知，德国的财界人士和陆军总司令部正在准备一场政权换马剧，准备让希特勒在十月份下台，让戈林上台就任总统。而且经过追踪戈林，发觉他正在进行工作，以促使希特勒垮台。并且有迹象表明，他通过瑞典钢铁业界的一个名为比尔格·达蕾拉斯的人同英国外交部进行联系，这实在令人慷讶。 因此，大使馆不得不考虑到，希特勒下台，戈林当总统，在关键时刻停止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后半个月是这样一个时期：欧洲的外交关系变得复杂化了。与此相呼应，德国国内的各种集团也都多方开展活动。大使馆和武官处都急于要尽快掌握这些活动，他们成天忙于对将来的形势进行估计。 [注]冈边熊四郎出生于山形县，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第二十四期和陆军大学，历任驻苏武官、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接替大岛浩到德国任驻德武官。战争结束时任参谋次长。战后同盟军总部合作，成立了冈边机关。冈边机关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组织，吸收旧情报军官参加，担负搜集左翼及工会的情报。这个组织的干部后来与警察预备队和公安警察合流了。冈边熊四郎于一九六○年逝世。 [四十三]上河内顺（七月二日谈话）我曾考虑过调查一下甘粕正彦在柏林的活动。因为我想，甘粕在“熊工作”计划中的作用还不清楚，或许会得到在柏林进行准备工作的线索。为此，我向上河内顺先生第二次提出了采访的要求。 上河先生当时曾当过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的秘书科长。 据一九三八年版的《满洲年鉴》（满洲文化协会发行）记载：“政务司掌管条约、国际会议、情报、驻外使节筹各项。”可以认为政务司的业务包括派出友好代表团。 “派遣满洲国友好代表团的经纬是这样的： 一九三八年初以前，德国虽然同日本缔结了防共协定，但是仍在援助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或派遣军事顾问，或提供武器援助。当然日本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要求德国承认满洲国。但是德国就是不停止他的上述行动。所以如此，是因为德国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不过，意大利在缔结防共协定时就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初，纳粹党员里宾特洛甫取代了职业外交官内拉特当上了德国的外长。我虽然在满洲国负责外交工作，但是当时未能体会这个变化。因此，到了战后，从各个角度调查了这次更换外长的问题才知道，希特勒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作出一项决断：即使同英法进行较量，也要 向东方扩张领土，以确保经济资源。这一决断是根据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负责人卡尔·克拉霍的建议作出的。当时德国的石油资源依赖于英国和美国，一旦被海军力量占优势的英国封锁了海面，石油的进口就会完全停止，这是德国的弱点之所在。 但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研制成功了利用空气中的氮来制造化学合成燃料。克拉霍煽动希特勒说，有了这个，即使停止石油进口也能在同英国的经济战中取胜。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居心是想垄断英法所垄断的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进而还想垄断中东油田。 希特勒也有野心。在一九三七年底，德国劳动力和资源都极度不足，甚至达到再也不能扩充经济和军备的程度了。眼看着四年之后在军备方面就要被急起直追的英国所超过。那样一来，德国就会受到英国的遏制，动弹不得了。 希特勒的美梦是：给德意志民族带来永远繁荣，确保来自东方的粮食和资源，自己则作为民族英雄沐浴着赞赏和光荣而死去。而且希特勒这时食欲减退，并患失眠症，加上还遭受到慢性胃病和幻觉的袭击，深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据说希特勒这个时候写了遗书，这就是证据。 所以，希特勒想，如果自己行动迟缓，就可能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前就死去，并且判断现在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就作出了东进的决定。 希特勒的病因是，他年轻时在维也纳放荡时被妓女传染上了梅毒。如果没得这样病的话，希特勒会更稳稳当当地拉开架式干，而不会采取那样冒险的攻势外交吧。一想到维也纳不知名的妓女间接地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真滑稽得令人发笑。若是从这个角度来注视一下历史，一定能写出有趣的故事来。 大体上因为这些，希特勒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作出了东进的决断，但遭到外长内拉特的强烈反对。所以希特勒撤换了内拉特，而起用了里宾特洛甫当外长。 里宾特洛甫这个人企图夺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战败而割让给英法的非洲殖民地，就是喀麦隆、多哥、东非、西南非洲地区。作为实现这个企图的战略，里宾特洛甫考虑了缔结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而且还曾考虑过缔结德意日苏的四国军事同盟。 在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只知道陆军武官大岛先生与里宾特洛甫关系密切。 外交这种工作，要很早就埋下伏笔和布好棋子，不是突如其来地一下子就搞出来的。到后来才明白，那就是伏笔，那就是一着棋。你如果不是一个相当高明的专家，事前是不会明白的。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德国承认了满洲国。这也是为结成轴心国而走的一步棋，但在当时并不知道。据消息报道，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讲演中谈到决定承认满洲国。那似乎是刚就任外长的里宾特洛甫说服了希特勒。 从那时以后，德国就撤回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团，又停止了对中国的武器援助。这也就是说，清除了成为结成军事同盟谈判障碍的各种悬案。 在满洲国方面，则是想利用德国承认的机会，加深同德国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实际上，在意大利承认满洲国时，意大利的代表团访问了满洲，也需要对意大利进行回访。因此，决定派遣以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为团长的代表团。 以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西野忠为主进行了出访的准备。想出了把甘粕正彦塞为副团长的主意的，就是这个西野。当时，甘粕任满洲国协和会的总务部长，同西野关系密切，因而被选中了。加之，甘粕有一个时期曾游过巴黎，也是个适当的人选。 代表团七月二十五日从大连出发了。当时正是苏军打到张鼓峰，气氛很不一般的时候。大连码头上，还有从关东军司令部来送行的军人，都是来送甘粕的，所以我感到甘粕的威力是很了不起的。 一提起甘粕这个人，就马上使人想起以前的大杉事件，给人的强烈印象是，他是个残忍冷酷的刽子手。不过，实际上他是个很体贴人的、慈祥的人。 但是，他也是个清高的、纯真的禁欲主义者，因为他的好恶感情强烈，这给人以误解。他是个能够称得起国士的最后一个人。我很替甘粕吹了一通，对吧？这是因为我喜欢他。 甘粕带着刽子手的烙印，在痛苦中锻炼了自己，最后到达了无私的境界。 战争结束时，他服毒自杀了。据说他在死前写下了几句话：‘一场大赌博，输尽了本息，一文也不名。’甘粕知道满洲国是日本搞的一场大赌博，竭尽全力想把它建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择手段，已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他把热情全部倾注到这个事业上了。由于战争打败了，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这样也好，甘粕这种无限的感慨正包含在‘一场大赌博，输尽了本息，一文也不名’的语言里。 再回到代表团的话题上来。代表团共有二十六个人，由日、汉、满、鲜、蒙等五个民族的代表组成。 友好代表团九月五日在那不勒斯上了岸，九月二十四日到达柏林。代表团在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在德国会见了希特勒。代表团会见希特勒确是九月二十六日。这夭正是盛传德国因苏德台区问题要向捷克斯洛伐克宣战的日子。法国已经在备战，部分地进行了动员。 政务司通过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打电报联系，问如果欧洲爆发了战争，友好代表团该怎么办？是否让代表团改变日程回国呢？结果决定，即使爆发了战争，也要让代表团按预定计划行动。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代表团在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柏林，十月十日团员在西班牙开始自由行动。 一个团员回国后说，当列车从德国的巴登进入法国的阿尔萨斯时，车窗上的黑色百叶窗被放下了。在厕所里从百叶窗缝隙向外一看，发现住在阿尔萨斯的德国居民正沿着公路排着长队到德国境内避难去。 后来一到西班牙，据说所到之处满目是内战的废墟，其状之惨，目不忍看。 在出发前，西野忠曾委托甘粕了解一下欧洲的形势，特别是委托甘粕摸清今后将同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德国的外交方针。这就是甘粕在自由行动期间做的事。 这是因为西野忠有脱离日本、确立满洲国独自外交的信念。他的用意是，假如德国比英、法还不利于满洲国的话，那就避免过份地偏向德国。他是个现实主义的战略家，所以尽管他在向德国一边倒的关东军司令部里装作亲德派的样子，却也同日本外务省的英、美派握手。他这样干，是偷偷地挖把满洲国视为傀儡的日本外务省的墙脚。例如，他在按照这样的想法暗中援助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同共产党断绝关系，承认满洲国；另一方面满洲国承认蒋 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我认为甘粕在柏林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获得了情报，他回国后在政务司欧美科作了报告。在欧洲时他通过驻华沙领事馆频繁地给西野发电报。 如果你想更详细地了解甘粕在自由行动期间的情况，你去问一下松任谷怎么样？因为松任谷是作为随员之一陪同访问的，他也许会知道。 松任谷是赤坂‘瑞云阁’的经理。在我孙子举行结婚典礼时，受到了他的照顾。” [四十四]松任谷实（当时是满洲国外交部的官吏，七月二十一日谈话）不言而喻，松任谷的证词是关于甘粕正彦在柏林的行动的。 “代表团十月十日抵达西班牙后，宣布个人可以自由行动。那时的西班牙，因为内战而处于悲惨的深渊，不是个可以安安稳稳地去游山玩水的地方。 你是问甘粕的情况吗？代表团在西班牙一解散，他好象又回德国去了。 因为代表团在西班牙解散以前，我曾就准备佛朗哥总统会见的仪式问题向甘粕请示过。会见仪式预定在十月十九日举行，因为我是代表团里负责礼宾的，所以必须进行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了甘粕，他给了各种指示，还交给我一张字条说，有不明白的问题就同这里联系。字条上写的是柏林雄鹰饭店的电话号码。雄鹰饭店就是代表团在柏林时曾住过的那家饭店。所以我知道他返回柏林去了，并感到惊讶。 甘粕是个非常讨厌别人对他的行动刨根问底的人，所以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返回柏林。 甘粕先生在佛朗哥总统会见的那天，即十月十九日回到了西班牙，但是会见一结束又马上去德国了。 甘粕不断地向满洲国政府报告代表团的行动。在满洲，外交部的政务司司长西野忠曾负责派出友好代表团。所以甘粕似乎始终同西野保持着联系，驻在波兰华沙的满洲国领事馆是联络的窗口。在我们抵达柏林时，重要的联络事项或从雄鹰饭店向华沙领事馆打电话，或转告从华沙领事馆来的一位名叫川藤章三的人。 我本人是十月二十五日从巴黎去柏林的，仍旧在雄鹰饭店住了三天，之后就到集合地点那不勒斯去了。我在雄鹰饭店碰见了甘粕，看样子他非常忙，所以连同他打招呼也感到踌躇。当时甘粕所见的人有川藤章三和冈边熊四郎武官，另外还有照片上那位，他的名字叫竹中广一吧？我没听说过他。他们在饭店餐厅的角落里正谈得热火。 我是十月二十八日离开饭店去那不勒斯的。但是，在要离开饭店时，我在大厅里遇见了甘粕，便问他：‘您还去那不勒斯吗？’他回答说：‘在柏林还有事，随后就去。’ 代表团决定，十一月八日以前，在桑塔·露琪亚大街的豪华饭店集合。 我是十一月六日到那不勒斯的，还到庞贝去玩了。都快到集合时间了，甘粕才带着驻意大利的助理武官和那个竹中一起出现了。他们三个人在甘粕的房间里好象一直谈到深夜。 代表团在第二天，十一月九日上船了。上船前，那不勒斯的法西斯党支部在码头上为代表团举行了欢送会。负责礼宾工作的我忙得不可开交。给我的印象是，甘粕在欢送仪式上心不在焉，好象在沉思着什么似的。 到了上船时间，我偶而站在离甘粕很近的地方，无意识地听到了甘粕同竹中和助理武官的谈话，听见甘粕对他们两人说：‘能拿到土耳其领事馆的签证就好了。’于是助理武官回答说：‘土耳其领事馆只严格检查防疫证，所以不要紧的，能够入境。’ 后来到了临别的时候，甘粕向这两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如果不相信这是为了日本，如不绝对这样相信，是办不成那种事情的。那么以后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第一次袭击我想可能是这样：长谷部太郎和留西柯夫等人的暗杀队在那不勒斯受到了竹中广一少校的迎接，从土耳其领事馆领到签证后，就去伊斯坦布尔了。我明白了宇多川中校为什么从满铁调查部借走了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地图。目的是从土耳其潜入到高加索地区去，但我还不懂为什么潜入路线要选在高加索地区？假如是为了暗杀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而打算潜入到苏联境内，不用特意到土耳其去，从满洲也是能潜入进去的。 如果追踪到伊斯坦布尔去的暗杀队的行踪，是能够解开这个疑团的。可能知道他们行踪的人只有大贯将隆、三枝正行、柏木俊介和长谷部太郎四个人。但是长谷部太郎去向不明，其他三人似乎又不肯对我讲出真相。团此，我想现在还活着的当时驻土耳其大使馆人员及武官处人员，或许知道暗杀队入境的事，便决定找一找这些人。 [四十五]田村美佐雄（当时是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秘书，现在是阿拉伯亲善协会理事长。七月二十八日电话采访）我在外务省资料室查了一九三九年一月驻土耳其大使馆人员的名字，得知田村美佐雄现在仍然健在。 田村美佐雄同意了我用电话采访。 田村：这真是老话了。说起一九三九年初，那正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注1]逝世，全土耳其人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阿塔图尔克这个人实在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很大，称赞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 作者：暗杀队是由以外务省秘书身份被派到德国去的竹中广一少校率领的吧？ 田村：我认识竹中。他曾是陆军的情报人员，他是一九三九年春天从柏林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啊。 作者：我问您的那个问题怎么样？ 田村：我不记得了。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作者：竹中好象让七名俄国人从土耳其潜入到苏联境内去。 田村：这么说来，我想起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发生的一个事件：企图偷越国境的俄国人被苏联的边防战士打死了[注2]。谣传说是日本驻土耳其的情报机关在背后活动的，大使馆感到惹了麻烦，所以我还记得这件事。您问的是这件事吗？ 作者：果然发生了这个事件了！ 田村：苏联大使馆向土耳其政府和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酒井大使宣布说，这次越境事件同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作者：实际上是同日本没有关系吗？ 田村：酒井大使[注3]为了慎重起见，询问了有仓道雄：陆军武官处与这次事件是否有关系？有仓断言说没有关系。 作者：当时的陆军武官是姓有仓[注4]的吗？ 田村：就是现在任有仓总业公司董事长的有仓道雄先生。这次将同韩国的三海重工业公司[注5]合资在韩国开一家机关枪工厂。 作者：是那个有仓吗？韩国的经济企划院通过日本的通产省召募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伙经营者，虽然帝国重机公司和有仓总业公司都报名了，结果还是落到了有仓总业公司的头上了。 田村：是的。 作者：但是，有仓真的同那个越境事件没有关系吗？ 田村：当时大使馆虽然迁到首都安卡拉去了，但武官处仍然设在伊斯坦布尔。所以大使馆不能完全掌握武官的活动。因为这在体制上也是彼此独立的。只好相信有仓讲的话了。哈奇上校好象怀疑有仓。 作者：哈奇上校是什么人？ 田村：是当时土耳其秘密警察的长官，他的能力甚至使各国情报人员感到害怕。他是凯末尔·巴夏所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的一名成员，还当过国民评议会的代表。 作者：那位哈奇上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田村：因为不久有仓就从土耳其调到西班牙去了，所以哈奇上枝的调查也好象就此结束了。听说有仓说，尽管自己同事件是无关的，但是受到怀疑是令人遗憾的，他要求调到巴塞罗那失陷后的西班牙去。 作者：请你详细他说明一下那次事件。 田村：因为是早先的事情了，能否详细地说明作者：只谈谈你还记得的就可以了。 田村：土耳其和苏联之间的越境事件是经常发生的，逃亡者和走私贩出出进进。然而，这次越境事件竟为什么成了问题了呢？因为当时斯大林在索契。斯大林在索契有座别墅，他好象到那里休养来了。而从边境到索契近在咫尺。苏联当局从斯大林的安全出发，重视这次越境事件的吧！ 作者：你所说的索契就是位于黑海沿岸的那个有名的疗养地吧？斯大林住在那里了吗？ 田村：斯大林的别墅就在索契。 作者：果不其然。这样我就明白了竹中少校为什么把暗杀队带到伊斯坦布尔去的道理，因为斯大林的别墅在那里。 [注1]凯末尔·网塔图尔克被称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他曾引进了急进的改革措施。据说他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强烈影响。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逝世。 [注2]发生这个事件的准确时间，应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注3]酒井光三郎（一八九○——一九五○年）在任驻土耳其大使后，直到战争结束时任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是烹调研究家酒井多纪子的父亲。多纪子让我看了已故光三郎的遗物——笔记和日记等，但是遗憾的是没发现新的事实。 [注4]有仓道雄出生在山形县，陆军士宫学校第三十三期和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历任驻苏助理武官、参谋本部第五课课员、驻土耳其武官、驻西班牙武官。战后参加了冈边机关，同占领军司令部合作，朝鲜战争时开设了有仓总业公司。 [注5]三海重工业公司是韩国五大财团之一，五月初，韩国经济企划院向日体通产省提出了要日本企业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共同出资开设一家合营公司。日本的帝国重机公司和有仓总业公司都报了名，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但是在七月初，有仓总业公司获胜了。各在野党认为，在韩国开办的这个台办企业就是根据韩国制定的用本国的力量来保卫国防的计划而开办的兵工厂，因而加以反对。 [四十六]索契周围高加索地区着名的索契市，是同雅尔塔齐名的苏联的两大疗养地，现在每年接待约两百万的旅游者，其中约十万人是外国人。一九三九年时，包括斯大林的别墅在内，在索契市建有很多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别墅。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那娃回忆说：“夏天，我父母照例到索契去。第一次把我也带去是一九三○年或一九三一年。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别墅里，靠近马采斯塔，我父子就在那里洗温泉浴治疗风湿症。只是在我母亲死后，他们才开始给父亲盖专用别墅。”（据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译）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说，斯大林在索契的别墅是由建筑家米尔杰诺夫设计的，共有三处：一处是同妻子一起庄时使用的，在索契市内的马采斯塔附近；第二处在索契市以南五十公里的清凉河附近：第三处在库拉河畔。 [四十七]有仓道雄（当时是驻土耳其陆军武官，八月一日电话采访）有仓道雄是拥有七十六亿日元资本的中坚商社有仓总业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设在大阪。 我决心桂个长途电话试试，第四次才好不容易把电话给接到董事长室。一位男秘书说，假如是关于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办企业的问题，则无可奉告。不过当我一说另有采访目的时，就把电话给接到有仓道雄那里了。 有仓道雄好象已经预料到我会打电话去。 有仓：我知道你迟早要找到我这里来的。我已经从朋友那里听说你正在调查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作者：有仓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有仓：你对“熊工作”计划了解到什么程度？ 作者：一个姓长谷部的日本人，阿列克谢·瓦尔斯基即格利希·留西柯夫将军，满洲国外交部嘱托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再加上哈尔滨的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尼古拉·列别坚科、列昂尼德·马尔哈库、瓦西里·斯米尔诺夫、米卡伊尔·斯尔科夫、阿伊扎库·泽列宁，共八个人。他们为了暗杀斯大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大连港，第二年的一月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了岸。 在那不勒斯港，参谋本部第八课为进行乌克兰独立运动而派到德国去的竹中广一少校迎接了他们，并安排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少校可能是在那不勒斯的土耳其领事馆办好了去土耳其的入境签证，随同八人一起去伊斯坦布尔了。 他们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苏联境内，企图杀害正在索契疗养的斯大林。 但是他们在边境地区被发现了，并被打死有仓：不错。 作者：我在电话里讲的太长了，但是请允许我再讲一些。 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远远超过了暗杀张作霖事件，它是日本陆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谋略活动。东京的参谋本部第二部、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以及驻欧洲的陆军武官与助理武官等都参与了这次谋略活动。也有人是不明不白地充当了这个谋略活动的帮凶。 有仓：你已经知道那么多了，够了吧？再没有必要问我了。 作者：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具体地说，潜入苏联采取了什么方法？潜入苏联为什么失败了？打算用什么方法暗杀斯大林？混进七名俄国人中的莱欧是谁？长谷部太郎的去向怎么样？这些问题都还不清楚。 有仓：都过去四十年了，我连想都没想过还会有人出来调查那个事件。 我现在要到韩国的汉城去，预定一周后回国，请你那时再来电话。我认为我是能够回答你一些疑问的。 作者：在一周之后？ 有仓：尽管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期望。 因为离采访有仓道椎还有几天时间，所以我想向真田春吉提出第二次采访的要求。 这次我不打算用电话了，而是要求到世田谷真田春吉的家里去直接采访。 真田的家座落在世田谷的成城，是座非常豪华的住宅。我按过门铃后，有人从通话机里问我是谁？来干什么？我说明了姓名和来由，但是当我看到安装在门口屋檐下、盯着我的电视摄影机时，感到有点厌恶。 一会儿，大门旁边的便门开了，出现了一位细高个子枯瘦的老人。老人象猴子似的，脸上布满皱纹，但目光敏锐，漆黑的头发梳得象青年人一样漂亮。我想，这个老人就是大伴金吾了，果然是他。 [四十八]大伴金吾（八月二日采访）大伴：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可是真田不在家呀。 作者：那么，我就等他回来吧。几点钟能回来呢？ 大伴：今天不回来，他到大阪去了。 作者：什么时候能回来？ 大伴：他什么时候回来，这和你没什么关系吧！你是桧山先生吧？你以前曾在电话里问过真田在满洲时代的事情吧作者：是的。那时，他毫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上了。 大伴：真田讨厌新闻界，我也是的。 作者：我也是。 大伴：可是，您不是新闻界的人士吗？ 作者：我没有能称得起传播媒介的新闻界那种庞大的组织机构。我是个自由撰稿人，被大报社的记者藐视为“捡破烂的”。奔命于采访，跑得我满脚都是膙子，彻夜不眠地写稿子。即使这样，写成的稿子连一半也不能被采用，而被买去的稿子又被大大压低了价钱。 大伴：是真的吗？ 作者：是真的。 大伴：干什么工作都不容易呀，您够辛苦的了。 作者：是的。所以，我想真田是会帮忙的，请让我见一下吧。 大伴：哎，别你这一手是骗不了我的，我才不干呢你够狡猾的了。 作者：不管怎么说都不行吗？ 大伴：不行呵。算了吧，你回去怎么样？不然我就要喊年轻人来了。 作者：直到能让我见到真田先生，我不管来多少回都成。 大伴：不管你来访多少次，真田都不见你。如果你无论如何要了解真田的事情的话，那就请你读真田的回忆录吧。真田正在抽空写回忆录，来年能出版的。 [四干九]有仓道雄（八月十日采访）采访有仓道椎是在他回国以后，在有仓总业公司的客厅里。在采访之前，我先向有仓说明了到目前为止我所搜集到的录音记录、资料、记录文件等，并阐明了我的想法。 有仓：你凭什么认为我参与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呢？ 作者：有仓先生和冈边先生都是山形县人，你还是冈边在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的后辈吧。听说在陆军里是重视这种先、后辈关系的。因此我认为，如果冈边熊四郎先生与“熊工作”计划有关系的话，他也一定会邀有仓 先生参与其事的。让暗杀队从土耳其潜入高加索地区；光靠竹中广一一个人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还需要在土耳其有个帮手吧！我估计那个帮手必定是有仓先生了。 有仓：你调查的只限于“熊工作”计划吗？是不是还另有目的？ 作者：实际上，这个问题三枝正行先生也问过我了。所谓另有目的，究竟指的是什么？ 有仓：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还出现了调查“熊工作”计划的人？怎么样？我们在这里作笔交易吧？ 作者：什么交易？ 有仓：把你搜集的资料及录音带卖给我吧！ 作者：我拒绝你的交易。你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发固执了。这是我的秉性。 有仓：你真固执啊。好，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你吧。在讲之前，我声明一点：因为在有关人员中，现在还有人健在，而且很活跃，请你不要随便损伤那些人的名誉。 作者：明白了。但是，为什么要掩盖四十年前发生的事件呢？当时在朝鲜军司令部的大贯将隆先生和在新京的三枝正行先生都不想讲出真相。如果相信暗杀斯大林的尝试是正当的，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公布这个信念。 有仓：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本人是相信暗杀斯大林是有益于日本的，所以才进行了合作。直到现在也只是悔恨没有成功，并不因为进行过合作而感到羞愧。以前对那个事件保持沉默，并不是不愿让人们了解真相，也不是在进行反省，也不是怕受谴责。而是有一个信念让我那样做，这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对于事件应该永远保守秘密。 我特别希望从有仓道雄那儿听到的是关于具体的潜入和袭击的计划。而有仓首先是从自己是怎样同“熊工作”计划发生关系的问题开始进行说明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两天，在冈边先生的呼吁下，在柏林的皇家饭店召开了驻欧洲武官会议。我乘有名的伊斯坦布尔国际特别快车去参加了会议。 到柏林一看，我大吃一惊。我是坐出租汽车从安哈特车站到饭店去的。 所有的商店的橱窗都被捣毁了，商店里乱七八糟的。一问司机，说是在两、三天以前，宣传部长戈培尔号召抵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和医生，群众袭击了犹太人的商店。在我到达柏林时，正是根据戈林的命令，在没收犹太人经营的企业，《民族观察家》报[注1]大肆报道了这件事。 在皇家饭店召开的会议，目的是要讨论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欧洲形势，焦点集中在英德是否会开战的问题上。 战后，有人把三国军事同盟说成是外交上的失败，那是二流的评论家从结果上说的。当时，尽管海军和外务省预料英德要打仗，但是我们陆军省的人却估计英德不会交战。这是因为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英国外交部和德国之间已经达成了一项默契，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纬结三国军事同盟，从强权外交来看是决没有错的。 大岛大使也出席了会议，大家在推进三国军事同盟这一点上达到一致。 会议在十三日傍晚结束了，在我正要回去的时候被冈边叫住了，他邀我 一起吃晚饭。因此两个人就到弗里德利希大街的餐厅去了。他在那里第一次向我说明了‘熊工作’计划，并要求我给予合作。 据冈边说，有一伙白俄计划暗杀斯大林，要求给予援助。这些白俄打算袭击住在索契别墅的斯大林，援助与否另当别论，而请你考虑一下，怎样能让他们从土耳其潜入高加索。 我当时大吃一惊，但是一想，还没有早日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可能，日本因为日华事变，对苏简直处于完全没有防备的状态。我因此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不预先对苏联使出有效的手段，日本就很危险了。如果当时苏联和英国结成了同盟的话，苏军可能会象战争结束前夕那样入侵到满洲。 当时苏联没有出兵到满洲来，是因为后来欧洲形势紧迫。而现实是，在战争结束前夕，苏联还是打进满洲来了。如同趁火打劫一样掠夺领土，这是苏联的惯用手段。 我在当天乘伊斯但布尔国际特别快车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铁路最近被废弃了，这是我从电视新闻报道中知道的，无限感慨呵！在我任土耳其武官时是经常利用这条铁路的。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就立即着手进行研究日本大使馆设在首都安卡拉，陆军武官处却设在伊斯坦布尔。 从土耳其进入索契，最快的办法是乘从伊斯坦布尔到巴统的班轮。当时，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班轮有三条航线：从伊斯坦布尔到苏联的罗斯托夫，从伊斯坦布尔到巴统，从伊斯坦布尔到敖德萨。从巴统到索契约有三百公里，如能进入巴统，去索契就容易了。 但是，这些都是合法入境的办法，苏联大使馆不发给签证就办不到了。 据冈边说，必须坚决采用非法入境方法。后来才明白，因为逃亡的留西柯夫将军也混在七名俄国人中，担心在审查阶段就把留西柯夫将军给暴露了。 因此，我首先考虑的方案是，在伊斯坦布尔包租一条船，让他们夜间偷偷地在索契附近的海岸登陆。但是，这样就有向包租的船上的土耳其船员暴露偷越国境的危险，又可能被苏土两国的巡逻艇发现。当时，两国的走私船只在黑海横行，两国都同时严密地防范着。 因此，我决定放弃从海上潜入的方案，而考虑从陆地上潜入的路线。这样就选择了高加索边境防守薄弱的地方，即从土耳其方面潜入到巴统的路线。 打开地图就一目了然了。土耳其和苏联之间被起伏很大的山脉隔开了，只不过在黑海沿岸有一点平地。 我暗中向土耳其的参谋总部探询以后，得知苏联似乎只是平地部分防守严密，而山脉地区的防守则是薄弱的。因为在山脉地带，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难以越境，因此在山脉地区没怎么设哨所。 所以我制定了如下的方针： 在土耳其和苏联的边境附近有一个名叫博尔加[注2]的小镇，位于庞廷山脉的背后，距边境只有二十公里。从伊斯坦布尔乘船到阿尔哈比，再从阿尔哈比乘汽车，就可以到博尔加去。以博尔加为据点，进行潜入的准备工作。 我亲自到博尔加去作了事前检查。这是一个小商业城镇，有许多亚美尼亚人居住在这里，如果把暗杀队的俄国人打扮成亚美尼亚农民，就没有谁会怀疑他们是俄国人了。镇上还有几家小旅店。 一条叫作乔鲁河的河流通过博尔加流向苏联境内，从巴统的南面注入黑 海。河的两岸是陡峭的悬崖，河床上滚满了巨石。 但是，问了一下博尔加的居民，他们说愈接近俄国边境，地愈平坦，难走的只是前五公里。乔鲁河流经国境的西侧是平地，苏联把边防的重点放在这里。还了解到从博尔加沿河岸走到边境，约需八个小时。 我制定了这样的方案：沿乔鲁河东岸前进，在接近边境处转向东面的山岳部分。这样做，是很有一番翻山之苦的，但是被苏联边防士兵发现的危险小了。 把俄国人送进苏联境内的计划，大致就是这样。 从巴统到斯大林别墅的所在地索契约有三百公里。沿着黑海有一条平坦的公路，还有铁路。如能到达巴统，到索契就容易了。 我制定了一个某日出发、何时抵达索契车站的详细日程表，并向从柏林赶来的竹中作了说明。我记得，竹中来的时间是十二月中旬。因为大岛先生去访问罗马[注3]，他陪同去的，便顺便到伊斯坦布尔来了。 那时竹中告诉我说，俄国人一行已经离开满洲，预定在一月十四日到达那不勒斯港口。他说，如果在那不勒斯上了岸，就到土耳其在那不勒斯的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发给入境签证后，就立即将他们带到伊斯坦布尔来。他还说，在他从罗马来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已向那不勒斯的豪华饭店预订了房间。 竹中返回柏林以后，我就忙碌起来了。我要为他们准备衣服及翻山越岭的必备物品，又要预订饭店房间，还要备齐武器，此外，我还有自己武官本职的工作。衣服及装备是委托三井物产公司的驻在人员在商场购买的，武器是从安卡拉克卢伯商会的德国人那里以黑市价格弄到的。这些东西都藏在阿亚斯·巴夏街武官处的橱柜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他们来了。” [注1]《民族观察家》是纳粹党的机关报。 [注2]博尔加是个在世界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小镇，盛产茶叶、烟叶。[注3]据记载，大岛浩大使访问罗马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仓道雄没有说明大岛大使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熊工作” 计划。 内部通报者[五十]有仓道雄（八月十一日采访）这次采访是上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尼崎的有仓道雄的家里进行的。采访的内容是关于暗杀队从伊斯坦布尔登陆以后到潜入失败之间的问题。采访虽然因为客人来访而中断过两次，但其内容是我迄今在采访中所遇到的最惊险的。 作者：暗杀队是什么时间到达伊斯坦布尔的？ 有仓：我记得大概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 作者：自然在那以前，冈边先生跟你联系过了？ 有仓：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已从冈边那里听说了，竹中又从豪华饭店发来了电报：“‘塔勒斯号’运去满洲大豆七袋。预定一月十九日午后两点三十分抵伊斯坦布尔。” 作者：所谓满洲大豆就是指俄国人吗？ 有仓：这是当时的暗语。 作者：在那不勒斯迎接这伙人的果然是竹中少校吗？ 有仓：竹中为什么参与了暗杀计划，我也不清楚。反正竹中按计划乘塔勒斯号到伊斯坦布尔来了。我换上便服，从加拉达桥旁边租了只小艇到停泊在海上的“塔勒斯号”去迎接那伙人。大型轮船不能在伊斯坦布尔港靠岸。 作者：后来怎么样？ 有仓：在船上办完入境手续后，乘小艇上岸了。看样子，那伙人都很健康。留西柯夫很沉着，其他俄国人则感到景色新鲜，瞪着眼睛慌慌张张地看什么。从码头分乘三辆汽车到了位于塔克希姆街的诺博托尼饭店。当时，多卡托里安和贝拉巴拉斯饭店属第一流的饭店，而诺博托尼是二流饭店。我认为完成任务才是目的，住二流饭店不引人注意反而更好。 作者：长谷部太郎这个人也在一起吧？ 有仓：是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作者：这个人现在究竟是不是还活着？ 有仓：哎呀，那次的相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作者：这个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前后，在新京关东军司令部的字多川中校的班里工作。他从哈尔滨带来了五名俄国人，而且是用长各部太郎这个名字，同七名俄国人一起来到土耳其的。他的任务似乎是监视这几个俄国人，不让他们把秘密泄露出去，并将他们送到土耳其。他在第二年的六月或七月又出现在满洲的字多川中校身边，从此就渺无音信了。据说当时是三十岁左右，所以现在如果还活着，已近七十岁了。战争结束后，你见过他吗？ 有仓：一次也没见过。 作者：我决定今后要调查那个叫长谷部的人的情况。已经调查到这种程度了，总有一天会弄清的。虽然有了些线索，但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委托给兴信所调查了。 有仓：你完全象蛇一样，是一个很执拗的人。怎么样？到我的公司来吧？ 作者：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同意。我不适宜于干军火商那样的工作。 我们继续谈吧。七名俄国人中有个叫格利希·留西柯夫吧？ 有仓：是的、是的。自称叫阿列克谢·瓦尔斯基，是七名俄国人的首领。 作者：留西柯夫出生于敖德萨，他在去远东之前曾是阿速夫·黑海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长官，所以熟悉土耳其和苏联边界一带的地理情况。从 土耳其潜入到高加索地区，暗杀住在索契别墅的斯大林的方案是留西柯夫提出来的吧？ 有仓：阿列克谢·瓦尔斯基极其憎恨斯大林。在商量计划的时候，每当提到斯大林时，他都明显地在脸上浮现出厌恶的表情。那时我也认为：这个人是能够暗杀斯大林的。 作者：因为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逮捕了，很可能已经给处决了，所以对他来说，暗杀斯大林是为他的家属报仇吧。有仓：他说，他是自愿来参加暗杀行动的。 作者：其他人怎么样？ 有仓：都象是从骨子里就讨厌共产主义似的。作者：他们认为，他们在哈尔滨过着最底层的生活，是由于共产主义造成的。据当时的哈尔滨特务机关人员说，尼古拉·列别坚科好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论家，他是用金钱雇来的。 有仓： 作者：鲍里斯·别济曼斯基的情况怎么样？ 有仓：大个子象只熊似的，身上纹着狮子的刺青。他不断地吸烟，在长谷部和俄国人之间充当翻译。 作者：他们在到达你那里之前，有没有被苏联情报机关跟踪的迹象？ 有仓：我没有听竹中和长谷部谈过此事。 作者：出发前，他们在新京宽城子的满洲兵营的一个角落里接受了训练。 恐怕就是袭击斯大林的训练吧？因为在他们出发之前就说，已制定了袭击计划，计划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有仓：袭击计划是由对那一带地理和斯大林生活都很熟悉的留西柯夫制定的。据留西柯夫说，住在索契的斯大林每天都到距别墅四公里的马采斯塔温泉去洗澡。斯大林从午后两点到五点在专用浴室洗澡和午睡。在专用浴室的门前站着两名随身卫士，被允许进入浴室的只有浴室服务员和按摩师。 另外，从前面大厅和后面工作人员休息室通往专用浴室的通道上，都分别站着两名武装警卫，据说斯大林在那里期间不准别人通行。在有专用浴室的那栋房子里，沿通道共并列有十二个浴室，但斯大林在这里期间，其它浴室经过检查之后停止使用。 但是，据留西柯夫说，这样的警卫也有不周到的地方。留西柯夫在当阿速夫·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长官时，曾去过马采斯塔温泉，所以非常了解建筑物内部的情况。 据他讲，温泉使用过的水是通过下水道流入附近的河里的。夜晚，温泉的用水量减少，下水道的水只有齐膝盖那么深，人可以爬着进去。下水道的末尾部分分成几个分支，最后是一个容积约为一百立方米的蓄水池，在下水道上方的一角有个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升降口。打扫厨房地板的垃圾就是通过这个升降口扔进下水道的。在水池里，如果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可以把升降口的盖子打开。如果有一个人爬出了升降口，他就可以用绳索把其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拉上去，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厨房里。 因此，晚上沿着下水道潜进厨房，然后隐藏在有专用浴室那栋房子的锅炉房里。锅炉房靠房子的最里头，只有二名锅炉工。到了早晨，这两个人来上班了，就立刻把他们绑起来。等待斯大林两点钟进浴室。在这个期间，只要他们七个人在烧锅炉，别人也就不会发觉发生了什么异常的变故。 到正三点时，让两个人换上锅炉工的衣服，接近站在工作人员休息室和通道之间的卫士，并用匕首干掉他们。这时，另外五个人就跑出来奔向专用浴室。 暗杀斯大林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五个人能否对付得了专用浴室前的那两个卫士。因此，据说在新京曾为此进行了多次练习。从站在工作人员休息室和通道之间的卫士到浴室的距离约有十三米，从浴室前的卫士发觉异常变故到用手枪瞄准这段时间，可以接近到八米的距离。 另一方面，五个人都已用手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约在十米距离处辨认出浴室前的两名卫士，前面的两个人便扔出手榴弹。也就是说，突然袭击的有利地点仅两米之距。所以，据说在新京的训练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先把两个卫士干掉。 另外，在从前面大厅通往通道的门的地方，也有两名卫士，但是因为这个通道拐个直角弯，所以不利于两名卫士观察，在听到手榴弹爆炸之前，他们察觉不出异常变故。从两名卫士的地方到浴室仅有十五米，待两名卫士出现在通道的拐角时，五个人应该已经进逼到距浴室门三米的地方了，并且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在浴室前掩护，留西柯夫和列别坚科进入浴室里开枪打死光着身子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方案。 作者：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办，他们在暗杀成功之后也逃不出来。 有仓：当然是决心一死了，所以没有指望活着回来。如果暗杀成功了，全体人员就打算在那里奋战至死。 作者：那么，再把话题转到潜入计划的执行上来吧。暗杀队是什么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博尔加的？ 有仓：一月二十一日离开饭店。 作者：请你谈谈以后的情况。 有仓：到达博尔加旅店的时间是一月二十四日的清晨。我们集中在一个房间里进行最后的推敲，然后休息，等待黄昏的来临。提前吃了晚饭，第一组出发的时间是午后七点钟，第二组晚一个小时。 作者：为什么分成两个组走呢？ 有仓：因为分开走不引人注意，也不用担心被发现，他们决定在边界附近会合。 作者：出发时，留西柯夫说了什么吗？ 有仓：他说：“即使暗杀成功了，我们也活不成了。各位，再见了。” 说完就出发了。 作者：结果，暗杀没有成功。因为斯大林还活着。当他们越过边境时，被苏联的边防战士发现了，并被开枪打死了。是这样吧？ 有仓：就是嘛！ 作者：这是因为潜入计划出了差错吗？ 有仓：不是的。 作者：不是？ 有仓：苏联的边防部队只是在那天晚上加强了对乔鲁河上游的戒备。根据从土耳其参谋总部得到的情报，计划潜入的地点应该是几乎无防备的。然而，只有那天晚上边防部队却防守了乔鲁河上游。 作者：你认为潜入计划被苏联掌握了？ 有仓：恐怕是那样吧。 作者：你认为是化名为莱欧的苏联情报人员混在了七名俄国人里，并向苏联的情报部作了报告吧？ 有仓：莱欧的问题被长谷部察觉了。我和竹中也在注意了，但没有任何人同外界进行联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谁是莱欧。 [五十一]《新闻记事报》的报道（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号）在对有仓道雄的采访结束一个月以后，一份下述资料被送到我这里来了。寄送资料的是我的朋友松原信辉。 为了研究从慕尼黑协定到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英国舆论的动向，松原到伦敦去了。他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翻阅一九三九年当时的报纸时发现了这篇报道。他了解我的工作，认为这篇报道或许对我有参考作用，就给我寄来了。 “据塔斯社报道，格鲁吉亚共和国边防部队宣布，二十五日击毙了三名从土耳其偷越国境的人。他们是受法西斯分子支持的托洛茨基分子，从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手枪和手榴弹，而且还有详细的地图。他们的目的是要暗杀住在索契的斯大林总书记，但是边防部队事先获悉了这个计划，因而击毙了犯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土耳其正在成为反苏的基地。” [五十二]德国外交部记录文件（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德国贸易代表团的报告）过了很久以后，我得到了这份资料，从经过顺序来看，觉得放在这里合适。 发现这份资料不是偶然的。我在搜集有关斯大林的传记及当时的苏联外交史的内外资料时，得到了线索。所谓线索，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德国贸易代表团为了进行扩大德苏贸易的谈判，准备经过波兰到苏联去，但是苏联驻华沙的大使馆突然拒绝这个代表团入境。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为了证实从土耳其向高加索的潜入事件是否与这件事有关，查阅了公开发行的《德国外交部记录文件》，结果发现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是被拒绝入境的贸易代表团团长卡尔·冯·平库尔曼[注] 回国后向德国外交部作的报告。 “苏联大使以严峻的表情作了如下说明：我刚刚接到来自国内的报告。 报告说：法西斯分子的走狗、反动的恐怖主义分子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但是失败了，被击毙了。事件是昨天清晨发生在土耳其边界附近。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调查这一事件，怀疑在可恨的犯人背后有贵国或日本的阴谋家。 我告诉他说，不能想象我国同这一阴谋有关，并希望能够尽快查明真相。 而且我还对大使这样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令人不胜遗憾，但不能因此而使两国扩大贸易的努力归于徒劳。 对此，大使说，我国拒绝贸易代表团入境，另有原因，暗杀未遂事件同这个问题无关。 后来，大使殷勤地说明了为什么不批准代表团的入境的原因。 [注]卡尔·冯·平库尔曼是德国经济部通商局局长，以他为团长的贸易代表团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华沙，准备去苏联。 但是突然被取消了入境许可，其理由与越境事件无关。 ［五十三]有仓道雄（九月二十一日谈话）据上述的《新闻记事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报道，越境被击毙的是三个人。但是在 我采访有仓道雄时，他认为全部被击毙了，可是还存四个人仍然还活着。 为了打听四个人的消息，我再一次要求采访有仓道雄。 据报纸报道，有仓总业公司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办事业的合同是九月一日在大阪有仓总业公司的总公司签订的。但是，有仓总业公司在同帝国重机公司进行竞争时，曾有向韩国政界行贿的嫌疑，所以在野党要求在国会设立调查委员会。但是，有仓道雄却好象很是意气昂扬。 “上次我没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没有问。我也因为间接地杀掉了三个人，而不太愿意谈及这个问题。我没想到你知道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和竹中、长谷部三人决定，在送走七个人后，再在博尔加旅店住一宿，第二天早晨回去。 可是，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来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留西柯夫，在他身后是别济曼斯基和波苏别罗夫及雅科夫列夫三个人。这是第二组的那伙人。 我赶紧把四个人让进屋里，然后叫醒了竹中和长各部。以后通过别济曼斯基的翻译，向留西柯夫询问了情况。他说，在越境地点的前面满是苏联的边防战士，先跑上去的第一组遭到猛烈的射击。 苏联边防战士发射照明弹，用机枪扫射。第一组的三个人在正要从岩石背后跑出来的第二组的眼前，很快就被打死了。 留西柯夫含着悔恨的泪水下了撤退的命令，这才回到了博尔加的旅店。 我和行中以及长谷部三个人听了留西柯夫的叙述以后实在着慌了。 如果土耳其当局知道这个事件，一定要搜查这个边境城镇博尔加的。如果他们知道是我们在暗中操纵，那将是个非常严重的外交问题了。 怎么办呢？我们决定还是逃为上计。便叫了两辆出租汽车，奔到阿尔哈比港，乘船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在等候去伊斯坦布尔的船时，在港口的电报局给柏林的武官处发了一封电报：‘樱花已谢’。这是失败的暗号，成功的暗号是：‘菊花已开’。 我记得，我们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时间可能是一月二十八日。大家都意志消沉了。苏联政府现在正在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吧？土耳其当局也可能在进行搜查。这样一想我们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们一旦知道事件的背后有日本军人，那就会成为国际问题了。 事实上，土耳其的秘密警察已经开始调查事件，而且似乎已经查明事件的背后有日本人，好象是从博尔加的旅店里找到了线索。 土耳其的秘密政治警察长官是哈奇上校，他把办公室设在加拉达地区一家饭店大楼的最顶层。 据说他曾要求会见当时的酒井大使，问了很多关于我的情况。这是酒井大使用电话告诉我的。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决定让竹中回柏林去同冈边商量一下对策。 在这期间，我让长谷部及四名俄国人住在诺博托尼饭店，嘱咐他们一步也不要离开房间。以后，我看到哈奇上校在饭店的大厅里来回徘徊，就偷偷地转移到阿亚斯·巴夏街的武官处去了。 到了二月初，竹中从柏林回来了。他说，中止暗杀计划！ 长谷部虽然同意中止暗杀计划，但是俄国人却不听话。看来他们可能是这样一种心情：伙伴们都被打死了，而且都到了土耳其，还能返回去吗？瓦尔斯基等人愤慨地扬言，日本人如果不干，光我们俄国人也单独干。 我和竹中、长谷部三个人进行了说服，好不容易才使他们同意。 长谷部决定回日本，并决定由竹中广一少校把四个俄国人带到德国去，参加斯蒂凡·邦德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这很可能是在二月十日前后。 因此，所谓的暗杀计划很快地就结束了。我在三月中旬被任命为驻马德里的武官，因而离开了伊斯坦布尔。 后来留西柯夫怎么样了？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会留住在德国吧。 哎，我在战后苦于生计，在大阪开始了经营进口废铁的行业，将有仓总业公司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是一个人顶两个人似地拚命干的。干活、干活，没有考虑其它问题的工夫。有时突然一下子想起了这个事件，对潜入没有成功是无限悔恨的。俗话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我摆脱不了军人的气质。 我现在虽然扮演董事长的角色，但是感到实业界好象是为了暂时糊口的临时工作。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办企业也不是作军火商，而是从提高日本的武器生产技术的目的出发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干的。因此，问心无愧。 象日本这样的资源小国，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保持精强的军备。要确保和维持民族的生存范围，军备是必要的。 不久，需要更大军备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 否则，日本民族将要灭亡。 因此，我为了准备那个时代的到来，才敢于不畏责难，决心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办企业。” 第五章发动袭击 被送到德国的这四个俄国人的命运如何呢？ 我急于想了解。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半年。这四个俄国人可能已经被时代的波涛所吞噬，从此便永无消息了吧，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列强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为进行外交交易而激烈地争斗。这四个俄国人的命运，就不会同这些活动没有关系。 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交史的书籍，数量太多，无法统计。我读过几本这方面的书籍，在川岛种佑着的《轴心国同盟史》中，发现了如下的记述： [五十四]川岛种佑着《轴心国同盟史》（一九七四年阿波罗书店出版）“这样，一九三九年年初，在柏林和罗马之间，就缔结一月底日本也加入了的三国军事同盟达成了协议。 另一方面，在日本，近卫内阁于一月五日宣布总辞职，建立了以平沼骐一郎为首相的新内阁。新内阁虽然也是反苏的，但具有亲英美的倾向，因而对德意所提出的从一开始就要把英国包括在假想作战对象国的军事同盟方案表示了消极态度。因此，尽管驻柏林的大岛大使一再催促，但是新内阁直到一月十七日才正式地把军事同盟方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一月十七日举行的五大臣会议上，板垣陆军大臣和有田外务大臣分别提出了各自部门的方案。 板垣主张，要早日缔结一个军事同盟，其作战对象固然包括苏联，也包括英法两国。板垣提出了一个解决第三国僵局的妥协方案，内容是：结盟各国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要视情况而行，结盟的目的是把第三国际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如果不提出这个妥协方案，要想早日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米内海军大臣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板垣是无法回答的。 米内说，没有理由要早日结成军事同盟，难以把假想作战对象国不同的日本和德意两国捏在一起，如果是为了准备几年后同苏联打仗而结成军事同盟，他则反对。 板垣无法反驳米内的这些正确论点，而平沼首相、石渡大藏大臣也赞成米内的意见。有田外务大臣对陆军方案表示难以接受，因为他主张把假想作战国只限于苏联，并且在对待第三国问题上，提出了比陆军方案更苛刻的条件。石渡大藏大臣说：‘需要签订一个使德意两国不脱离我国那样一种协定。’ 平沼首相的态度更从容不迫，他说：‘这并非是急于要办的事情。’ 两天后的一月十九日，再次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决定了日方的方针。 在第三国问题上，实际上扬弃了德意方案而附加了一顶条件，即把假想作战对象国仅限于苏联一个国家。这就是说，是否把英、法两国作为交战国，要视情况而定，以回避这个问题。对英法两国则要说明，轴心国是以第三国际为对手的。 会议还决定，要派遣特使向驻在柏林和罗马的大使去说明政府的意图。 有田外务大臣于一月二十二日晋谒天皇，秘密地启奏了五大臣会议上通过的方案。为了使天皇放心，外务大臣禀报说，除非出现德意与苏联或老同 第三国的“共产国际的破环行径”交战的事态，否则日本是无意参战的。有田还申明，政府的方案实际上只不过是加强了防共协定而已。 根据五大臣会议通过的方针的精神，外务省立即动手拟定政府方案和指示，在二十五日得到了五大臣会议的批准。第二天，外务省派出外交信使，将这些文件送往柏林和罗马的日本使馆。 柏林的大岛大使焦虑万分地等待着政府的回答。一月九日在柏林，双方已把签字仪式安排在二十八日那天举行，并决定了从二十一日开始，花一周的时间来为签字仪式做准备工作。 大岛大使由于不了解在东京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作出的判断是，政府迟迟不发回电，是因为驻英国大使重光反对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阻拦了有田外相的工作。因此，大岛建议一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召开日本驻欧使节会议，他想届时再在会议上说服重光大使。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看一下平沼内阁处理这个问题的日程表，就会发现内阁是在有意识地拖延结盟的谈判。一月二十五日拟就的，而注明二十六日的日期的指示和日方提案，由信使送到柏林已经是二月一日的事了。在此期间，在柏林的大岛大使曾经发电报催促政府，一月十三日他又专门派信使回东京询问，但是没有收到政府一个字的指示。 在巴黎举行的日本驻欧洲大使、公使会议本应在签字仪式的同一天即一月二十八日开幕。大岛大使向里宾特洛甫介绍了有关情况，同时着手做巴黎之行的准备工作。但是在临动身之前，他得了急性肺炎，因此无法成行。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改由宇佐美珍彦参赞前往巴黎出席会议。” 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在巴黎召开的使节会议的结果同本书内容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我只想把这次会议的结论说一下：与会的大多数人违背了大岛和白鸟的意图，都反对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 [五十五]高田公彦（九月二十四日谈话）在大岛大使未能前往巴黎出席会议的前后，驻土耳其使馆的有仓道雄向柏林的冈边熊四郎武官报告说，偷越苏联边境已经失败了。大岛大使患急性肺炎一事，是否是不去巴黎参加会议的借口呢？ 如果此事属实，那就等于大岛大使把后来的史学家们也都欺骗了。 我认为，可能是大岛大使在听取了冈边武官的偷越边境已经失败的报告以后，为了商讨善后对策而决定不去巴黎的。对大岛大使来说，防止日本制订的暗杀斯大林计划一事张扬出去，这该比巴黎会议重要得多。 为了印证自己的上述推理是否正确，我拜访了高田公彦，请他介绍一下当时大岛大使的情况。 “大岛大使没能参加巴黎会议，是因为他得了肺炎。在那之前，大岛就已经感冒了，整天不停地咳嗽。但因为公务太忙，所以也没有顾得上休息，拖来拖去病情越发严重，在去巴黎前一天住进了医院。 大岛有个打算，他想在使节会议上说服重光改变反对结盟的态度，然后两人联名草拟一份要求早日签订军事同盟的备忘录，并递交给有田外相。然而由于大岛得了急性肺炎，并在去巴黎前一天夜里住进了医院，决定让宇佐美代替他去巴黎。但是宇佐美是个蹩脚的角色，他到了巴黎之后，不仅没能说服重光，反倒被重光问得张口结舌。 现在想起来，巴黎会议确实是个重要的会议。会议在二十八日和二十九 日开了两天，当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战后才听说，希特勒在获得巴黎会议的情报后，终于放弃了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的念头。而作出向苏联靠拢的决断。也就是说，巴黎使节会议是促使德国转变外交方向的第一个因素。 日本在外交上有个倾向，有总自以为是的毛病，不考虑对方的反应。日本在外交事务方面不善于随机应变，不能够依据对方的态度随时变换方针、政策。因为日本在外交方面失去了机动灵活性，所以总是受对方的摆布。当时也是这种情况。设身处地想一想，德国如果同日本结盟不成，它就很可能接近苏联，这一点是应当考虑到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也要深刻地反省。 一月三十日，举行了纪念纳粹德国成立六周年的庆祝活动，希特勒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演说，演说中没有攻击共产主义的内容，已经成为例行公事的攻击共产主义的作法消声匿迹了。而对这一点，我们并未觉察出来。大使馆内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希特勒的兴趣已经从日本转到了苏联身上，即使是大岛大使也不例外。 大岛在一月三十日晚上出院，第二天便同海因里希·施塔默举行了会谈。 施塔默是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办公室就设在鲁道夫·赫斯任长官的总统办公厅里。当时他奉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同大岛讨论了西班牙参加防共协定的问题。 后来，大岛又到位于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举行了会谈，到傍晚才返回座落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日本大使馆。 紧接着，他又听取了刚从巴黎回来的宇佐美的关于使节会议情况的汇报。 半夜时分，日本外务省的特使乘一架日本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来到柏林，他给使馆带来了政府的提案和有田的指示。收到这些文件后，大使馆的高级职员通宵进行了研究。但是文件中似乎并没有符合德国方面意图的内容，大岛脸色阴沉，闷闷不乐。 第二天一早，大岛来到威廉大街上的德国外交部，向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提案，并说明了日本政府将要派出特使之事。据说里宾特洛甫外长对日本政府的提案不满意，他还对大岛说，绝不能等到日本特使到柏林来。他紧逼日本方面尽可能在二月底至三月初这段时间内结盟。大岛则表示要为此事而努力，欣然接受便返回了使馆。不三思就欣然接受，是大岛的一个毛病，办不到的事就应该说办不到才好。 大岛一回到使馆，就用电报向有田报告了德国方面的想法，而有田只是答复说，在特使团抵达之前不要再进行交涉了。这样一来，大岛的处境就很尴尬，因为他曾在里宾特洛甫面前作过很乐观的保证。日本特使团虽然已于二月份从日本出发，但是到达柏林要拖到二月二十七日，所以不可能按照德国方面希望的日期来举行签字仪式。 鉴于这种情况，大岛打算先说服驻在布鲁塞尔的来栖大使和驻在伦敦的重光大使等反对派，然后再通过他们做有田的工作。于是，从二月六日到十三日，大岛到布鲁塞尔和伦敦转了一圈，分别同来栖和重光交换了意见，然而他的活动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二月十四日，大岛无精打采地出席了满洲国和匈牙利加入反共协定的签字仪式，见到里宾特洛甫外长时，竟然连个招呼也没打。大概是因为他曾当着里宾特洛甫的面欣然允诺，但是没能兑现而感到不好意思了吧！” 从高田公彦的证词来看，大岛没去巴黎参加会议的原因，的确是因为他得了急性肺炎。但是， 高田证词中谈到大岛大使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举行了会谈一事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希姆莱兼任党卫军和全国警察最高长官的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谈判，是一个站在日本同德国结盟的交涉圈外的人物。那么，大岛大使究竟是为了什么事要同他进行会谈呢？ 为了搞清楚大岛同希姆莱的关系，我查阅了与希姆莱有关的传记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一本名为《希姆莱》的书（一九六四年在伦敦出版），作者是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兰格尔。书中有下述一段记载： “第二年一月，希姆莱向幕僚们报告了他同日本大使会谈的情况。这个会谈除了谈到关于三国同盟签字仪式方面的事情之外，还谈到了日本派遣间谍潜入俄国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发现了这段文字，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转而又一想，曼维尔和弗兰格尔这样写有什么根据呢？ 对此事应当加以证实。但是《希姆莱》一书中并没有标明所引资料的出处，我仿佛堕入了五里雾中，不得不去寻找线索。 我最先查到的资料，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这些庞杂纷繁的资料，是了解德意日三国为结成同盟而进行的谈判情况的必备资料。在日本，这些资料制成微缩胶片保存在国立国会图书馆里。 我每天都跑到国立国会图书馆夫查资料，为时达一个月之久，终于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 下面转引的资料，是瓦尔特·谢伦贝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他从希姆莱那儿听到过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希姆莱同大岛大使会谈的内容。当时，瓦尔特·谢伦贝希是党卫军保安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副官。 [五十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另外，他（大岛大使）还介绍说，已经给七个俄国人配备了手榴弹，想要让他们从高加索潜入苏联。这些俄国人的使命是暗杀斯大林，但是潜入的七个人中有三个人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了。” 看来大岛大使是知道入侵失败的消息的。这样的话，大岛因患急性肺炎而中止了巴黎之行的说法就有些蹊跷了。大岛大使是否在收到用“樱花已谢”的暗号发来的计划失败的消息后决定不去巴黎，而留下来同冈边武官和竹中少校研究善后对策呢？由此事也可以看出，经过研究讨论之后，决定大岛同希姆莱举行会谈。 我认为需要更详尽地了解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大岛同希姆莱会谈的内容。 我到大阪访问了有仓总业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但是扑了个空，有仓道雄不在。就在两天以前，众议院刚刚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有仓总业公司违法进行政治捐款的事情。为了逃避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仓道雄整天东躲西藏。 我来到尼崎市有仓的家里，混杂在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们中间，在门口足足等了七个小时。有仓在晚上九时终于回来了。运气还算不错，有仓只允许我一个人进入他家里，并答应给我十分钟的采访时间。 ［五十七]有仓道雄（十月一日采访）作者：为了同你协商善后对策，大岛是不是在一月底来到伊斯坦布尔的？ 有仓：当时大岛应该是到巴黎去了，因为使节会议要在巴黎召开。 作者：然而大岛因为在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得了急性肺炎而中止了巴黎之行。从时间上讲，与收到你的“樱花已谢”的电报是互为前后吧！ 事实真相大概是这样：大岛从收到你的电报的冈边那儿知道了入侵失败 的消息，于是他就装病而没有去巴黎。大岛在住进医院以后，谢绝会客而同冈边和竹中会谈。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还商定要再搞一次暗杀斯大林的活动。为了取得成功，你们还决定要取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协助。难道不是这样么？ 有仓：你这个人也真够呛！暗杀斯大林的事就象我以前对你说的那样。 长谷部返回了日本，而四个俄国人都加入了斯特凡·邦德拉搞的乌克兰独立运动了。 作者：恐怕不是这样吧！因为宇多川达也在赤塔的集中营里曾经对川崎英明副官说，企图谋杀斯大林的事发生在诺门坎事件之前，诺门坎事件则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事情。 据当时在参谋本部第八课任职的岩野须磨雄透露，斯波中校听完了斯大林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典礼上的演讲之后说：“留西柯夫可能失败了。” 从这两个事实来看，企图暗杀斯大林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以后，但是不会迟于诺门坎事件，如果让我大胆地作一个假设，可以认为就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那一天。斯波中校的“留西柯夫可能失败了”这句话是五月一日傍晚时说的，由于时差的关系，那时莫斯科应当是五月一日的白天，也就是说，是苏联举行劳动节庆祝活动那天。大概袭击斯大林的行动原定要在这一天实行吧！？因为斯大林的演讲顺利地结束了，所以斯波中校才下意识地说了一句“留西柯夫可能失败了。”在大岛和希姆莱的会谈中，不是也谈到了这次即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了吗？ 有仓：大岛和希姆莱会谈的事过去我并不知道，今天还是头一次听说。 作者：大岛对希姆莱说，因为刺客在边境线上被击毙，所以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失败了。大岛表示，要再搞一次暗杀斯大林的行动，并暗示希望希姆莱给予协助。大岛是要干到底了！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威胁，并且相信，要想削弱苏联的实力，除了干掉斯大林外别无它法可行。 有仓：要我说出你所想象的东西，这的确很难办。我一直认为大岛是到巴黎参加使节会议去了。他因为得了急性肺炎而没有去巴黎，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作者：这么说，仅就你个人而言，除了拍发通知潜入失败的电报以外，你同暗杀斯大林计划再没有什么关系了？ 有仓：是这样的！不久我就调离土耳其到西班牙工作去了，这些事我都和你说过了。 作者：在二月底，你同立川升少将[注]对调了工作，并且在巴塞罗那陷落后不久，你到了西班牙。这是实际情况。 不过，从入侵失败到你去马德里任新职，这期间还有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得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援助，你们打算再搞一次入侵的行动吧？ 有仓：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你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提问题是不行的。我当时处在土耳其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根本不能自由活动，哪里还谈得上搞什么第二次入侵呢？ 作者：这么说，第二次入侵行动是由你的后任立川升少将负责搞的吧！？ 有仓：先生，你不能来诱供这套把戏嘛！我离开以后的事情我全不知道。 作者：战争结束以后，冈边熊四郎曾协助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的GZ即情报课建立了冈边机关。你和辰巳荣一、柏本俊介等人都是冈边机关的干 部，听说立川升少将也加入了冈边机关。你们在战后也一道工作过，我想，你一定会从冈边或者立川那儿听到过关于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情。 有仓：根本就没有什么冈边机关。这种说法不过是新闻界编造出来的传说而已。 作者：我的意思是，在战后的交往中，你是否听说过有关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儿？ 有仓：我没听说过。我们这些旧军人嘴很严，也从不干预别人的事。我从来没有向冈边打听过这方面的事情。 作者：照你这么说，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或许确有其事，只不过你不了解罢了。 有仓：我要说的是，有还是没有，我不知道。 作者：大岛为什么要把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告诉海因里希·希姆莱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没从冈边那儿听到些什么吗？ 有仓：什么也没听到过。说句老实话，大岛同希姆莱会谈过这件事，我还是从你这儿第一次听说。 作者：不见得吧？看来再问下去也是白搭。希望你再回答我最后一个提问：为什么你只允许我一个人来采访呢？ 有仓：因为你不会提出违法、政治捐款那样无聊的问题。此外，我还希望通过这次谈话，能让你尽快地接受我的说明，而早些结束调查活动。 作者：我很想接受你的说明，遗憾的是，在你的话中有几处地方很难让人理解[注]立川升，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毕业生，历任上海特务机关长、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印度国民军顾问。战后成为冈边机关的成员，后来移居巴西，现在生死不明。 有仓道雄矢口否认有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为了打开一个突破口，我到处查阅记载当时情况的记录或者历史书籍。有一天，我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离开日本赴柏林的所谓特使团一事。 特使团的任务虽然是要向驻德大使大岛和驻意大使白鸟传达政府的真实意图，但是，我想在柏林逗留期间，他们或许也谈过关于“熊工作”计划的问题，既然毫无旁的线索，我就打算把特使团的来龙去脉弄得更清楚一点。关于特使团问题，除了川岛种佑写的《轴心同盟史》之外，还没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五十八]川岛种佑着《轴心同盟史》 “二月一日，在收到东京外务省发来的一月十九日在五大臣会议上通过的日本政府最后方案后，驻在柏林的大岛大使通知了里宾特洛甫外长和威兹萨克副外长，内容中包括日本政府将要向柏林派遣代表团的事项。 以从前驻华沙武官伊藤述史[注1]为团长的特使团，于一月二十三日接受了指示，二月二日从日本动身出发。由陆军调到参谋本部第六课任课长的辰巳荣一[注2]上校和海军的阿部胜雄少将参加了特使团。伊藤特使团负有这样的使命：向爱单独行动的驻德大使大岛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详细地说明政府最后方案的内容。途中，特使团在意大利与白鸟大使、坂本参赞和永井二秘等汇合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柏林，下榻在布里斯托尔饭店。 特使团到达柏林以后，他们六个人同大岛大使、冈边武官等在一处不惹人注意的僻静地方开了两、三天的会议。特使团和驻德、意两国大使馆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一直到最后也没能弥合。 尤其是大岛，对政府的方案表示难以接受，他甚至拒绝向德国方面提出这一方案。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个方案，是对德国的背信弃义。 三月三日，大岛独断专行地把日本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召集到柏林开了一个会，反而要说服特使团改变态度。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不大清楚，但是在第二天上午，大岛看到同特使团的交涉没有什么指望了，便给有田外务大臣拍发了一封电报。大岛在电报中表示拒绝转交特使团带来的政府方案，并逼追有田外务大臣作出最后明确的表态。 这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正想放弃同日本结盟，而倾向于只由意德两国结成同盟，因为日本想把同盟的作战对象只限于苏联一国。 三月四日晚上收到大岛大使的电报之后，有田外相大怒，一度甚至考虑撤换大岛和白鸟两位大使。而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给大岛大使发任何指示，任凭特使团同驻德、意大使去谈判。但是，大岛和白鸟大使的询问电报不断发来，有田外相只好拟定了一份回电，并于三月十二日提交五大臣会议审议。 会议上，米内海军大臣勃然大怒地说：‘说什么从当地情况来看此案不妥，这是什么话！政府不但了解当地的情况，而且还从大局着眼，观察了整个形势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甚至还派出了特使去加以说明。相反地，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并且不愿意同德国人进行谈判，这成何体统！’米内海军大臣反对发指示电报，他说：‘如果这次发去外相的复电，可以预料只会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他们能够按照政府方案办事，这样倒没有什么问题；其二是，他们如果再来一个反对，那不就糟了吗？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可就一筹莫展了！’ 出席五大臣会议的其他人，对米内的意见没有表示反对，因此决定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草拟出各自的方案后再进行磋商。 德国宣希把捷克作为保护国，并且向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派驻了武装部队，这是三月十五日的事。尽管德国的这一举动是对去年九月二十九日缔结的慕尼黑协定的公然违反，然而同捷克缔结有相互援助条约的法国和苏联却眼看着捷克被肢解而袖手旁观。纳粹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波兰，世界各国对这一点，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慕尼黑协定签字后一度沉寂下来的欧洲外交，顿时间又活跃起来了。 同样是在三月十五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失提议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结成军事同盟。法国的达拉第内阁准备接受这个建议，英国的张伯伦首相却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主张发表一项保障波兰独立的联合声明。李维诺夫外长认为英国的倡议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便在三月二十一日宣布苏联拒绝接受。 另一方面，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外长在三月十六日召见了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要求波兰归还从前是德国领土的但泽市。利普斯基立刻返回华沙同政府当局磋商。根据贝克外长的意见，波兰政府在三月十七日断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向驻在华沙的德国大使表明了这一态度。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对波兰安全保障的许诺，贝克外长还试探了英国和法国的态度。英国的许诺，是张伯伦首相三月二十日在下院的演说中作出的。 张伯伦的演说发表三天以后，在纳粹党的援助下，但泽市的德国籍居民举行了暴动。由于害怕德国占领但泽市，波兰出动了陆军部队。德国方面判断，波兰出动陆军是要镇压德国人要求复归祖国领土的运动，因此也命令驻 扎在东普士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这一天，波德两国的关系紧张到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关于两国就要打仗的说法到处流传。 远离欧洲的日本，看来对于这种事态是欢迎的。慎重派认为，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去结成容易被卷进同英法两国的战争的军事同盟。这派人的确是得势了。 欧洲出现的新的紧张局势，也给东京重新拟定政府方案的工作投下了阴影。拟定草案的工作被有意拖延，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方案才最后确定，并作为政府的最后方案，在第二天午后三时，用电报发往柏林和罗马。电报的内容如下： ‘暂且按照特使带去的方案进行正式谈判。’电报还指示了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接受上述作法时的妥协方案。 大岛和白鸟两位大使一收到这个电报，便立即同陆海军武官和特使团在柏林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判断是，在捷克事件中，轴心国方面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结成同盟的形势已成定局。日本必须尽早结盟，否则，德国和意大利就很可能向苏联靠拢。 四月二日，根据国内的指示，大岛和白鸟分别前往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部，并且递交了特使团带来的政府方案。同一天，未起到任何作用的特使团离开柏林动身回国，五月四日，特使团一行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注1]伊藤述史，曾任驻华沙的公使、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和情报局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设立了隶属于加农机关的伊藤机关。他因为曾经利用间谍船“衣笠丸”对中共进行了情报活动而名噪一时。 [注2]辰巳荣一，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学生，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毕业。战争结束时是中将。 他曾担任过驻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后晋升为武官。战后，他同冈边机关的干部们作为吉田首相的智囊人物，协助日本重整军备的工作。 当时的驻意大利陆军武官柏本俊介，可能在派特使团期间，曾经和大岛大使、冈边武官就结盟一事开过好几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岛大使和冈边武官会不会透露一些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情况呢？ 我反复向柏本俊介提出要去采访的请求，直到第四次时他终于松口答应了。 [五十九]柏本俊介（十月三日采访）作者：听说伊藤特使团去柏林时，你也随同白鸟大使到柏林去了。 柏本：对！我也去了。 作者：那么你该会见到了大岛大使和冈边武官吧！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柏本：谈话是从对欧洲形势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开始的，议论了德意两国的外交方针，讨论了日本今后应该采取的对策，等等。战后，有人说加入轴心国同盟的决定把日本引上了歧途。其实，轴心国同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结成的。从开始谈判到最后签字，费时大约有两年之久。我们是满认真的呢！ 作者：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没谈到军事同盟以外的事情吗？ 柏本：你说的是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吧！前些日子你还打电话来问过。 作者：对！是有那么回事。 柏本：这方面的情况或许也谈到了一些。我记得辰巳对冈边说过最好别于这种冒险的事之类的话。 作者：这是辰巳个人的意见，还是他转达了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的意见呢？ 柏本：恐怕是辰已个人的意见吧！同山口没有关系。 作者：不能这么说吧！因为从建制上来讲，谋略工作归二部部长山口管辖。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原先就是由斯波中校提出来，并得到山口部长批准的。 柏本：第二部部长并没有一一地作过具体的指示呀！ 作者：暗杀斯大林非同小可，搞不搞第二次暗杀活动也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嘛！ 柏本：我没听说山口部长为此事作过什么指示。 作者：第一次暗杀活动在一月二十七日失败了，而特使团从日本出发则是二月二日。有仓用“樱花已谢”的暗语通知冈边说入侵已经失败。我想，冈边一定把这个失败的消息也通知了在东京的第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第八课课长唐山和斯波中校，而山口、唐山和斯波三人则委托辰巳向冈边转达了一些具体指示。所以我才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柏本：我认为辰巳不知道“熊工作”计划的事儿，所以听冈边一说起这件事他就大吃一惊。 作者：是吗？我还一直认为是辰巳上校传达了东京的指示呢！ 柏本：这件事同辰巳没有关系。 作者：制定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时候，为什么要取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帮助呢？ 柏本：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是有仓告诉你的吗？ 作者：瓦尔特·谢伦贝尔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大岛大使曾经请求希姆莱给予协助。 柏本：噢？谢伦贝尔希作过这样的证词吗？在东京审判大岛的时候，大岛站在被告席上，不是一句也没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吗？ 作者：世界各国的宣传报道机构听了谢伦贝尔希的证词就放过去了。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专门审理纳粹的战争计划和战争罪行情况，所以宣传报道机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了。说句老实话，同纳粹分子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暗杀斯大林的未遂事件是微不足道的。 柏本：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好象要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听说要求党卫军保安局助一臂之力的建议，是大岛想出来的。 作者：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大岛大使、冈边武官和竹中广一等三个人在一块儿研究了善后对策，并决定要再搞一次。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柏本：我不知道这件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到柏林去的时候，冈边告诉我，第一次暗杀计划已经失败了。这个计划我还是从大野那儿接到过报告。我个人是反对搞暗杀斯大林计划的。因为我认为这不会成功，而且日本策划这个行动的事，一旦被人家知道，那就成了一大丑闻了！ 在三月初那次谈话中，冈边告诉我，在德国党卫军保安局的协助下，还要再搞一次暗杀斯大林的行动，我和辰巳都不赞成。而冈边则说，这次行动肯定会成功，因为谢伦贝尔希已经答应给予协助。我说：“要是那样的话，你们愿意干就干好了。”说完，我就和他们分手了。 作者：所谓谢伦贝尔希答应给予协助，具体是指什么呢？ 柏本：我没问过详细的内容。我记得冈边告诉我说，党卫军保安局的谋略专家们要来帮忙一事，已经确定下来了。 作者：什么谋略专家？ 柏本：战后，冈边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了，是一个叫汉斯·冯·舒伯特的人。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苏联被处决了。 作者：苏联所以要处决他，是因为他参与了暗杀斯大林活动吗？ 柏本：究竟怎样，我不了解。 作者：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实施的呢？ 柏木：听冈边说，是在诺门坎事件发生之前。详细情况有仓应当知道。 你在大阪见到有仓，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情况吧！？前些时候有仓曾经问我说：“有个人在了解关于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儿，他要见我，怎么办好呢？” 我告诉他，既然是过去的事情了，只要不会给还活着的人带来麻烦，你就跟他说说吧。 作者：根据记录，你是在三月初代替了影佐祯昭少将而被任命为军务课长的吧！ 柏本：据说，陆军省方面认为，要想使军事同盟的谈判取得进展，陆军中主持这项工作的军务课课长的职务，最好由一个熟悉欧洲事务的人来担任。这样，便选中了我。影佐与其说是个欧洲通，不如说他是个中国通。 作者：接替你担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的是谁呢？ 柏本：不用我说，你早已经调查清楚了吧！ 作者：是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上校！二部第八课是谋略课，就是这个课的课长后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使馆的陆军武官。 柏本：战争结束后不久，唐山就病故了。 作者：我觉得，当时在二部当部长的山口喜三郎少将和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上校，似乎是制定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都不太有名气，如果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成功了的话，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姑且不论，他俩可就要上历史书娄！ 柏本：斯大林要是被暗杀了，苏联国内非大乱不可。 作者：谋略课长唐山上校被任命为驻意大利使馆陆军武官后，三月动身上任去了。这同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有关系吗？ 柏本：好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派他到意大利去，是要搞清楚将要加入三国军事同盟的意大利的态度。不过，他当时也是知道有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的。 作者：被任命为驻苏联使馆武官的第五课课长川又英人上校也是在那个时候走马上任的，他是不是也知道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呢？ 柏本：据说在东乡接替重光担任驻苏大使之后，武官处也要更换人事，所以川又也到了驻苏使馆任武官。 作者：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唐山上校去意大利，川又上校赴苏，这些全是为实行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而下的几步棋。他俩都是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推进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和破坏活动的人物，所以把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也告诉他们了。这样的人事安排，恐怕是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为了使第二次暗杀计划完全成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吧？ 柏本：就是在战后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事。你的想法也太出格了。 作者：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有些什么内容呢？ 柏本：我不知道。 作者：你为什么要掩盖这些事情呢？ 柏本：不知道的事儿我不能说知道啊！现在我要到委员会去一下，实在 抱歉，恕我少陪了！ [六十]国家秘密警察文件（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一九四一年）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成员的名单以及个人记录等，大部分在德国战败前不久被烧毁和藏匿起来了。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是一九五六年，从奥地利的塔拉温茨湖湖底打捞上来的一批盖世太保的文件中发现的。 这份文件现在保存在奥地利内政部纳粹战犯搜查组中，其副本，在维也纳市一位叫西蒙·威泽塔尔的人手里。威泽塔尔是个犹太人，他依靠个人的力量追踪纳粹战犯的情况。 我读过一本叫做《我们中间的杀人犯》（西蒙·威泽塔尔着，一九六七年在纽约出版）的书，所以知道有威泽塔尔这个人。从柏本俊介那儿听到汉斯·冯·舒伯特的名字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威泽塔尔这个人，并想同他核对一下事实。 三个星期之后，威泽塔尔邮来了舒伯特记录的影印件和他本人写的有关记录。 汉斯·冯·舒伯特：（党证号三一五七八）人种：白种人。 年龄：三十六岁。 身高：一点七八米。 躯体特征：金发，眼睛呈灰蓝色。 出生地：中国上海。 现住址：柏林布波茨坦大街三○八。 简历：（一）一九○五年生于上海。父亲冈特·冯·舒伯特，是个传教士。（二）一九二四年考入慕尼黑大学民俗学系。（三）一九二六年被慕尼黑支部发展入党。 在党内的简历：一九二六——一九三○年任慕尼黑支部的宣传员；一九三○——一九三四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在党卫军保安部共产主义处工作；一九三五——一九四○年任党卫军国外保安局第一处第三组组长；从一九四○年起任党卫军国外保安局第一处处长。 性格及思想：性格坚韧，办事有计划性。少言寡语，热爱本职工作，不善社交。 思想：缺乏民族社会主义思想。 弱点：（一）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协助犹太人的妹夫逃到瑞士去了。（参阅国家保安总部Ⅳ/I 号文件的记录，记录号码V——三○二八七）。 （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期间，曾与冲锋队队员克鲁特·莱涅凯搞过同性恋爱（参阅国家保安总部Ⅲ/Ⅱ号文件，记录号码Ⅻ——五一九二九）。 （三）曾被怀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同俄国间谍阿芙勒莫夫交换过机密文件。（参阅国家保安局总部Ⅴ/Ⅲ号文件《内务保安部关于阿芙勒莫夫事件的调查》）国家保安局局长：赖恩哈特·海德里希（签字）附记： 一九四五年三月，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译者注：即现在的苏联加里宁格勒）近郊的农村中，发现了躲藏在那里的汉斯·冯·舒伯特并逮捕了他。一九四六年二月，由于舒伯特有指挥屠杀白俄罗斯居民的嫌疑而受审，同年五月被判处死刑，九月被枪决。关于舒伯特的审判记录，请向莫 斯科现代史研究所查阅。 西蒙·威泽塔尔（签字）我向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打听同苏联现代史研究所联系的方法，他们答复说，该所的通讯地址是：莫斯科亘伯阳大街八——十三号。于是我发去一封信，希望他们能把审判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邮来。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记录的缩微胶片和收费单据。 审判记录记载的时间始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而止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记录的重点是关于舒伯特在白俄罗斯的活动情况。由于本书篇幅有限，这部分内容只好割爱了。 [六十一]法西斯战犯秘密审判记录（莫斯科国立图书馆藏）检查宫卢森科：被告强辩说，他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并不违反日内瓦协定，还辩解说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上司的命令而已。然而早在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以前，他就参与了对我们祖国的谍报破坏活动。仅凭这一点，他就完全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被告舒伯特：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的对苏战争爆发以前，我并没有对苏联进行过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检查宫卢森科：既然你不服，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事例来看一看。一九三九年四月，被告制定了一个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并决定由沙俄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来执行。 被告舒伯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一九三九年四月时，我在柏林的外国保安局中担任整理情报的工作。审判长，我希望能把当时我的上司谢伦贝尔希传到法庭来作证。 审判长奇契林：被告的要求无法办到，不予批准。 检查官卢森科：被告舒伯特一九三九年三月从柏林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作为证据，我要提出当时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符拉基米尔·巴札罗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另外，我还将提供一份报告书的副本作为证据。 这份报告书是我国的一位代号叫莱欧的情报人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书写的。 审判长奇契林：现在接受检查官提供的文件证据。 检查官卢森科：巴札罗夫同志的报告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被告曾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卡托里安饭店住过。这件事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我国特工人员向巴札罗夫同志报告的。对这个事实，被告如何解释呢？ 被告舒伯特：不错，当时我是去伊斯坦布尔旅行了。旅行的目的，是要从我国情报人员手中领取有关英国情报部门在土耳其活动的资料。三月十九日交接了这批资料以后，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托卡托里安饭店，乘东方铁道公司的火车回国了。 检查官户森科：被告在三月二十日清晨离开托卡托里安饭店以后，由一个日本人领路，乘汽车到了位于阿亚斯·巴夏大街的一栋房子里。 这栋房屋建筑在能够俯视搏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山岗上。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立川，他租下了这栋房屋作住宅，这里也是日本特工人员及他们雇用的托洛茨基分子暗杀队的藏身之所。 被告舒伯特：审判长，我有异议。检查宫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是要嫁祸于我。 审判长奇契林：被告坐下，不准发言，否则将把你驱逐出法庭。 检查官卢森科：被告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同日本的特工人员竹中、三枝， 长谷部和立川等人，制定了极其卑鄙的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 被告舒伯特：检查官并没有拿出证据来。 审判长奇契林：舒伯特，不许你讲话。我要向检查官提一个问题：你说被告策划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你有什么根据吗？ 检查宫卢森科：当时，我国的情报人员谢苗诺夫同志一直在监视着藏在阿亚斯·巴夏大街秘密据点中的这帮家伙，并且把监视情况及时地报告了巴札罗夫领事。作为证据，我提供该报告原文的副本。这份报告是巴札罗夫领事根据谢苗诺夫的汇报整理出来的，并且递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了。 审判长奇契林：予以接受。 检查官卢森科：报告书的第一页是在二月一日写的，最后一页注明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三日，共有十三页。现在，让我念一下第一页上的记载： “谢苗诺夫同志报告说，昨天晚上他同英欧再次接了头。他们（译者注： 指被告等）住在阿亚斯·巴夏大街一处秘密据点里，并且研究了下述计划，谢苗诺夫准备雇用两名土耳其人，让他们轮流监视日本人据点的动静。莱欧同谢苗诺夫商定：一旦发生新情况，立即进行联系。” 三月二十二日的报告写道： “谢苗诺夫报告：他布宣在阿亚斯·巴夏大街上的土耳其人密探失踪了。 在德国人舒伯特访问立川之后，这两名土耳其人被人绑架走了。谢苗诺夫闻讯后急忙赶到据点时，已经晚了。他们（译者注：指被告等）已经撤离了这个据点。但是谢苗诺夫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莱欧会有信来的。” 几天之后，海浪把失踪了的两名土耳其人密探的尸体冲到了搏斯普鲁斯海峡的岸上。 虽然巴札罗夫领事和谢苗诺夫同莱欧的联系中断了，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这帮家伙们跑到哪里去了。因为莱欧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给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交送了一份报告。现在让我念一段这个报告： “德国的盖世太保分子催促长谷部马上动身。他们挤上两辆事先停放在据点后院的汽车。因为走的太仓促，他们没有时间把转移的消息通知同伙们。汽车在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路上，以惊人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不久便消失在郊外的一个住宅区里。 这是一幢十分漂亮的用石块修造的房子，盖在可以鸟瞰大海的一座山岗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所房子从前是德国商人冯·什伯特道尔夫的私人宅邸。 除了什伯特道尔夫和他的妻子外，这里还住着三个体格健壮的德国小伙子，再有就是管家、司机、厨师、花匠和两个女佣人。 从汽车上下来以后，盖世太保分子把我们引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厅” 被告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冯·什伯特道尔夫是个纳粹党徒，他经常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在土耳其的法西斯匪徒们聚会使用。 可恨的恐怖集团的家伙们，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制定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卑鄙无耻的计划，并且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菜欧同志在报告中说： “预定要在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那一天进行暗杀。暗杀计划的内容如下： 暗杀队的行动日程表规定，暗杀队将于四月二十五日到达设在萨拉托夫车站附近的盖世太保的一个秘密据点，据点代号是‘发牢骚的人’。到达之后，他们要做最后一次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据点里，存放有纳粹外国保安局特殊科准备好的苏联内务部卫队的制服和身份证，还有一辆供内务部军官使 用的汽车。 内务部中有一个高级官员是留西柯夫的亲密朋友，他背叛了祖国而成了法西斯份子的同伙。他写了一道检查列宁墓的命令，并决定把命令交给纳粹匪徒。他还调用了一辆内务部卫队军官使用的汽车。在五月一日清晨，乘坐这辆汽车，从萨拉托夫车站开到列宁墓去就可以不受检查。遗憾的是我未能从留西柯夫嘴里问出这个高级官员的名字。 他们计划在五月一日早晨五时乘车到达列宁墓前，向岗哨出示伪造的证件，然后就要走进列宁墓内，伺机把定时炸弹藏在列宁的水晶棺里。引爆的时间定在上午十点，即斯大林同志登上列宁墓的时候。 列宁墓前只有一名哨兵。在五月一日那天，列宁墓的大门将关闭，即使到时候有人进入列宁墓，他也不会跨过栏杆到存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内查看，等等。这些事情暗杀计划都考虑到了。 据舒伯特说，在制定这个计划之前，德国的外国保安局还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演习场上搭设了同列宁墓极其相似的模型，进行了爆破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据说只用了二十包普通矿山用的炸药，就把用木头盖的列宁墓炸上了天，模型观礼台上的木偶像也被炸得无影无踪。通过这次实验，舒伯特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坚信计划一定能取得成功。” 以上这些情况，是莱欧同志递交的关于暗杀斯大林同志计划报告的内容。 审判长奇契林：这是一个惊人的计划。这么说是因为莱欧及时作了报告，这项计划才未能实现吧！ 检查官卢森科：是的，正是由于他采取了英勇果敢的行动，暗杀活动在进行之前就被制止了。 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请你继续讲下去。 检查宫卢森科：暗杀队四月五日离开伊斯坦布尔，乘汽车赶赴安卡拉。 被告人盖普哈尔特调拨的一架飞机正在安卡拉机场上待命。暗杀队到达机场后，立刻乘飞机到了夏腊。冯·舒伯特的一位丹麦人朋友在夏腊郊区经营了一个牧场，飞机就在他的牧场上降落了。 当时，在夏腊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列宁纳坎市之间，有一个由库尔德人建立的叫做“蛛网”的地下组织，他们帮助走私犯和偷渡国境者的活动，并收取钱财。 四月十日，舒伯特和另外四个日本人给四个恐怖分子送别。在“蛛网” 成员的带领下，这几个恐怖分子从牧场动身出发了。 被告舒伯特：审判长，我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提出异议。在你们这个法庭上，我没有一点办法来澄清强加给我的罪名。 审判长奇契林：我们还要听取你的抗诉，现在你要静听检查宫的起诉。 被告舒伯特：但是审判长奇契林：不要讲话！ 检查宫卢森科：这四个恐怖分子是：阿列克谢·瓦尔斯基、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安德烈·雅科夫列夫、戈里高利·波苏别罗夫。□□□□□□□□□□□□[注4] 莱欧试图在列宁纳坎市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由于无法摆脱另外三个人而没能成功。 与此同时，自三月二十日起，巴札罗夫领事与暗杀队的联络中断以后， 内务部一直在全力以赴地调查这些家伙们的去向，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从三月底到四月初，一批人数众多的反革命逃亡分子，从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东部山麓入侵到乌克兰南部地区。这股匪帮中的大多数人被消灭，只有少数人漏网了。内务部上了声东击西战术的圈套，作出了在伊斯坦布尔的恐怖分子已经转移到罗马尼亚的判断，而把戎备的重点放在乌克兰南部地区。 请不要责备内务部在最初阶段工作上的失败。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状况：万恶的德国法西斯在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欺骗了波兰，计划侵略我们的国家。面对这种事态，我国多次向波兰、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倡议结成军事联盟。然而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国家却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我国。面对着法西斯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的危险，我们必须孤军奋战保卫祖国。 所以，内务部判断，来自欧洲方面的渗透，是法西斯闪电式作战进攻的前兆，因而全力倾注到这个方面的警戒。请大家对这一点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暗杀队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潜入到列宁纳坎市，并同这座城市中迎候他们的盖世太保份子们汇合了。这些家伙隐藏在该市一个代号叫“高原人”的地下组织准备好的运葡萄酒的卡车上，先是到了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然后利用军用公路[注5]在两天之后到达了奥尔忠尼启则市。 在奥尔忠尼启则市内的亚历山德洛斯基大街七号，有一家亚美尼亚人开的小酒馆。这个酒馆的地下室，是“高原人”的秘密联络点。 经过休整之后，这些家伙们搭乘火车前往罗斯托夫市。在罗斯托夫市内，有一个代号叫“流浪汉”的地下组织。恐怖分子们到达这座城市之后，“高原人”的成员把他们交给了“流浪汉”的人。 审判长奇契林：我想向检查宫提一个问题：我对这些恐怖分子能够如此堂堂正正地坐火车从奥尔忠尼启则来到罗斯托夫，感到非常奇怪。在火车站和列车车厢里不是有检查制度吗？ 检查官卢森科：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领到了伪造的身份证、劳动手册、通行证和食品供应证。这些东西全是纳粹外国保安局的特殊科伪造的。 审判长奇契林：我记得刚才你也提过，所说的外国保安局的特殊科是个什么样的机关呢？ 检查宫卢森科：它是当时海因茨·约斯特任处长的党卫军保安局外国处里的一个伪造文件的组，它的总部设在柏林德尔布吕克大街，是由阿尔弗莱德·诺约克斯指挥的。现在，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发布了追捅战犯诺约克斯的通缉令，但迄今未能捉拿归案。 审判长奇契林：解释到此为止，请检查宫继续起诉。 检查宫户森科：在“流浪汉”的帮助下，恐怖分子们在罗斯托夫隐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前往下一个中转地土拉，那儿也有盖世太保建立的一个组织，代号是“喜剧人”。 在土拉市，莱欧终于勉强地同该城的内务部联系上了。从此以后，这伙匪徒又处在内务部的监视之下，仍然让他们继续自由活动。当这些匪徒来到莫斯科，躲进德国法西斯的秘密据点时，内务部突然发动了一次快速的围剿作战。三个恐怖分子畏罪自杀了。与此同时，保安警察还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和土拉同时展开攻势，包围和捣毁了这三个地方的盖世太保组织。 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在暗杀活动中，被告舒伯特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检查官卢森科：他向日本法西斯军部提供了在土耳其和我国境内的法西斯组织。根据他的命令，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土拉和莫斯科建立了法西斯的秘密据点。他还命令各个据点把恐怖分子藏几天后，再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下一站。根据菜欧的报告，我们得知了这些据点。 审判长奇契林：照你这么说，因为莱欧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才得以防止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于未然。 检查宫卢森科：正象我多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莱欧同志的机智勇敢的行动，则不可能把法西斯分子揭发出来。 审判长奇契林：对于检查官的指控，被告舒伯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被告舒伯特：嗯我想在法庭上同莱欧对证。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莱欧这个人，他完全是检查院方面虚构出来的证人。 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被告提出了请求，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检查官卢森科：要莱欧出庭对证是不可能的。他现在□□□□□□□□[注6] 审判长寄契林：舒伯特，你听见了吗？ 被告舒伯特：这不是公正的审判，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 [注1]原件的记载是：审判舒伯特记录证据编号为八——二一三九，内容下详。 [注2]原件的记载是：审判舒伯特记录证据编号为八——二一四○，内容不详。 [注3]当时的列宁墓是木制结构，列宁的遗体存放在地下室里。现在的花岗岩和长石结构的列宁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建的。列宁墓前现在有两名卫兵，而在当时只有一名。现在，除星期一和星期五之外，每天从上午十一时到午后二时开放，星期日的开放时间延长到午后四时。 [注4]空白部分恐怕是一九七三年公开发表资料时删掉的。估计原来是关于莱欧的一段文字。 [注5]系指横穿高加索山脉的第比利斯到乌拉德高加索的军用公路。一八五七年开始修建，五年后竣工。据说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乘汽车跑完这条公路的全程需要三十几个小时。 [注6]这部分缺字，看样子也是有关莱欧的内容。 我发现亚瑟·亨得里克斯的书中引用了一段塔斯社的报道。亨得里克斯是把这段报道作为情报战争的一个事例来引用的，他显然忽略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像。苏联方面对暗杀斯大林未遂事件一直保持沉默，看样子是怕影响已经开始进行的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斯大林解除了亲英的李维诺夫外长的职务，而任命亲德的莫洛托夫担任了外交部长。 [六十二]塔斯社消息：（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播出）“据内务部宣布：年务部已经破获了隐藏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土拉和莫斯科的法西斯间谍机关。这些代号分别是“高原人”、“流浪汉”、“喜剧人”和“发牢骚人”的间谍机关，从事了刺探情报和破坏活动。三十八名间谍中，有二十一人在枪战中被击毙。” 据亨得里克斯着的《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宣传战的研究》一书中说，被逮捕的十七名间谍中有五个德国人。大约四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五个德国人获释，并被送回德国。 [六十三]柯里斯托活·布卡南撰写的《斯大林传》（一九六九年于纽约出版） 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肯定是在事先详细和周密地调查了斯大林的行动之后制定的。只能想象这项调查是由纳粹党卫军保安局（SD）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三月间进行的。调查后汇编的资料当然没有保存下来。 下面引用的资料，叙述了斯大林日常活动的情形，不得不用它来代替曾经存在过的调查记录了。 “娜加[注1]出人预料的自杀之后，斯大林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他搬出了克里姆林宫而住进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厦。因为继续呆在克里姆林宫的游戏殿内，会使他时常想起同娜加在一起生活的往事。斯大林虽然有“铁人”之称，但也难以忍受这种折磨。 斯大林把他的两个孩子安顿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卡扎科夫宫的二楼，除了同这两个孩子一道吃晚饭以外，斯大林很少在那里起居。 看样子，斯大林是在莫斯科西郊的孔采沃别墅，或者在莫斯科普洛夏德大街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厦中过夜的。 斯大林执掌政务，精力是十分充沛的。每天他都频繁往来于克里姆林宫、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厦之间。他果断和干净利落地向书记处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听取贝利亚的内务汇报，并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斯大林还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外国大使，出席外国使节团举办的晚餐会。 斯大林不仅意志坚强，胃口也很好。在进餐时，他经常灌很多烈性伏特加酒，偶尔兴致来了还开几旬颇有份量的玩笑。 斯大林的活动日程表由秘书处负责制定。日程表编排得十分周密而且也很机械，除了秘书处处长亚历山德鲁·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外，知道这个日程表内容的人寥寥无几。 斯大林的猜疑心很重，简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整天处在胡思乱想的痛苦之中，似乎有人随时都在准备刺杀他。斯大林认为，与兴师动众的情况相比，不露声色、悄悄地行动反倒更安全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总是只带一、二名随身警卫乘坐汽车到处活动。但是，他在一天内也要更换几辆不同的汽车以防不测。斯大林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市民们眼前悠然而来又悄声而去。 斯大林身边的警卫工作由内务部的警卫局负责。以前，警卫局局长是匈牙利人K·V·鲍凯尔，鲍凯尔被当作德国间谍处决之后，尼古拉·符拉西克担任了这个职务。 尼古拉·符拉西克从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斯大林的随身警卫员，常驻在供斯大林专用的孔采沃别墅。他打着斯大林的旗号，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娜加死了以后，斯大林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同群众越来越疏远了。贝利亚、波斯克列贝舍夫、马林科夫和米哈利斯等一小撮亲信，给他灌输了政治偏见。 斯大林为个人家庭的不幸和风湿痛病所苦恼，为部下的腐败无能而生气，处于被出卖的恐怖之中，一年到头总是暴躁不安。他对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经常大发脾气。斯大林在一年之中只有两次公开露面的机会，那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革命纪念日。到了这两天，斯大林要登上面对红场的列宁墓，向当局有计划地组织好的“群众”发表演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 [注1]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于一九三二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晚上自杀了。有人说，她是在同斯大林激烈的争吵之后，被斯大林杀死的。 [注2]苏联的领导人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要登上列宁墓，站在墓顶两排台阶中比较高的那排台阶上，要从上午十点站到下午四点。一九三九年庆祝五一节的仪式，同这没有变化。 第六章真相大白 《法西斯战犯审判记录》中出现的三枝，是否就是当时在陆军省防谍课满洲分室任室长的三枝正行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大连大和饭店闹腾间谍事件时，三枝在饭店露过面。无疑地他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熊工作”计划的。 我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请三枝正行说明一下事件的真相，于是就提出了同他见面的要求。这是因为：我对“熊工作”计划的全貌大体上弄清楚了，但是仍有一个疑团没能解开，那就是所谓的“莱欧” 究竟是何许人呢？ [六十四]三枝正行（十月二十四日访问）三枝：真的吗？苏联方面还保存着有关记录？我一点也不知道。 作者：在审判记录中曾提到过一个名叫三枝的人，是不是就是你呀！ 三枝：对，指的就是我，这回总算让你找到了。 作者：你从满洲到土耳其去，是为的什么事儿呢？ 三枝：宇多川对我说，你能不能到土耳其去一趟，帮助在那儿的立川和竹中干些事情呢？于是我就到土耳其去了。 作者：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有个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三枝：是的！听说这件事以后，我大吃了一惊。 作者：这个计划原先是斯波中校拟定的，在得到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的批准后，又同宇多川中校和朝鲜军司令部的大贯将隆商量后才确定下来。我想，在九段办事处工作的人和宇多川中校的谋略班也参加了计划的制定工作。 三枝：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形。宇多川只告诉我说，这是军部中央的方针。 作者：战争结束以后，你听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吧？ 三枝：听说了一点儿。 作者：是哪些事情呢？ 三枝：比方说，见到山口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起初，我是反对斯波的计划的，但是后来被他那股倔强劲儿给征服了。山口还说，据说计划提交到会议上讨论时，大家都反对。还是在陆相板垣讲了话之后才决定下来的。板垣认为这个计划还不错，可以干一下试试。 作者：你说的会议，是指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举行的陆军参谋会议吧？！除此之外，他还讲了些什么呢？ 三枝：听说冈边——就是当驻德武官的那个冈边，他在动身赴德上任之前，也听了关于这个计划的说明，他也感到很惊讶。到柏林之后，冈边把这个计划的内容告诉了大岛，大岛听的十分起劲，听完之后还哈哈大笑起来。 作者：在进行第二次暗杀活动的准备工作阶段，为使这一次获得成功，计划规模变得更大了吧？任命第五课课长川又英人为驻苏武官，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为驻意大利武官，并把在上海从事反共谋略工作的立川升派到土耳其去了。我认为，川又和唐山也是从侧面帮助实现暗杀计划的。这些人事安排，大概是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牵的线吧？ 三枝：这个叫我怎么说好呢？我了解的也没深到那种程度。三月中旬，我到伊斯坦布尔去了，在那儿见到了立川和竹中，听取了他们关于暗杀计划的说明。 作者：我知道为什么也让你参加暗杀计划的工作。大概是要寻找那个使第一次暗杀活动失败了的叫莱欧的人吧！你曾指挥过搜查莱欧的工作，所以宇多川便委托你来替他们抓到莱欧。我说的没错儿吧！ 三枝：有仓、竹中和长各部三个人，好象在伊斯坦布尔开了好几次会，要查明第一次暗杀活动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苏联边防军好象事先知道了越境计划而在等候暗杀队似的。为此，长谷部谈到了莱欧的情况，他怀疑莱欧这个人已经混到暗杀队里去了。他还表示，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第二次暗杀行动将被迫停止。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查明莱欧到底是什么人，便决定让我到土耳其去。 作者：莱欧好象确实是混进来了。他同驻在土耳其的“格别乌”的联络员取得联系，并且报告了暗杀计划的事情。 三枝：长谷部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我离开大连之前，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莱欧企图把一封信件交给他的一个中国人同伙，但是失败了。 那封信里写有一句话：“请监视我们！”这句话中没有用“他们”而用了“我们”这个词儿。长谷部根据这一点认为莱欧就藏在那伙俄国人中间。 作者：长谷部查清了莱欧是谁了吗？ 三枝：据说长谷部找阿列克谢·瓦尔斯基商量了一下，要他在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前，继续密切监视其他六个人的行动。 作者：这点也对鲍里斯·别济曼斯基说了吗？ 三枝：好象也对他说了。长谷部对他们交持说，从大连的大和饭店出发直到伊斯坦布尔莱欧即使混在里边也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长谷部还要求瓦尔斯基和别济曼斯基同他一起，监视另外五个俄国人的动静。 作者：当时的“亚洲丸”船的大副也跟我说过这件事。 三枝：好家伙！你调查的可真仔细呀！ 作者：大副还保证说，那几个俄国人都没使用过船上的无线电报发报机，也没和别的旅客搭过话。 三枝：所以，如果莱欧同苏联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那也只能是在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然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莱欧在到达伊斯坦布尔的一月十九日至一月二十五日这个期间同苏联情报机关联系上了。莱欧首先要联系的，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吧。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俄国人去过领事馆，也不可能打电话或者写信给领事馆。因为这样作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作者：照你这么说，莱欧即使是混进来，也根本无法活动了。 三枝：只能这样认为。不过，尽管如此，莱欧还是确实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了暗杀活动的全部情况。边防军那一天晚上竟然去防守向来不防守的地点，摆好了阵势等待入侵者。菜欧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同苏联情报部门取得了联系的呢？真奇怪！ 作者：关于莱欧，我只发觉一件事：菜欧在大连大和饭店企图与中国人同伙联系的信件中的署名是Leo，但是俄文字母表中并没有L 这个字母，发音相似的字母是Л。莱欧为什么在用俄文写的信里不写Лeo 而写Leo 呢？我想，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谁是莱欧也就可以搞清楚了。 三枝：署名确实是Leo。如果是署名，那就不能随便改换字体呀！ 作者：是啊！因为是署名嘛！所以即便是用俄文写的信，也不能写成Лeo。因为署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三枝：这么说，莱欧并不是俄国人！我没觉察到这一点，可真大马虎大 意了！ 作者：莱欧如果是个美国人，他的署名就不应当用俄文的Лeo 而要用Leo。再清楚点说，如果他是个德国人，而且名字是莱欧哈德（Leonliard）或者莱欧波尔德（Leopord）的话，他的爱称就是莱欧（Leo）。 三枝：但是他们全都是俄国人哪！既没有美国人也没有德国人。 作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本人是斯拉夫人种，然而却是在外国，比方说是在德国长大的，或者母亲是俄国人，而父亲是美国人。这样的话，他习惯于用英文或者德文来书写自己的名字，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三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参加第二次暗杀活动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用的是假名字？ 作者：除了别济曼斯基之外，其他的人在护照上用的全是假名字。这些假名字是他们自己各自选用的？ 三枝：不！斯波少校事先就准备好了的。 作者：我只知道格利希·留西柯夫叫阿列克谢·瓦尔斯基，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叫别济曼斯基，另外那两个人的真名和假名叫什么啦？ 三枝：瓦西里·斯米尔诺夫叫戈里高利·波苏别罗夫，阿伊扎库·泽列宁叫安德烈·雅科夫列夫。 作者：其中有一个人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吧？那不就是莱欧吗？ 三枝：不过，到了现在也没办法查对了。当时，不明来路的俄国人在哈尔滨窜来窜去。对于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和过去是干什么的，只能相信他们自己说的，没有办法搞清楚。 作者：对哈尔滨的俄国爱国主义同盟的五个骨干分子，当然是调查了来历的，并且认为他们是可靠的吧？ 三枝：哈尔滨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人令人怀疑是苏联间谍分子的。 作者：暗杀队出发之前，在大连的大和饭店里曾经发生了一起间谍案，那时候没再进行一次调查吗？ 三枝：当然调查了。当时曾经怀疑莱欧是不是就是列昂尼德·马尔哈库，对他进行了特别详细地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证据。 作者：列昂尼德·马尔哈库应该是在第一次偷渡国境时就被打死了，所以他不会是菜欧。 三枝：说老实话，在到达土耳其之前，我一直怀疑他。后来听说他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打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在剩下的那四个人里面恐怕没有莱欧了，总是这样半信半疑。 作者：我听一个当时在大连警察署当刑警的人说，苏联领事馆就在大连大和饭店旁边，每天都在监视饭店里的动静。看样子，在暗杀队出发之前苏联人就把他们盯上了。 三枝：这一点我也预料到了。在大连大和饭店里被捕的那个中国人如果不回去，苏联情报机关一定会怀疑在大连的大和饭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在当时，除了留西柯夫以外，谁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和干什么，所以我也就没有那么担心。 作者：大连的苏联领事馆当然要调查关东军收罗了七个俄国人，他们从大连港乘船出发，要到那里干什么呢？对于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到码头的候船室去查一下船期，很简单地就可以知道这条客船的目的地是意大利的那不 勒斯港。然后再通过莫斯科告诉在意大利的苏联情报机关，只要派人在那不勒斯港等候，就能够同莱欧接上头。我估计，苏联的情报机关正是这么干的。 三枝：我们也估计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再三地叮嘱长谷部说，到达那不勒斯以后，要注意是否有苏联特工人员跟踪。但是竹中和长谷部都一口咬定没有人跟踪或监视他们，而且在七个人里没有发现谁有可疑行为。 作者：这么说来，他们在那不勒斯没有联系上，而是在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后才接上头的罗！事情的经过情形是：希腊客船“泰勒斯号”开进伊斯坦布尔港的时间，是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他们下船后乘汽车离开港口住进了塔克西姆大街的诺勃托尼饭店。一月二十一日，暗杀队又在海港乘船向博尔加进发。苏联方面的记录说，莱欧在伊斯坦布尔同苏联情报人员谢苗诺夫取得了联系。问题就在这里，莱欧在什么时候同谢苗诺夫接上头的呢？ 三枝：第一次暗杀活动失败以后，暗杀队回到了伊斯坦布尔的诺勃托尼饭店。据说，当时长谷部、竹中和有仓三个人还开会研究了失败的原因。苏联边防部队为什么会在平时不大防守的地方出现呢？为此，长谷部提出了莱欧的问题，他怀疑是莱欧向苏联方面报告了。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象样的证据。 作者：据有仓说，后来暗杀队从诺勃托尼饭店搬到阿亚斯·巴夏大街的日本武官处去了，二月十日前后他们又去了德国。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德国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呢？ 三枝：大概是三月十日。我和立川、唐山三个人是二月十四日从日本动身的，到达伊斯坦布尔是三月十二日。那个时候暗杀队就藏在阿亚斯·巴夏大街的武官处里呢。 作者：有仓还说，他们到德国去是为了同斯特凡·邦德拉的乌克兰独立运动汇合，是这样吗？ 三枝：噢，有仓是这样说的吗？实际上他们到德国去，是要在党卫军的特种训练学校中接受训练。大岛和竹中为此事还分别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舒伯特举行了会谈和协商。当然也有躲避土耳其秘密警察耳目的考虑。 作者：在那以前，大岛和竹中中校曾经在乌克兰独立方面的工作与德国国防军的外国情报局进行过合作。可是他们为什么没向我谈过这方面的事呢？ 三枝：战后听冈边说，卡那里斯提督不主张搞个人恐怖活动，所以不能指望他帮助，于是便要求希姆莱给予帮助了。 作者：舒伯特到阿亚斯·巴夏大街的武官处去，催促你们转移到冯·什伯特道尔的宅邸去。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转移呢？ 三枝：在转移的两、三天以前，舒伯特到伊斯坦布尔来了，他让驻在伊斯坦布尔的谍报员侦察苏联情报组织的动静。侦察的结果发现，武官处已经处在苏联方面的监视下了。为了隐蔽起见，转移了。 作者：听说当时有一个监视武官处的土耳其人失踪了。 三枝：那是舒伯特手下的人悄悄地摸进去，把那个土耳其人塞进汽车绑架走了。我们乘这个空隙，从武官处溜出来转移走了。 作者：看起来正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莱欧才一直没能接上头。在那以后你也在监视他们吧？你感到谁比较可疑呢？ 三枝：当时我曾经想过或许就是列昂尼德·马尔哈库，并且对莱欧是否混在这些人里面一直没有把握，到最后也没能搞清楚。如果确有把握证明莱 欧混了进去，暗杀计划就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这四个人全都有问题。 作者：你好象什么时候说过留西柯夫是被莱欧干掉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由于莱欧的报告，留西柯夫才被打死了呢？ 三枝：是这个意思。那一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天，我同立川少将、竹中和长谷部四个人，从一大清早起就围在收音机旁边，把频率调到莫斯科电台的短波广播以后，就凝神屏气地准备收听斯大林临死前的声音。 上午八时整——伊斯坦布尔的时间比莫斯科早两小时——在播完《国际歌》之后，广播员宣布开始转播在红场举行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实况。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里传出了斯大林略带嘶哑的讲话声。斯大林在讲话时音调平淡，似乎没有什么感情。当时一想到将要听到斯大林临死时的惨叫，我的身子抖个不停。 但是斯大林平安无事地讲完了话，庆祝活动也按原定计划在莫斯科时间下年四时整结束了。我们四个人好象虚脱一样发了一阵儿呆，有好半天谁也没讲一句话，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混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 还是竹中先开了腔，他说：“真把我饿坏了，咱们到饭馆去吃点烤羊肉串怎么样？”听了他的话，我们都大笑起来。 战争结束以后，我有好几次作梦都梦见了这种场面。不过梦里面的暗杀是成功了的，从收音机里传出了炸弹的爆炸声、斯大林的惊叫声和广播员的呼喊声。我混身颤抖，汗水直流。暗杀取得了成功本来应该高兴，可是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好像脚下的大地在不断下沉，并且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整个地球都要崩溃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感觉顿时袭上心头。 作者：你们怎么知道暗杀失败的原由是因为莱欧向苏联报告了呢？ 三枝：是战争结束以后冈边告诉我的。听说谢莱贝尔希曾对冈边说过，暗杀没有成功是因为内部出了奸细。听了这番话，冈边才想到了莱欧。但是直到今天也搞不清究竟谁是莱欧。 [六十五]对大伴金吾的调查（十一月一日）大伴金吾是真田春吉的秘书长。我怀疑他很可能就是长谷部太郎，所以请求大东京信用调查所对他进行了身世的调查。 大东京信用调查所的调查报告分为简历、现在的工作、家属、朋友和性格等几部分，下面转载的仅仅是简历的内容。这份报告是我在采访三技正行一个星期以后收到的。大伴金吾（六十八岁）简历：一九一○年十一月三日生于熊本县球磨郡深田村，从事农业，是农民大伴金作的第四个儿子。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毕业于熊本县球磨郡深田村寻常小学校。 同年五月十五日，在大阪天满桥南面的干松鱼批发商“丸定号”当学徒。 一九二四年从“丸定号”退职。（具体日期不详）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大阪市北区加入皇道同志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因为犯有打入和伤害罪被捕入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东京都荒川区千住成立“勤皇赤心队”。 一九三○年六月二日——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因杀害无产大众党的党魁乡司英助而服劳役。 一九三六年五月，去上海建立“神皇社”。 一九三八年一月，回到日本，在东京的九段建立“东亚同志会”并担任会长（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东亚同志会”解散。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组成“锦旗会”东京支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担任关东江湖艺人公会的理事。一九五○年（具体时间不详），参加三枝机关？一九五七年，在“远东情报服务社”当董事。 一九六○年六月，参加全日本露天商贩联合会的成立工作，后来担任该联合会的理事。 一九六一年五月，在日韩贸易调查会任理事。 一九六五年四月，参加“日本锦旗会”的成立工作，后任该会副会长。 [六十六]大贯将隆（十一月四日采访）在弄清莱欧是何许人之前，我打算见一下可能了解真相的大贯将隆，把我对于“熊工作”计划的问题归纳一下。我提出于访的要求后，大贯爽快地答应了。在采访之前，我把手中所有的资料都给他看了。 大贯：调查搞得这么深入，费了不小的劲，真令人佩服呀，说老实话，我原来还认为这件亭设法查清呢。 作者：我已经调查到这种程度了，你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全对我说了吧！ 有几点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呢。 大贯：举例说是哪几点呢？ 作者：首先是，为什么不从满洲潜入苏联，而把暗杀队特地送到土耳其，让他们从那儿偷越国境呢？ 大贯：斯波中校最初的方案，是从满洲向赤塔方面潜入。但是在同留西柯夫商量时，他认为这个方案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而表示不同意。他说，在赤塔方面的苏联边防军的防守比较严密，况且即使潜入能够成功，在乘火车通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之前，也会被检查出来。退一步讲，就是能够到达莫斯科，似乎也没有袭击斯大林的机会。 作者：所以才改变计划，从土耳其向高加索方面潜入，袭击住在索契别墅的斯大林了吧？ 大贯：这是留西柯夫的主意。因为他认为与土耳其交界的苏联边境地区警戒的比较松，偷越容易成功，留西柯夫还说如果由他来干的话，就更容易成功，因为他对这个地区的地形是熟悉的。 作者：但是，你们怎么能提前好几个月就知道斯大林何时会在索契的别墅呢？ 大贯：这一点你不清楚？ 作者：对，我不大明白。 大贯：斯大林的父亲是一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的，就埋葬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听留西柯夫说，从一九三○年起，每隔三年，斯大林都在父亲忌辰那天回哥里去扫墓，一九三九年的忌辰，斯大林也一定会回去。另外，每次扫墓以后，斯大林总要到索契的别墅去住几天，还要在马采斯塔温泉静养几天，这已经是老规矩了。 作者：我根本没想到，这还会与斯大林父亲的忌辰也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让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也参加暗杀队呢？ 大贯：让他当一名翻译，可以沟通日本人同俄国人之间的联系。宇多川说这个人挺可靠。 作者：再加上让哈尔滨的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五个人参加。这是十月中旬的事情。而且还委托满洲国外交部的西野忠发给他们护照和办理前往意大利的入境签证。他们使用的假居住证明和假身份证件，是斯波中枝让户山原的陆军科学研究所伪造的吧？ 大贯：听斯波说，这些假证件都出自筱田博士之手。 作者：还有一件事我也不清楚：你们怎样同柏林方面互相联系呢？好象没有通过参谋本部第二部。而且如果用普通的书信或者电话联系，有可能泄密，让交通员办又太费时间。 大贯：真的不知道吗？你好好想一想。 作者：为了在柏林设立月机关，竹中广一少校是在九月初从东京动身的。 当时，虽然已经确定了暗杀斯大林的方针，但具体做法还没有定下来。是否需要竹中的帮助，也没决定下来。所以，竹中从东京出发的时候大概什么也不知道。 关于暗杀的具体计划，我想是在斯波中校到满洲国去的九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这段时间里决定下来的。当时，已经决定要把留西柯夫为首的暗杀队送到土耳其去，这样就需要在欧洲有人帮助。所以要求预定九月二十八日出发的驻德武官冈边熊四郎给予帮助。事情的梗概简略他说就是这样，我认为这大体上符合事实。 在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去柏林之前，冈边在大连的大和饭店，同斯波中校、宇多川中校还有留西柯夫碰过头，有这件事吧！？ 大贯：说实在的，当时，他们也把我叫到大和饭店去参加了他们的会议。 宇多川中校和留西柯夫在会议上说明了暗杀斯大林的方法，并希望冈边在暗杀队从上耳其潜入到索契这段期间给予协助。 冈边答应给予帮助。同时约定，在准备就绪以后，他就拍发一封“请寄皮斗篷来”的电报。 作者：我明白了。为了便于进行联系，决定使用驻在华沙的满洲国领事馆同满洲国外交部之间的联络渠道。因为各国的情报机构对这条渠道都不大重视，所以不必担心会被窃听。对不对？ 大贯：你说的完全对。当时，怎样才能确保同柏林的联系问题，很使我们头痛。因为德国人当时不但抄收武官处的无线电报，有时候还偷拆武官和助理武官的私人信件。如果用派信使的办法来防止泄密的话又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宇多川中校想出了利用满洲国外交部的主意。 作者：一九三八年十月，甘粕正彦作为满洲国友好代表团的副团长，正逗留在欧洲。在归国途中，甘粕在香港访问了“亚洲丸”，我想，当时他是知道：“熊工作”计划的内容的。 可是，甘粕是七月底从满洲国出发的，所以，他当时肯定不会知道有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到了柏林以后，可能是冈边把这个计划的内容告诉了他。 据说甘粕与冈边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毕业生，而且都喜欢搞谋略工作，是冈边把暗杀计划告诉了甘粕的吧？！ 大贯：在过了好久以后，有一次我见到甘粕时，同他谈起了暗杀计划的事儿。甘粕说：“为了参加欢迎冈边到武官处任职的仪式而到柏林去的时候，冈边把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情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大吃了一惊。”甘粕受 冈边的委托，同在华沙的满洲国领事馆的川藤章三中校取得联系，并且向在意大利的柏本俊介说明了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作者：柏本俊介的任务是什么呢？ 大贯：想要走从那不勒斯到伊斯坦布尔这条路进人士耳其，让他向上耳其方面活动，以便让那不勒斯的土耳其领事馆尽快发入境签证。 作者：一九三九年三月，唐山到罗马去接替了柏本的工作。当时分配给唐山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大贯：那已经是第二次暗杀活动时候的事儿了。唐山安夫在听了暗杀计划以后表示完全赞成，但是他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 作者：“熊工作”计划是以你、斯波中校和宇多川中校三个人的商量开始酝酿的，在得到当时的第二部部长山口和第八课课长唐山的默许之后开始实行的。与此同时，在柏林，以冈边武官为主，大岛大使、竹中少校和甘粕正彦等人也都在作准备工作。有不少人并不知道“熊工作”计划的内容而帮了忙。这个计划，是日本陆军创建以来一件大规模国际性的谋略，如果获得成功，炸死张作霖等事件都会变得暗然失色。但是在七名俄国人中混进了一个名叫“莱欧”的苏联情报人员，由于他的报告，这个计划失败了。 大贯：从留西柯夫的供词中知道有此人，并且了解到三枝要寻找的那个莱欧，可能就混在七个俄国人中间时，已经是要出发之前的事儿了。当时，我和斯波都住在大和饭店，听说了这件事后，我们认为继续干太危险了，必须立刻停止执行计划。但是宇多川和留西柯夫却主张按原定计划执行。因为我对莱欧是否混了进来也是半信半疑的，所以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 作者：由于硬要干，所以招致失败了吧？ 大贯：长谷部回国之后，我曾听过他的汇报。长谷部说，在俄国人中似乎还是混进了一个叫莱欧的，是他向苏联报告了暗杀队的情况。 作者：你认为莱欧是谁呢？ 大贯：我敢断定说，留西柯夫就是莱欧！ 作者：这可是太有意思了，你的根据是什么？ 大贯：留西柯夫是第一个说确实有莱欧这么个人的。在那以前，谁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张鼓峰事件之前，曾经进行过那么大规模的搜查，但是也没有能找到线索。对于姓高的那个人也是这样。由此看来，也可以怀疑留西柯夫的供词有问题。 作者：你的意思是说，留西柯夫扯谎了吗？ 大贯：也许是伪装逃亡。进一步说，能够证明他是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司令员格利希·留西柯夫的证据，只不过是一张身份证而已。而那个身份证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给的，可以随便填写嘛！ 作者：我记得在上次采访时，你曾说过你认为留西柯夫的叛逃是真的。大贯：我那样讲是为了遮羞嘛！在留西柯夫刚刚叛逃时，我确实认为这是真的，后来听了长谷部的话以后，我以为他可能是伪装叛逃。 作者：留西柯夫如果假装叛逃，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大贯：比如说，向我们提供假情报啦，骗取我们的信任，然后再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等等，都是他的目的。在取得了我们的信任以后，他表面上伪装成同我们合作的样子，暗地里却使用莱欧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要同苏联的情报机关取得联系。 作者：你认为留西柯夫就是莱欧，对吧？ 大贯：另外六个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所以只能这样认为。我们被这个自称是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司令的留西柯夫巧妙地骗了一道。 真正的留西柯夫可能已经被他们逮捕并且处死了。 作者：我持另外一种看法。 大贯：你怎么看呢？ 作者：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还要见一下长谷部太郎，听他谈一谈。 这个叫莱欧的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大贯：已经调查这么深了，请你自己再去调查调查吧。作者：好吧！我大体上已经有些把握了。 [六十七]大伴全吾（十一月五日电话采访）能够向我提供查明莱欧身份的线索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长谷部太郎。收到信用调查所的报告之后，我确信，大伴金吾这个人就是长谷部太郎。 大伴金吾怎么也不肯让我去采访他，我想。如果在电话里谈到长谷部太郎的事，没准他还会勉强答复我一些问题吧。 大伴：你连我曾经叫过长谷部太郎的事都知道了。一九三○年，我因为杀了无产大众党的乡司英助而蹲了监狱，出狱之后，我就改名叫长谷部太郎了。 作者：从发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长谷部太郎经常是抹很多发育，头发梳得很整齐。上次见面的时候，看到你虽然上了年纪，但是头发厚密，而且上面还抹了很多发膏，我心里想，你可能就是长谷部太郎。 大伴：你谈到发型，这是我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不这样，心里总是不大舒服。 作者：你说什么？声音太小听不清楚大伴：我是说留这种发型是我的习惯。 作者：有点对不起！后来我还委托信用调查所查了查你的经历呢。 一九三六年五月，你到上海去过，一九三八年一月，你在东京组织了东亚同志会，对不对？ 大伴：对。 作者：一九三七年年底，斯波中校从上海特务机关调到参谋本部第五课工作。斯波中校留下来的日记说，他参加过东亚同志会的会议。我们由此知道了你和斯波中校是认识的。恐怕你们是在上海认识的吧！？ 大伴：是这么回事。那时我在日本无法谋生，所以流落到上海去了。在上海，是斯波中校拉了我一把，给了我许多照顾。斯波这个人刚强直爽、而且还特别用功。当时我对他感恩戴德、愿意为他效犬马之劳。所以后来斯波调到参谋本部工作，我也紧跟着回到东京来了。 作者：东亚同志会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解散了。斯波中校出席了解散仪式，三天以后，你陪着他到满洲去了。看样子长谷部太郎，也就是你，为了能够到宇多川中校手下参加“熊工作”计划，所以才解散了东亚同志会。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大伴：是斯波中校命令我到满洲去的。那个时候，我还经常到九段的办事处去。你知道这个地方吧？ 作者：知道。 大伴：这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谍报机关。 作者：张鼓峰事件后不久，你出现在宇多川中校身边：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你和俄国人一道出国；到第二年的七月或者是八月，你又回到宇多川中校身边工作了。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露过面。 也正是在几乎同一时期里，你的简历有了空白，因此，我坚信你就是长谷部太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你在东京成立了锦旗会东京支部，这是斯波中校因车祸刚死不久。因为失去了斯波这个靠山，所以你才同在满洲认识的真田春吉搭上了伙儿，对吧？ 大伴：听说我日子不大好过，锦旗会的会长就劝我说，你就到锦旗会来吧。作者：后来，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或者是一九四八年左右吧，有人在东京新宿的市场里看到过你。当时，你的权势可真不小，说一不二啊！同时，你还在真田手下当上了关东江湖艺人工会的理事。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我确信你就是长谷部太郎。 大伴：你讲的确实不错，有那么一阵儿我是叫过长谷部太郎的。所以我才问你那又怎么样！我在好多地方都听说你在调查“熊工作”计划。这些全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作者：我并不想去评价这件事好坏，我要了解的是莱欧的事儿。 大伴：如果我不想说呢？ 作者：那我就要公布有仓总业公司为了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而向韩国政界提供非法捐款的事。 大伴：你这是吓唬人吧！ 作者：是不是吓唬人，让咱们走着瞧。 大伴：你真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小家伙！那么好吧，明天五点钟你到成城车站前面的PS 茶馆来一趟吧。 作者：好吧，到时候我一定去。 十一月六日，我同大伴金吾在约定好的地点见面了。大伴来的时候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在我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摘过帽子。 作者：把你叫到这个地方来，实在对不起。 大伴：这说哪儿去了，不必客气。你的干劲倒是满大嘛！ 作者：如果不提三海重工业公司的事，看样子你是决不会对我说实话的。 大伴：三海重工业公司的事你知道多少呀？ 作者：我在追踪留西柯夫的消息的时候，发现了还有个代号叫“熊工作” 计划的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这样一来，在我开始调查的时候，大贯将隆和三枝正行还是挺帮忙的，可是后来他们都突然对我冷淡起来了。我想，他们这样做恐怕是要隐瞒“熊工作”计划的真相。有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熊工作”计划的内容就是广泛公开了，既不会危及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地位，也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照理说没有必要再隐瞒事实真相了嘛！ 但是到了八月份，当我向有仓提出采访的要求时，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且对我说了许多事情的内幕情况。在那以后，大贯和三枝也对我说了些真实情况。 他们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想得很多。大贯、三枝和有仓都曾问过我，“你是不是另有目的呀？”这句话给了我一些启示。他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还另有目的，他们就不能谈事件的真实情况。 他们三个人所说的“另有目的”指的是什么事呢？ 我在六月份曾经找到大贯和三枝，向他们了解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当时，为了与三海重工业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有仓总业公司同帝国重型机械公司竞争得很激烈。所以你们作出判断，认为我之所以调查暗杀斯大林计划，是受帝国重型机械公司指使的。所以大贯和三枝都想了解我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你们一定会认为，我是要调查你们那伙儿人的事。 大伴：“你们这伙儿人”指的都是谁？ 作者：有仓、柏本、真田、大贯、三枝，还有你。柏本是日韩议员联盟的副主席，大贯是日韩贸易调查会的顾问。三枝与韩国也是老关系。柏本和宾田在暗地里积极促进建立合营企业的谈判，你和三枝的远东情报服务社、日韩贸易调查会以及有仓总业公司都有联系。从前，你们这些人在暗杀斯大林活动中是相互合作的。战后，在韩国问题上你们也合作过，总想把与三海重工业公司合营的事情谈妥。你们真正想要对我隐瞒的，是关于合营企业谈判的幕后工作。 八月二日到八日，有仓从大阪到汉城去了。那时我已经有所察觉。我认为，真田那个时候去大阪旅行，可能是要同有仓一块儿去汉城，我已经揪住了暗杀斯大林计划的尾巴，所以就缠住你们。六月到八月这段时期，是建立合营企业工作最关键的时期。 大伴：好家伙，你已经知道那么多了！那么我就对你说了吧。当时，我们还认为你是帝国童型机械公司派来的探子呢！我们想，帝国重型机械公司调查我们历史上的情况，是打算利用舆论机关整我们吧！？“熊工作”计划的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不能够自由地办理同三海重工业公司合资经营的事情了。而六月份正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最重要时刻。 我们委托信用调查所了解了你的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你似乎同帝国重型机械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要搞清楚“熊工作”计划的真实情况而已。所以我们便打算等合营公司的工作大体上决定下来之后，再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早些同你脱离关系。 作者：我到处搞暗杀斯大林计划的调查，一定给你们这伙儿人添了不少麻烦吧！？ 大伴：恐怕你对合营企业工作的内幕情况也有所了解，不过你究竟知道多少这方面的情况呢？ 作者：我了解的也不多。但是宣传报道界还不知道三枝和大贯与合营企业有瓜葛啦、你们这伙儿人曾经参加过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活动啦，等等。如果我把这些事情捅出去，新闻报道界人士就会争先恐后转移到这方面来，即弄清楚暗杀斯大林计划的真相，同时也会调查你们这伙儿人过去干的事情。 这样各种丑闻就非暴露不可。 大伴：那可就糟了！总要想个办法同你妥协呀！ 作者：国会里现在正在辩论合营企业工作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人会去弄清这个问题。只要把晴杀斯大林计划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我倒是很高兴地同你们断绝来往。 大伴：好，我明白了！你要问我什么事情呢？ 这次采访，是因留西柯夫逃亡事件而引起的调查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一个总结，内容全是关于莱欧的事情。 在回答问题时，大伴金吾常常沉缅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竭力想回忆 起当时的一些细节。以前的那种侍理不理的态度，不知不觉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者：据说在德苏战争时期，莱欧在德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所以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后来，宇多川被关押在赤塔集中营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三个人把他带走了，他指着其中的一个人说：“就是他！所有的事都是这个家伙搞坏的。”我想这个人可能就是莱欧。 我非常想知道，在留西柯夫、别济曼斯基、斯米尔诺夫和泽列宁这儿个人中，到底谁是莱欧呢？ 大伴：我到现在也没弄清谁是莱欧。 作者：可能是这样：莱欧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情报人员，他在到满洲之前曾活跃于德国。而从Leo（莱欧）这个名字的写法来看，他在德国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因此，虽然还不清楚他在德国使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但很可能叫莱欧哈特或者莱欧勃尔特，莱欧只是个爱称。 也就是说，他在去满洲之前是住在德国的，使用的名字叫莱欧哈尔特或者是莱欧勃尔特，这个人就是所说的莱欧。 大伴：听了你这番话，我还是弄不清他去满洲之前的经历等情况。 作者：那么在这四个人里面有谁会讲德语吗？ 大伴：我知道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会讲德语，他还会英语和法语；但是他在德国呆过没有，我并不了解。 作者：是别济曼斯基吗？ 大伴：对！留西柯夫也曾经怀疑过他，但是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留西柯夫同你一样，也认为莱欧可能是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德籍俄国人。他只凭在大连的大和饭店的卫生间里发现的那封信的落款，便说真正的俄国人是不会这样署名的。 作者：噢？留西柯夫也觉察到这点了？ 大伴：留西柯夫曾经要求说，让他同别济曼斯基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监视着别济曼斯基。所以，别济曼斯基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举动，他都会觉察的。不管怎么说，留西柯夫是“格别乌”的一名专家呀！ 作者：别济曼斯基会不会利用一种留西柯夫也不容易发现的办法来进行联系呢？ 大伴：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今天也没有办法搞清楚。 作者：别济曼斯基是否用过莱欧哈尔特或者莱欧勃尔特的名字，你们调查过吗？ 大伴：设法儿核实。当时，对那些住在满洲的俄国人的简历等情况，是无法调查的，只能相信他们自己说的了。 作者：咱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我想，如果莱欧没有能接上头的话，则是驻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联情报机构同莱欧联系上了。 大伴：莱欧如果不报告，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联情报机构是无法知道我们的行动的！ 作者：那倒不见得。他们会知道的。在满洲的莱欧的组织收到莱欧的报告以后，把一个中国人派到大和饭店里去了。如果这个中国人伙伴不回来，他们必然要到饭店去调查，此外，日军招募了七个俄国人，这些人已经从大连港坐“亚洲丸”客船出发，他们的头头莱欧也混了进去，这些事他们都向莫斯科报告了。 接到报告以后，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定会给“亚洲丸”客船停靠的各个地方的下属机构发布指示，要他们把这七个人上岸的地点搞清楚。所以我认为，从那不勒斯开始，你们就被苏联情报机关给盯上了。这样的话，就是苏联情报机关同莱欧联系上了。 大伴：话虽这么说，但是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四个人整天呆在屋子里不出门，也没有电话打进来，信就更不用说了。每次转移的时候都是集体行动，也没有陌生人同他们说过话。恐怕就连苏联的情报人员，也不知道这四个人里谁是莱欧。 作者：但是，苏联的情报人员也许知道莱欧的相貌和特征的。 大伴：在离开大连之前，全体人员都进行了化装，可以说是面目皆非了。 作者：噢，还有这么回事儿啊！那么莱欧一定也是化装了吧？但是，既然没有人来搭话，也没有收到电话和信件，莱欧怎样才能知道谁是苏联的情报人员呢？ 大伴：可能是打手势了。 作者：那样干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吗？你等一等。对了，即便是不打手势，如果利用只有莱欧和苏联情报人员才明白的暗号也可以嘛！如果能够搞清楚他们的暗号是什么，那也就会知道莱欧的真面目了。当然，你们呆在屋子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打暗号进行接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出了房间以后，在大庭广众面前，他们会不会使用别人不易觉察的暗号进行联系呢？在转移的过程中间，没发生什么事情吗？劳驾！请您仔细回忆回忆。 大伴：嗯，有道理。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在伊斯坦布尔港口的时候，一个手拿照像机的人曾经到我们这几个人跟前来过。不过他是个英国人作者：他是什么样的人？ 大伴：有一次，我们从伊斯坦布尔乘船要到阿尔哈比去。刚要上船的时候，有一个手拿照像机的男人凑到我们眼前来，所以竹中急忙把他撵走了。 作者：请你再详细地谈谈这件事，好吗？ 大伴：因为留西柯夫说那个男人不是俄国人，所以我们也都没有太注意这件事。留西柯夫说，那个人可能是旅行的英国人。那个男人的身旁放着一只大皮箱，皮箱的盖上贴一张英国国徽，留西柯夫看到这个国徽就判断出他是英国人，所以大家都佩服他。 作者：除此而外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大伴：再没有了。喂，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样感兴趣呢？ 作者：后来那个英国人又怎么样了呢？ 大伴：竹中撵他走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悄悄地溜走了。而且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作者：我想提个怪问题。在土耳其的时候，你们看见过狮子（Lion）吗？ 大伴：什么狮子，就是有“百兽之王”之称的那个狮子吗？当时我们没有功夫到动物园去。 作者：不一定是活的狮子，死的狮子、狮子皮革、带有狮子图案的画等等，只要是与狮子有关系的什么都行。大伴：噢，是这样啊？嗯对了！ 在伊斯坦布尔开往阿尔哈比的轮船上，有一个土耳其人把用狮子皮制作的椅垫、褥垫等货物摆在甲板上，供人们随意选购。作者，还有别的情况吗？ 大伴：别的事儿吗想起来了！头一次入侵失败以后，我们回到伊斯 坦布尔在一家饭店里准备订房间时，紧跟着进来一个女人，怀里还抱着个小狮子。她要求开一个房间，但是被登记处的服务员拒绝了。为此，她还和服务员吵了一架。 作者：还有呢？ 大伴：我记得停在武官处前面大街上的一辆汽车上，也挂着一面带有雄狮子头的小旗。 作者：还有没有？ 大伴：就这些了？你问这些事情有什么问题吗？作者：现在我知道谁是莱欧了。 大伴：真的么？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作者：联络暗号恐怕就是Lion（狮子）了。 大伴：Lion（狮子）是联系暗号？ 作者：对！莱恩或者也可以叫作狮子。你还记得别济曼斯基左手腕上刺有狮子的图案吧！？ 大伴：当然记得。到了那不勒斯之后，虽然天气并不怎么热，可他总是穿短袖衬衫作者：刚才我对你说，莱欧可能是德国人莱欧勃尔特或者菜欧布尔特的爱称，看来这种说法是错了。在拉丁文中，莱欧就是莱恩也就是狮子的意思。 狮子这个词在德文中是莱贝，在俄文中是莱夫，而英文则叫莱恩。在德国也把狮子叫莱欧的。 由此看来，莱欧这个名字是根据别济曼斯基手腕上那个狮子图案而起的绰号。这个名字是首领和大人物的意思，与大个子别济曼斯基也比较符合。 大伴：这我可设想到。 作者：在伊斯坦布尔手拿照像机走近你们的那个人，恐怕是个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他的皮箱上贴着的英国国徽的图案也是狮子吧！ 大伴：听你这么一解释，觉得还有点道理。 作者：英国国徽上有狮子的图案，莱欧的绰号是狮子。他一看到这个图案，他立刻就会知道拿箱子的人是苏联的情报人员。在开往阿尔哈比的轮船上那个卖狮子毛皮制品的土耳其人，跟着你们进到饭店的抱着小狮子的女人，挂着有狮子头图案小旗的汽车，这些都是接头暗号，这一切告诉莱欧： 这里有苏联的情报人员。 与此同时，这些苏联情报人员看到别济曼斯基左手腕上刺的狮子以后，立刻也就会明白他就是莱欧。大伴：不过，你说的这些只是他们相互验证对方的身份，互相加以确认，莱欧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事情报告给苏联情报机关啊！ 作者，苏联的情报人员就在跟前，对别济曼斯基的一举一动都在密切地注视着。连别济曼斯基扔个擤鼻涕的纸团，他们也要捡起来看看的。 大伴：当时，我们自己也都互相监视着，谁扔了纸团肯定是会被发现的。 作者：要是他扔了纸团而别人又不感觉奇怪呢？ 大伴：有那种东西吗？ 作者：如果他把擦鼻涕的手纸扔了，怎么样呢？ 大伴：谁也不干这种粗卤的事情。 作者：如果他把废纸团起来扔掉呢？ 大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唉呀，想起来了！别济曼斯基烟瘾特别大， 他经常扔香烟头。 作者：联系信不可能写在香烟头上，空烟盒怎么样呢？ 大伴：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都扔到纸篓里去了。 作者：对，问题正出在空烟盒上。他可以蹲在厕所里，把联系信写在空烟盒上嘛！别济曼斯基把信写在烟盒的内侧，然后装上香烟，等烟抽完了之后，他就把空烟盒扔在就近的垃圾筒里。尾随他的苏联情报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就要从垃圾筒里把空烟盒捡出来。 大伴：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对此，我们一直未觉察到作者：时至今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而且一直也未能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别济曼斯基就是莱欧，他是利用在空烟盒上写字的办法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联系的，这是我推断出来的。 不过，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是真实的，而且由于莱欧的积极工作，这项计划遭到了失败，这也是个事实。 今后的史学家们也都会这样写的。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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